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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联合国高层-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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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得靠自己，作为担任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司长刚刚三四个月的我，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战斗。
我仔细研究了基布里亚等人视为尚方宝剑的联大３７／２１４号决议，发现该决议并非如某些人宣扬的权力下放就是一切，而是在责成秘书长检查权力下放进展情况的同时，强调必须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来探究权力下放的可能性，等等。可见，基布里亚等人是各取所需地解释这个决议案，我的心里便踏实了许多。我又研究了１９６０年以来的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关于权力下放给五个区域委员会的一系列决议，特别是联大３２／１９７号决议，发现技合部该下放的项目已经下放，未曾下放的都是不应该下放的。不过，我也清楚，有了这些决议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决议毕竟是人作出来的，是可以设法改变的。
巧妙迎战企图夺权的地区委员会（2）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５日，工作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区域委员会都派得力的官员来参加，亚太经社会来人最多，技合部由我和另一位司长戈麦斯出席。会议一开始，首先讨论的就是方案和项目的下放问题。我代表该部作了发言。我着重指出：“在目前联合国系统各机构遭受重大财政困难之际，当务之急是提高工作效率，以及把钱用得得当，这也是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号召的精神实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诸如３３／２０２，３４／２０６，３５／２２３，以及特别是３７／２１４号等几个决议，都强调指出，权力下放只是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方法之一。技合部愿与各机构一道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并愿与大家一起根据联大３７／２１４号决议逐节、逐条来详尽地审议必须采取的措施。”最后，我表示：“技合部愿与大家一起为拟出工作组的报告作出贡献，这个报告应该指出哪些领域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为此，工作组还应该讨论诸如集中权力、权力下放、加强管理与业务功能以及列出哪些方面需加强监督和控制，以利保证秘书长的全面领导。”
这是一篇以攻为守的发言，内容无懈可击，在座的区域委员会的代表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接着，戈麦斯向与会代表说明，根据联大决议，技合部已将区域、次区域以及区域间项目的执行权下放给区域委员会，现在该部执行的国别项目是根据联大决议行事的。况且开发计划署强烈反对区域委员会执行国别项目，因为它们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作为不久前从开发计划署调到技合部的司长，他这个发言是强有力的。
在短兵相接的辩论之中，我和戈麦斯论据充分，寸步不让，使对方无还手之力。最后，法律事务部的代表从法律角度表示，技合部现在执行国别项目的依据是联大３２／１９７号决议，如果区域委员会要把这些项目的执行权拿走，则需首先更改联大３２／１９７号决议有关章节；在未更改之前，这些项目的执行权属于技合部。于是，与会的五个区域委员会的代表没有人再能理直气壮地发言了。工作组主席的结论性发言中，只一般性地提到会议注意到各方观点并记录在案，供起草报告时参考。显然，主张权力下放的人一无所得。我们在会上顶住了压力的消息传回技合部，大家非常高兴。
正常情况下，按照联合国官员的高度法律意识，五个区域委员会针对技合部的权力下放的活动应该就此偃旗息鼓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基布里亚这位执行秘书并未罢休。大约是１９８６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夏季经社理事会全会上，不明真相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法里德（Ｓｈｕｋａｔ Ｑａｚｉ Ｆａｒｅｅｄ）发言，指名要求技合部将权力下放，将所执行的国别项目下放给区域委员会。他的发言很突然，凭我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显然是有人想搞与此有关的提案，这是先期的舆论准备。我当时代表技合部参加该会，由于是政府代表的一般性辩论，未能举手要求说明情况。很巧，法里德是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参赞，在纽约我就与他认识。我便立即到他席位上去找他，问他知不知道技合部是在包括他所代表的国家，即巴基斯坦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成立的；并向他说明，技合部应该下放的项目都已下放，现在执行的国别项目如果下放，它将面临解体的危险，等等。他吞吞吐吐、支吾其词地表示，他自己并不了解情况，是基布里亚要他作此发言的。我即向他指出，如果再听到关于要技合部将权力下放的发言，我将要求在会上作出说明。他表现出有些尴尬，之后，未再就此问题发言，决议草案未见出笼。法里德在巴基斯坦常驻代表团任期届满后留居纽约，后来进入联合国秘书处。１９９６年我们到纽约探亲时，他是人道主义事务部的司长，其后调任联合国机构间事务办公室的司长，现为联合国系统行政长官协调委员会秘书处司长。
