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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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我血荐轩辕”（3）
邹容等人去剪监督姚某的辫子，这事鲁迅在1903年4月2日写回的家信中也说到了，可知是这不久前发生的。这是当时引起留学界轰动的一件事。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姚昱一风尘下吏，偶辖一省海外学务（时充湖北留学生监督），无端撄留学生之逆鳞，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驯致酿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回国。”后来，鲁迅把这事写到小说《头发的故事》中，小说中的N先生说：
　　黄兴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
　　这虽是一篇小说，写到邹容的几句却是写实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鲁迅对他的崇敬和怀念。二十多年之后，当浙江省政府的一些无知官僚妄指邹容为“落伍者”的时候，鲁迅即作文为他辩诬。（见《三闲集·“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后来是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的黄兴（字克强），这时也在弘文学院留学。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里记下了对他的印象：“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这时，梁启超也亡命日本，先在横滨办《清议报》，1902年起改出《新民丛报》，这在当时，都是影响极大的刊物。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作了这样的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上册，第429页）继《新民丛报》之后不久，梁启超又创刊了《新小说报》，这刊物成了鲁迅所喜爱的读物。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回忆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新小说报》介绍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鲁迅读了很感兴趣，于是自己也动手翻译了他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月界旅行》以“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的名义，于1903年10月在东京进化社出版。译本前的《弁言》说：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鲁迅《弁言》中的这一段话，显然是对梁启超的响应。
　　1903年三四月间，弘文学院闹了一次###。###的远因是学生对于学院设施长期积累的不满，学生屡次要求改革普通科课程，而院方毫无反应。直接的导火线是，这时学院发布关于增收学生学习及医药卫生费用的新条例十二则，而且态度强硬，断然拒绝学生提出的意见，声称三日后即须实行，如果有人因此退学，学院“决不强留”。这样，学生也就别无选择，只好宣布罢课了。3月29日开始，学生大举离校，其中有张邦华、顾琅、伍崇学、鲁迅和许寿裳等人。他们在留学生会馆###，商议跟院方交涉的条件，包括改革课程、开办走读、撤去这次出面提出新条例的教务干事三矢重松等项要求。当离校学生达到五十多人的时候，校长嘉纳治五郎软化了，几经交涉，终于同意了学生提出的废除新条例、改良课程、开办走读等几项要求。这样才结束了这次###，离校学生于4月16日返校。几年之后，绍兴府中学堂发生了###，在这里担任教员兼监学的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到这事，对闹事的学生不无同情，说“此次风涛，别有由绪，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亦复如此。”（1910年12月21日）他是回想起他们自己在弘文学院闹风潮的往事了。信中说的“清风”指清风亭，东京地名；“牛入”指弘文学院的所在地牛込西五轩町。
　　

“我以我血荐轩辕”（4）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推翻德川幕府，开始了历史上称作“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过程，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下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化，从思潮直到衣着和建筑，十六岁的天皇本人也穿西装，吃西餐。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强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清王朝。鲁迅到达日本的时候，正是明治维新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他从一个停滞的、几乎凝固的社会里突然来到一群奋发的进取的人们中间，这一对比是这样强烈，使他更加痛感到祖国面临危机的深刻程度，痛感到自己对于祖国的责任，在这种心情之下，他写了一首诗：
　　鲁迅在五十岁的时候重写了这首少年时的诗作。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他曾经把这首诗题写在送给许寿裳的照片上。鲁迅去世之后，许在悼文《怀旧》中首次将它发表，给它加上了《自题小像》这个标题，并且解释说：“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当年的留学生，怀着这样忧时报国之心的人还很不在少数。1902年秋天，浙江籍的留学生成立同乡会，决定出版杂志，这就是《浙江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谈到这事说：“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创刊号于1903年2月17日（夏历正月二十）出版，开始由孙江东、蒋百里主编，后来由许寿裳接编。蒋百里写的《发刊词》，对刊名作了这样的解释：
　　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葱茏，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以名。
　　《发刊词》中，最为人传诵的警句是：“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借伍子胥的故事，抒自己的胸臆，不只是一篇之警策，也显出了杂志的精神。
