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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联合国高层-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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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合部的专家分两类，一类叫区域间顾问，他们的任务是根据政府的申请，供派遣到世界各国免费提供短期咨询；另一类叫技术总顾问，是为特定的项目而招聘的。专家在联合国人事上属２００系列条例管理，最高级别是Ｌ－７，薪金待遇等于Ｄ－２，然后是Ｌ－６（相当于Ｄ－１），Ｌ－５（相当于Ｐ－５），直至Ｌ－２（相当于Ｐ－２）。专家没有行政领导责任，聘任合同的期限一般是一年，可以续签，直到７０岁。技合部每年将专家的详细履历寄发给发展中国家政府，供申请援助参考。
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的专家中不乏很有来历的人士。
一种是曾在其本国政府担任过高级职位的。如Ｌ－７级计划专家加西亚－图得罗（ Ｃａｒｌｏｓ Ｇａｒｃｉａ－Ｔｕｄｅｒｏ），原是阿根廷政府经济部长，在我司聘用合同期满后，又到华盛顿先后在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任执行董事。他任专家时，与我相处很好，调离后仍与我保持联系。埃塞俄比亚专家加布勒－塞拉西（Ｚｅｗｄｅ Ｇａｂｒｅ－Ｓｅｌｌａｓｓｉｅ），原是埃皇室成员，塞拉西老皇帝在位时任副首相兼外长和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市长。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８日，该国发生政变，老皇帝及其颁布的宪法被废黜。此时，这位副首相兼外长正率代表团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一个重要会议，有国难回，联合国秘书长给他安排了一个顾问职务。技合部成立后，他任该部政策司顾问，负责筹募技术合作信托基金。我任司长后，他曾数次约见我，要求将他的级别从Ｌ－６提到Ｌ－７。他每次来见我，都是小心翼翼，坐在椅子的边缘上，字斟句酌，毕恭毕敬。此情此景，怎能让人想到这曾是埃塞俄比亚权倾一时的人物呢？此人能力是有的，只可惜正碰上富国减少供技术援助用的信托基金的捐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业绩，他原来的职位已属难保，提升就更谈不上了。尽管我很同情他的处境，但也无能为力，他仍在不久以后的第一批被裁减之列。埃塞俄比亚实行一夫多妻制，他还有９个老婆需要负担，新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大发慈悲，根据他的专长，另予任命。埃塞俄比亚还有一位前交通部长恩得肖（Ｂｅｄｅｌｌｅ Ｅｎｄｅｓｈａｗ），也在该部任Ｌ－６级技术顾问。
另一种是其本国政府实际上把技合部当做培养锻炼干部的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回国担任要职。发展计划咨询处的Ｌ－６级专家瓦西里欧（Ｖａｓｓｉｌｉｏｕ），任职一段时间后奉召回塞浦路斯任财政兼国防部长；政策协调处的Ｐ－４级官员古穆齐奥（Ｊｏｒｇｅ Ｇｕｍｕｃｉｏ），工作三年后返###，先后担任玻常驻联合国大使、副外长、###长等职。非洲法语区某国外交部长曾多次托人来活动，还请求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凌青大使转话，想到我司或技合部其他单位担任Ｄ－１级官员，但当时正在裁员，所以未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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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才云集、业务繁多的司（4）
司长对全司负有完全的领导责任。每司名义上虽设有一个副司长，是从Ｄ－１级的处长中指定一名资历最深的人担任，他的级别不变，当司长缺勤时，担任临时主管，但无权就重要问题拍板，司长回来后他仍然只负责一个处的工作，一旦司长离职，他也并非当然的司长候选人。平时，司长不必为事务性的琐碎工作伤脑筋，均由该部的执行干事或有关方面照章处理。这种职责分明的做法是司长们能有效实施领导的重要保证。
联合国职员每两年作一次考绩报告，类似于我国政府部门的干部鉴定。在我领导的司，处长和Ｄ－１级的职员由我亲自评定并写出评语，Ｐ－５及以下的职员的鉴定由主管处长作出，由我核签。所有考绩报告最后须经副秘书长或助理秘书长阅签或加以评论。我的考绩报告则由副秘书长亲自作。
考绩报告先由当事人简要写明两年中完成了哪些工作，受过何种培训，写完后须经顶头上级签字认可。报告内容有１６项： １．业务或技术能力；２．所完成工作的质量；３．所完成工作的数量；４．工作速度，即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的能力；５．创造性；６．独立工作（或仅须极少监督）的能力；７．人际关系；８．严格遵守工作时间；９．使用联合国工作语言的文字及口头表达能力；１０．对所领导的单位的监督能力及受其领导的职员人数和级别；１１．工作计划和组织能力；１２．解决问题的能力；１３．谈判和说服别人的能力；１４．对待联合国的态度；１５．特别有效完成指定任务的情况；１６．其他需要对该职员作出鉴定的内容。当事人按照上述要求填好后，领导对被鉴定职员的每一项表现按Ａ（突出）、Ｂ（很好）、Ｃ（尚可）、Ｄ（低于标准）、Ｅ（差） 五个等级予以评定，并写出简短评语。以上考绩报告第６项，即“独立工作能力”，要求各级工作人员必须根据岗位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该向上请示的请示，不需请示的不必请示，防止造成大事小事都请示的局面，这是达到高效工作的重要条件。