由于联合国的财政情况恶化，联合国秘书处及附属机构内部争资金、争员额的斗争加剧，除去区域委员会外，联合国其他一些附属机构也常打技合部的主意，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声称该部的某些项目应由它们执行，等等。对此，作为主管政策的司长，我都及时做出反应，讲明情况，予以驳回，直到１９８８年１月我在技合部任职期间，未曾从我手中失去属于该部的任何一个方案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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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权部门的权威人士面对面（1）
前文已介绍过，技合部职员的薪金来源有两个：联合国的经常预算和从执行项目中收取的占援款１３％的行政费，二者约各占一半。但后者，即行政费的收入随着项目的多寡而起伏，是不稳定的。
在联合国总部，秘书长办公室、发展与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及财政厅、人事厅等是掌握实权的部门，在秘书处内，一般将它们统称“中央行政”。技合部成立后的第一任副秘书长杰马科耶在任时，“中央行政”曾强加于该部一些极不合理的安排。例如，秘书处的人事厅、财政厅、图书馆等单位的４４个职员的薪金划由技合部的行政费支付。这些职员不是技合部的人，与该部工作无直接关系，技合部每年为此额外支付约２００多万美元。又如，秘书处办公室的租金是由联合国经常预算统一支付的，技合部是秘书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办公室的租金也理应如此，但财政厅将这一笔每年７０多万美元的开支划由技合部行政费负担。毕季龙副秘书长接任后，不得不继续上述不合理的安排。尽管如此，经过从１９７９年下半年至１９８０年的内部整顿，技合部消掉了遗留的赤字，１９８１年财政盈余４１０万美元，有以下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０日联合国纽约总部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闻为证：
“１９８０年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向１５０个发展中国家所执行的项目总价值为１３４００万美元，与１９７９年１０１００万美元的总价值比较，增加了３４％，与已批准的项目预算比较，完成率１９８０年为８５％，而１９７９年为７０％。”
但是，就在这令人鼓舞的新闻发布后不久，由于发达国家减少对技术援助的捐款，与其他执行机构一样，技合部执行的项目大量减少，行政费收入也相应减少。１９８１年４月开始，不得不在人事上采取只出不进的缩员办法，直到１９８３年实行了全面精简机构，职员人数减去三分之一。但是，财政厅对上述不合理的安排一直不予纠正，４４名职员的薪金以及办公室房租继续由技合部的行政费开支，甚至１９８３年本已谈妥的先从４４名中减去９名的允诺也未兑现。结果，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该部的账面上出现了赤字。
１９８４年秋，传来更不好的消息，美国等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减少技术援助捐款，联合国系统从事援助的机构即将面临财政危机。秘书处内，技合部首当其冲，并且立即面临如何制订１９８６～１９８７两年期预算提交联合国大会审议的问题。此时，“中央行政”有人公然放风说，技合部的日子不长了。人事厅助理秘书长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自行召开秘书处各方参加的会议，会上竟讨论如何改组技合部，并宣布他将继续主持讨论该部改组问题，而该部出席会议的公共行政司司长却未置一词，会后也未向毕副秘书长汇报。我从会议纪要中得知此事，大吃一惊，立即向毕副秘书长报告。毕副秘书长立即去找到人事厅的上级行政与管理事务部副秘书长卢埃达斯（Ｐａｔｒｉｃｉｏ Ｒｕｅｄａｓ，西班牙籍）交涉，阻止了人事厅的插手，但形势依然严峻。
１９８４年底，作为司长，我代表技合部和发展与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的司长马尼（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ｙ Ｍａｎｉ，印度籍）就如何解决技合部的财政危机及制订该部两年期预算举行谈判，并多次交换函件，但不解决问题，暴露出总干事办公室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架子。
１９８５年３月，行政与管理事务部的副秘书长卢埃达斯、技合部的副秘书长毕季龙及发展与经济合作总干事里佩尔商定，在秘书处范围内组成司长级特别工作组，专门谈判制订技合部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两年期预算。当时我已做好去曼谷出席亚太经社会年会的安排，签证和机票均已办妥，毕副秘书长临时要我取消此行，以参加工作组的谈判，对我说，工作组的事不能交给其他司长办。他指定我为技合部首席代表，与该部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贝瑞杰克（Ｎ．Ｂｅｒｅｄｊｉｃｋ，美国籍）一同参加。工作组成员还有财政厅预算司司长安南和人事厅、行政与管理事务部、总干事办公室以及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掌握实权的司长们，工作组主席是财政厅司长兼行政与预算咨询委员会执行秘书戴蒙德（Ｐ．Ｄｉａｍｏｎｄ，英国籍）。安南，即现任联合国秘书长，他当时是财政厅预算司司长，１９８７年升任主管人力资源管理部的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系统安全协调员，当选秘书长前是主管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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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权部门的权威人士面对面（2）
