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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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用于电线，这是根据别一个乡下人的话，如何用法，他没有谈，但云用于电线罢了；至于电线的用意，他却说过，就是每年加添铁丝，将来鬼兵到时，使中国人无处逃走。二、用于照相，则道理分明，不必多赘，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
　　不但挖眼睛哩，这篇文章接着还说：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
　　诸如此类奇谈怪论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外国的侵略使国人很自然地滋生了排外仇外的心理，更加上语言的隔膜和文化传统以至生活习惯的差异，国人对于传教士等等外侨常不免有许多误解。在这种心态之下，甚至外国教会办起来的医院和育婴堂这一类慈善事业都被有的人看成是侵略行为。
　　鲁迅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和小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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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1）
鲁迅的曾祖母于壬辰年除夕（1893年2月16日）病逝，祖父遵制丁忧，从北京奔丧回家。丧事办完，他闲住在家里，无所事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他这半年在家里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这倒还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却闯下了滔天大祸”。
　　光绪十九年癸巳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清廷发了一道上谕：“明岁恭逢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六旬万寿。仰维懿德，普被寰区；庆洽敷天，欢胪率土。允宜殊恩特沛，加惠艺林，著于本年举行癸巳恩科乡试，二十年举行甲午恩科会试。俾多士忭舞观光，用副朕锡类延厘寿世作人至意。”对于秀才们来说，这当然是个喜讯：增加了一次中举的机会。
　　各省乡试的主考官陆续发表。浙江省的正主考是殷如璋，副主考是周锡恩。周福清与殷如璋是同一科取中的进士，有同年之谊。亲友家中有要去应试的秀才的，就托周福清去向主考行贿，买通关节，取中举人。结果事情没有办成，却闯下了一场大祸。
　　这是晚清一大科场案。有关这一案件的奏折和上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中，以及在《光绪朝东华录》中都有保存。从这些官方文件中可以知道这事情的经过。
　　《光绪朝东华录》中关于此案的第一个文件，是御史褚成博的奏折（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二，即1893年10月11日）：
　　窃臣近闻浙江考官驰驿赴浙，行经江苏苏州府境时，忽有人至正考官殷如璋坐船，投递书函，中有考生五人姓名，并银票一万两，嘱与关节取中。殷如璋拆阅后，当将其人扣住，连书函一并就近发交苏州府看管。经该府知府王仁堪据情咨解浙省。
　　案发是在苏州，却是转到浙江省来处理的。浙江巡抚崧骏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的奏折就说得详明一些：
　　窃于八月初六日（9月15日），据浙江臬司赵舒翘禀，转准江苏臬司移：浙江主考于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路过苏州，有名周福清者，遣人赴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舟次呈递信函，经殷如璋将递书之家丁陶阿顺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查知信中系嘱托关节情事，提讯该家丁，供词闪烁，由苏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维时奴才业已入闱，即饬臬司赵舒翘，会同藩司刘树堂，督饬杭州府知府陈璚亲提审讯。据陶阿顺供称，伊向在绍兴府陈顺泉家佣工，本年七月间，周福清向陈顺泉借伊去伺候。七月二十五日（9月5日）至苏州，二十七日浙江主考过境，周福清取出书信名帖，交伊送至殷主考船上，即被获解，信内何事，伊实不知等语。据臬司钞呈所递之原信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等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各等因。奴才于闱内查得马姓官卷通省只有马家坛一名，及周福清之子周用吉，核对三代内父名相符，均会稽人，一并扣考，以免物议。其所列之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殊难悬断，无凭查扣。至周福清籍贯功名，苏省来文并未叙及，现查其子考册内，系绍兴府会稽县。讯据陶阿顺供称，系属进士，现在丁忧。并经臬司转饬会稽县查明，周福清系丁忧内阁中书，同治辛未科进士。惟周福清遣信函贿属关节一案，系在江南苏州地方，是否潜回浙江，即经饬司密饬仁和、钱塘两县查复，未曾来省，并由司飞饬会稽原籍，迅速查传省垣质讯。各在案。伏查此案，既据江苏臬司咨行浙江臬司，并委员将信件及投信人一并解交前来，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相应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是否有当。除将陶阿顺收禁候质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案发当时在苏州捕获的，是投递信函的仆人，即移送浙江省讯办。周福清不归案，这案子也就无法审理。崧骏的这一道奏折在陈明案发时情形之外，请旨将周福清革职，查拿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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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2）
清廷为此连续发了两道上谕。九月初二（10月11日）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著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九月初四的上谕说：“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就去投案自首。即由杭州府知府陈璚审理此案。审讯时的情形，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是这样说的：“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出事这一年作人才八岁，他写的这些当是后来听大人说的。他把杭州知府陈璚错写做苏州知府王仁堪了。他没有注意到：此案移送浙江之前，他祖父并未归案，当然也就不曾和王仁堪在公堂上相见了。至于说他祖父在杭州府审讯之时作了这样的申辩，倒是实有其事。御史林绍年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的奏折说：“窃维近来考事，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外间所传，令人骇怪。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毫无顾忌，一至于此，良可慨矣。”可见他的这种“供述”传得很广，有御史听到并且据以奏闻了。
　　上谕责成崧骏对此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十一月初十（12月17日）崧骏上了最后一道奏折，将整个案情和所拟处理意见奏明皇上。奏折的由头：“为遵旨奏明革员中途遣人投递信函，求通关节未成，闻拿自首，按律议拟，恭折仰祈圣鉴事”，强调了“未成”和“自首”，已经显出了曲予回护之心。奏折对案情是这样叙述的：