　　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就应该撤军了。只有俄国一直拖着，拒绝从东三省撤军。1903年4月18日，俄国还向中国提出七项新要求。这事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应。4月27日上海张园开了拒俄大会，接着，京师大学堂学生也开了大会，提出拒绝俄国要求。在东京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组织起了拒俄义勇队，日日操练，还打电报给北洋大臣袁世凯，请隶其麾下，求其援助。一时颇为热闹。《浙江潮》第四期《留学界·拒俄事件》报道了成立义勇队这事。有参加者向清廷驻日本公使蔡钧告密，说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于是蔡钧就请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义勇队，制止学生练习兵操。原来义勇队中的一些人于是另外组织了一个军国民教育会。参加的有杨笃生、董鸿祎（恂士）等人，许寿裳也是其中的一员。
　　义勇队致袁世凯的公函中有这样一段话：
　　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引用这个历史上不惜战死抗击强敌的有名战例，反映出了留学生慷慨激昂的情绪。
　　也许应该认为是对于这事的响应，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上发表的《斯巴达之魂》写的正是这次德摩比勒（今译温泉关）之役。后来他自己回忆说，他那时西洋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这篇是根据外文材料编译而成的。他要借歌颂斯巴达的英雄来激励自己的同胞。文章洋溢着高昂的热情。该刊编者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
　　

“我以我血荐轩辕”（5）
这是确实的。我们就只来看看少妇斥责生还者这个片断吧：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前引公函中作留尼达士，今译莱奥尼达斯）率孤军扼守温泉关，与入侵的波斯军血战，敌众我寡，腹背受敌，全军覆没。斯巴达武士亚里士多德因目疾未愈，没有参加这场战斗而生还了，当他在月夜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涘烈娜看到这违背了斯巴达武士道德准则的丈夫，感到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就对这生还者说：
　　君诚爱妾，曷不誉妾以战死者之妻。……君诚爱妾，愿君速亡，否则杀妾。呜呼，君犹佩剑，剑犹佩于君，使剑而有灵，奚不离其人？奚不为其人折？奚不断其人首？设其人知耻，奚不解剑？奚不以其剑战？奚不以其剑断敌人头？噫，斯巴达之武德其式微哉！妾辱夫矣，请伏剑于君侧。
　　涘烈娜自杀了。亚里士多德作为一名临阵脱逃者遭到了通缉。可是，第二年斯巴达军在浦累皆（今译普拉蒂亚）和波斯军进行的报仇雪恨大获全胜的决战中，人们在阵地上发现了亚历士多德壮烈战死的遗骸！他是背负着死无葬身之地的负义的懦夫的恶名投入战斗的。柏撒纽（今译保萨尼阿斯，指挥这一战役的希腊联军统帅）将军说：按照斯巴达军人的传统，不能为他营葬。但是他毕竟有着斯巴达武士的灵魂。
　　《斯巴达之魂》是鲁迅第一篇用铅字排印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是他文学活动正式的开端。后来他谈到这篇，说，“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不过，他同时也说了：“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集外集·自序》）后来的文章当然是更加成熟，更有深度了。就文风说，是减少了一些华丽，在平实中更见笔力，也就是他在《莲蓬人》诗中说的“扫除腻粉呈风骨”吧。可是，这篇文章中流露的爱国心，对祖国的责任感，是一直贯彻到后来。可以说，《斯巴达之魂》是他一生文学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1904年弘文学院毕业照。接着，鲁迅在《浙江潮》上还发表了《说》（署名自树）和《中国地质略论》（署名索子）两篇文章。
　　《说》一文，是介绍居里（文中作古篱）夫妇发现新元素镭（符号Ra）的事迹。1902年居里夫人从数吨沥青铀矿渣中提炼出01克纯氯化镭。1903年6月她获理学博士学位，两夫妇都获得皇家学会戴维奖章。一时媒体对这事做了不少报道。鲁迅此文显然是据外文材料编译而成。可以看出鲁迅怀着极大的兴趣关心着科学的最新进展。在这篇文章里，鲁迅主张用“”字作为新元素的译名，这个译法后来没有被化学界接受。
　　《中国地质略论》一文，在简单介绍地质学常识之后，即根据当时已有的资料介绍中国各省煤矿分布的情况。文章谈到一些外国人到中国来调查地质矿产，要求开采权。鲁迅对此感到恐惧。文章提出挽救的办法，是国人自己“结合大众起而兴业”，自己来开采，发展工业。
　　在《浙江潮》第十期上，还刊出了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地底旅行》开头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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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的梦（1）
1904年4月30日，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决定去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去学医，当时的想法，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了：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当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外景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他大约是9月上旬到达仙台的，参加了9月12日的开学典礼。他在这学校很受到一点优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他回忆说：
　　在仙台，与日本同学合影。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现在保存下来鲁迅最早的一封信，是他1904年10月8日致友人蒋抑卮的。这是他到仙台刚一个月的时候写的。信中谈到了他在这里生活和学习的情况：
　　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闻素民已东渡，此外浙人颇多，相隔非遥，竟不得会。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仅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
　　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再觅一东樱馆，绝不可得。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