从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８日起，司长级特别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开过四次全会，与会者对技合部的工作、人事、账目等各方面提出不少问题，我和贝瑞杰克一一予以作答，直到他们提不出问题为止。会上，没有人提出建设性意见，相反，有人竟提出或暗示，只有技合部进一步裁员、压缩编制，才能解决问题，别无出路。到了这步田地，可以看出，指望别人开出救命良方是不现实的，我必须自己打头阵。
在４月４日工作组全会上，我作了长篇发言，主要内容有：１．技合部１９７９年下半年以来克服困难，使工作大有起色，有目共睹。２．把该部列为１９８３年带有赤字是不对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有盈余的部。该部支付了不应由它支付的４４名职员的薪金六年共１５００万美元，加上不应由它支付的办公室房租每年７０万美元，二者相加足以抵销账面上的赤字，并有大量盈余。１９８３年的赤字应予注销。３．让技合部支付该４４名职员的薪金和办公室房租极不合理，应该立即停止。４．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中从事技术合作的部门，也遇到同样的财政问题，但它们是所在组织统筹安排，共同吸收赤字，以渡过难关，为什么联合国秘书处就不能那样做？ 难道要把技合部当做牺牲品？ ５．技合部的人员已裁减到临界点，不可能再减，再减它就不可能作为技术合作执行机构继续存在下去了。该部是由众多发展中国家倡议、在瓦尔德海姆任秘书长时成立的。瓦尔德海姆来自一个发达国家，现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指德奎利亚尔）担任秘书长，反而让该部消失，岂不成了讽刺了吗？ ６．联合国大会今年将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解决技合部的财政危机，秘书长将如何面对发展中国家在联大有关委员会的质询？
我以上发言的第１、２、３ 点，基本上是我与总干事办公室的司长马尼谈判中阐明过的，而且还以书面形式交给他并抄送有关部门，财政厅、人事厅等部门的负责人及此次与会的司长们都是清楚的。我考虑过，这次工作组的谈判如果我只是“炒冷饭”，重复与马尼谈判时的发言内容，可能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寻找新的论据。我在会前对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与技合部处境类似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就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进行了调查。这些组织在纽约都有常驻代表，我与他们也都熟悉，调查起来并不难。调查的结果使我处在有利地位，给我壮了胆。至于第５和第６两点，精明的工作组成员都会明白，我是在提醒“中央行政”：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解决技合部的财政问题，“中央行政”的高层领导包括秘书长本人将会面临尴尬局面。
我发言后，与会人员无言以对，会场鸦雀无声。最后，安南和主席戴蒙德都发言表示要共同设法解决技合部的财政危机。
４月９日下午４时，安南亲自来我办公室。他向我表示，有些话会上不好说，愿在会下谈谈看法；他完全了解技合部的困难处境不是自身造成的，而是客观因素所致。他说，１９７８年初秘书处改组，该部在成立时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及其他一些部门将最好的东西拿走，不好的留给技合部，４４名职员薪金和办公室房租问题更是很不合理。他本人曾试图使技合部摆脱４４名职员编制的开支问题，设想过自１９８６年１月１日起将所有这４４人的工资由所在部门自行解决，办公室的房租问题也予以解决，不应由该部财政支付。但他的意见在财政厅内遭到强烈反对，通不过。他还说，要求目前全面解决技合部面临的不合理安排，不现实，只能将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以便编制出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两年期预算。他本人将去外地出差，他将建议工作组主席戴蒙德来见我，与我个别接触，进一步商讨具体方案。
至此，安南是我遇到的唯一替技合部说公道话的“中央行政”的当权人士。果然，他的诺言得到兑现，次日，即１０日上午，戴蒙德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一道商讨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他表现得很合作，未用太多时间，我们就达成了先将４４名职员中的半数，即２２名，从技合部支付工资的名单中划去，改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支付。他提出，考虑到秘书处本身也有难处，其余２２名，等秘书处财政状况好转后再解决。为了顾全大局，我表示同意，条件是，技合部办公室的租金必须及早全部改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支付。对此，他也表示同意。我与他还就其他一些问题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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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权部门的权威人士面对面（3）
随我参加工作组做记录的一位职员伯莱恩（Ｓｙｌｖｉｅ Ｂｒｙａｎｔ，女，法、美双重国籍）看到安南和戴蒙德先后来我办公室见我，非常惊讶。她对我说，这两位司长都是联合国很有影响的人物，平时只有别人去他们办公室求他们，现在居然相继登门拜访你。你真了不起！又说，安南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向来只有技合部的司长登门向他这位预算司司长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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