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业务涉及面很广，综合性强。作为司长，我除领导全司工作外，还经常代表技合部接受各方的调查和交涉，如：联合国内审计、外审计、联合调查组以及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等。我还要代表该部出席联合国有关立###议，如方案协调委员会、行政与预算咨询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等，并回答问题，这些答辩关系到技合部的预算和方案能否获得通过。我也经常出席其他一些国际会议和联合国机构间会议，就技术合作有关问题阐明该部的观点。
１９８４年７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经社理事会上，若干非洲国家提出一个提案，要求从技合部掌握的正常方案中每年拨出４００万美元，交给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ＵＮＩＤＯ）援助非洲之用，经社理事会的起草小组已初读并通过了该草案。正常方案中的这笔钱是技合部自己掌握作为应急用的，而当时技合部正面临财政危机。我在会上一时找不到政府代表为技合部说话，便直接找起草委员会主席突尼斯代表团团长萨利姆大使，向他说明情况。他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并立即指示担任起草小组召集人的突尼斯参赞给予配合。我又与一道出席会议的技合部同事分别找了起草委员会若干其他成员。在上下呼应之下，最后该决议被修改为“建议联大考虑增拨４００万美元供ＵＮＩＤＯ作为援助非洲之用”，不再涉及技合部。
自从我担任司长之日起，一直为捍卫技合部的正当利益，为争取项目，争取资金，处理好与开发计划署及人口基金等筹资机构的关系尽我的一份力量。与此同时，我还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南南合作，及推动技合部与中国的合作而尽力。
相互宴请是在联合国工作少不了的一种交际手段。联合国发给副秘书长级别的官员每年４０００美元的交际费，包干使用，多不退，少不补，也不要拿收据去报销。以纽约的物价水平，对某些副秘书长来说，这笔交际费远远不足。如当时主持新闻部的日本籍副秘书长明石康，一年到头宾客盈门，宴请不断，每年自己得赔进不少钱。他的家庭是日本有名的富户，他本人又事业心很强，支付这些钱不在话下。当然，太抠门儿了，也难免招致议论，副秘书长的一举一动瞒不过众人，特别是周围的秘书们。联合国不发给司长及以下级别的职员交际费，也不得将此类开支编入预算，请客得自掏腰包。我到纽约后，按我国规定从各自上缴的联合国薪金中可使用少量钱数进行必要的交际活动。一度，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允许我们在馆内举办宴请，既让馆内的厨师一显身手，弘扬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又物美价廉，客人赞不绝口。但好景不长，不久，就不给我们这种条件了。由于我交际的对象多是秘书处或各国常驻代表团较有地位的人，尤其是担任司长以后，交际活动更多，我尽量选择比较像样的中国饭馆请客，但是次数不可能多。
一个人才云集、业务繁多的司（5）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考虑到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特别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高级官员，长期住在中国的驻外机构里，难免会招致失去身为联合国官员公正形象的议论。１９８６年，我国外交部决定，包括我在内的Ｄ－１级以上的官员，在不改变联合国薪金所得交公的条件下搬出总领事馆，另租房子居住，租金从本人联合国薪金所得中支出。于是，我与方平开始像其他国家的联合国职员一样，在当地寻觅合适的房子租住。通过房地产中介公司，我们在东６２街３０１号看中一处单元房，第一年月租金１９５０美元，经与房东几次接触，并由联合国开具薪金收入证明，算是基本谈定了。但按照程序，仅仅房东同意了还不能进住，必须经过与该幢楼里的邻居“会见”，邻居们对你的职业、人品认可了，方可正式签约。经过与邻居们两次会见后，当年５月底的一天，我们总算搬出总领事馆，住进新居。
东６２街处于曼哈顿城偏北的富人区，街道清洁，店铺整齐，与联合国秘书处仅步行２０分钟的距离。几条路之隔，就是有名的中央公园。逢周末或假日，如果我没有出差或无其他应酬，我们便从家里散步，经过著名的花园大道、第五大道等高级住宅区，到公园里面休息，或到公园附近的博物馆参观。该住宅二室一厅，客厅很大。略事安顿后，将家具购置妥当，在仅有的条件下做了简单又舒适的布置，买好餐具，便有条件在家中开展必要的交际活动了。记得规模较大的，包括一次宴请技合部谢启美副秘书长、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及该部两位Ｄ－１级官员夫妇等共十人，另有两次十人以上是宴请华人同事与夫人。其他还有为该部另几个司的司长和Ｄ－１级官员、人事厅Ｄ－１级官员、开发计划署的同事、从日内瓦来出差的技合部日内瓦招聘与奖学金办公室谢莱举行的晚宴等，共不下二十来次。