　　兹据杭州府知府陈璚审拟解由藩臬两司会审，议拟转解前来。奴才亲提研鞫，缘周福清即周介孚，籍隶会稽县，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如主考允许，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次日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马官卷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委员查拿。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讯办。钦奉谕旨，遵经饬据讯认前情不讳，诘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奏折中对案情这样叙述，显然是根据周福清的口供。说他这次出门并不就是为了行贿，而是进京探亲的途中临时起意去办这事的。而且事先也并没有同马、顾、陈、孙、章几家商议，是他自作主张去办这事，所以并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这样说不但与事实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崧骏愿意接受他的这种供述并据以奏闻，可以看出经办此案的官员，从陈璚直到崧骏，都无意深求。所以，奏折中提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3）
查例载：乡会试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又乡会试贿买关节，无论曾否取中，援引咸丰九年顺天乡试科场案内钦奉谕旨，俱照本例问拟，仍恭奉钦定；又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等语。此案革员周福清，在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戚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革员亦闻拿自首。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毋庸议。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票洋系属自写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著追。关节信函等件，案结附卷，除分咨查照并将供招咨送刑部查核外，所有遵旨审明议拟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奏折所援引的咸丰九年顺天乡试科场案，是有清一代最大的科场案，处死了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宰相）柏葰。《清史稿》卷一百八“选举志”三：“柏葰徇家人靳祥请，中同编修浦安房罗鸿绎卷。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柏葰、浦安弃市，馀军、流、降、革至数十人。”这样判决的依据，据《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九《柏葰本传》，是“因律无仅关嘱托明文，比贿买关节之例，拟以斩决”。既然是援引这一案例，周福清就该处斩了。可是崧骏将一切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都提了出来：未成，自写虚赃，闻拿投首，希望能够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并提出免于追缴赃款。这一道奏折送上去，十二月十二日（1894年元月18日）奉朱批：刑部议奏。责令刑部提出处理意见。
　　这里插说一件事：崧骏于十一月二十日（12月27日）病故。以后的文件里就称他作前任浙江巡抚了。
　　遵照“刑部议奏”的朱批，刑部尚书松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元月31日）上奏折，提出了对这一案件的处理意见：
　　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眼，一与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若仅向考官函许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恭查咸丰九年钦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其一经嘱托，无论考官应许与否，似不得以已成论，自应核其所犯之轻重，悉心妥拟，庶无枉纵。此案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在江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戚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前抚（引者注：指崧骏）以例无作何治罪专条，未敢率行定拟。惟既声明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亦与议单文券不同，所议似尚平允。臣等详加查核，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贿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衡情酌断，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据称事后闻拿投首，第以职居清要人员，明知科场例禁綦严，辄敢以身试法，甘冒不韪，应不准再行累减，以昭炯戒。是否。仍恭候钦定。如蒙俞允，臣部行文该省，将该革员减为满流，照章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奏折中说的，虽“闻拿投首”，也“不准再行累减”，看来是句很硬的官腔，其实是回护之词，意思是说还有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未予考虑，现在所拟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已经是很重了。希望皇帝不要再加重处分，再加重就是死刑了。
　　可是光绪皇帝认为应该重办。批复刑部议奏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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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4）
就这样，祖父成了个斩监候的重囚，关押在杭州府狱中，提心吊胆，害怕秋审中勾决。
　　这事对他家庭的影响也许更大些。首先，在社会上的地位，顷刻之间从官员的家属变成了罪犯的家属。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
　　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利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脸嘴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祖父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激刺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在皇甫庄住了几个月，鲁迅兄弟又随着大舅父家搬迁到小皋埠去。在避难中，不上学了。鲁迅先是把这时间用来影写小说书上的“绣像”。“绣像”就是工笔白描的小说人物画像。他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蒙在书上，一个一个描下来。所描下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后来各装订成了一大本。
　　搬到小皋埠以后，住的是大舅母娘家的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