除几次大型晚宴从总领事馆请了一位厨师来帮忙，其余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当时方平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参赞，她的工作也很忙，我们安排这些家宴尽管比较累，但温馨的气氛，可口的饭菜，给客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加强了相互间的关系。若干年后我们重访纽约时，朋友们谈话中对当年在技合部共事的日子表示怀念的同时，常提起曾经在我们家中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有的外国朋友其后从侧面得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职员们工资是交公的，禁不住对我们当年如此好客表示惊讶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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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迎战企图夺权的地区委员会（1）
我担任司长后不久，即遇到与区域委员会在“权力下放”问题上的斗争。
联合国有五个区域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亚洲与太平洋经社会、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及西亚经济委员会。每一委员会有执行秘书处，分别设在日内瓦、曼谷、圣地亚哥、亚的斯亚贝巴及巴格达，各委员会的最高领导称执行秘书，副秘书长级。这五个委员会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授权下运作，它们的行政、人事和财政等由联合国总部统一管理。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些区域委员会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及其他会上多次提出，总部应该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它们虽然争取到某些让步，但远未达到目的，关键的财政和人事等权力被总部牢牢掌握，未见松动。１９８２年，第３７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３７／２１４决议中，责成联合国秘书长检查联合国权力下放的进展情况，以便确定哪些权力、责任和资源应该下放，并将结果向方案协调委员会和经社理事会报告。为此，秘书长指定成立以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戴维逊为首的工作组于１９８３年夏在纽约讨论此事。工作组开会前夕，五个区域委员会领导人到纽约大力开展游说，为首的是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基布里亚（Ｓｈａｈ Ｋｉｂｒｉａ），他曾任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活动能力很强。他们以联大３７／２１４号决议作为尚方宝剑，力图从总部分到一部分权。鉴于从掌握实权的部门没有看到任何松动的迹象，他们便企图由技合部打开缺口，提出将该部执行的主要项目，即国别项目的执行权下放给区域委员会，来势很凶。按地域概念，技术合作项目分为区域、次区域、区域间及国别等几类，其中以国别项目得到的资金最多，执行机构所收取的行政费也就较多。联合国大会虽有决议将这部分国别项目交由技合部，但如果以为有了决议就万事大吉，便大错特错了。决议是可以被取代的，一旦秘书处内部有人与与会的政府代表沟通，提出新的提案，大会主席一敲锤子通过，等当事人醒悟过来，已悔之晚矣。５月初，刚刚经历过精简机构、大量减员的技合部的职员们听到风声，人心惶惶。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３日，联合国发展和经济合作总干事里佩尔（Ｊｅａｎ Ｒｉｐｅｒｔ，法国籍）召集秘书处有关官员商讨如何应对联大３７／２１４号决议，并研究即将成立的工作组的议程。会上达成一项谅解：鉴于技合部不久前才进行了精简机构，为了安定人心，此次工作组将讨论总部行政和财政的下放问题，不讨论方案和项目的下放。但岂知，里佩尔在内部遇到了强大压力，诺言不得兑现，方案和项目的下放问题依然被列入了工作组的议程。６月２１日，毕季龙副秘书长致函总干事，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此议题仍被列入。当时的客观现实是，总部的财政、人事等掌握实权的部门也经受着要求权力下放的压力，怎能指望里佩尔来为技合部说话呢？而秘书长本人则放话说，对他来说，秘书处各个部以及各区域委员会手心手背都是他的肉，他不能偏袒任何一方。由此，也不能指望他出来为我们仗义执言。这时，我想起西方的一句谚语，“Ｇｏｄ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意思是说，自助者才能得到天助。反过来说，不会自助的人，苍天是帮不了忙的，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别人的同情和怜悯。要保住技合部，还是得靠自己，作为担任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司长刚刚三四个月的我，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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