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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呐喊-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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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在《新潮》上,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明天》和译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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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7)
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刊出了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文章指出:一些人从根本上反对《新青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针对这些攻击,陈独秀回答道: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理直气壮地驳斥了反对者,堂堂正正地举起了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大旗。这就是《新青年》的旗帜,五四运动的旗帜,是那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几代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跟《新青年》杂志遭到非难的同时,陈独秀本人也遭到了攻击。一些报刊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攻击文字。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刊出了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聚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丘,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走出一个伟丈夫荆生,把这三个人痛打了一顿。接着,3月19日,他又在该报发表《妖梦》,写“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的校长、教务长都被神怪吃掉。他不仅发表这些轻薄文字,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他还发表了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北京大学,“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蔡元培在答复他的公开信中质问道:“(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林琴南的这封公开信里,有一要害之处,就是他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这里他说的,是陈独秀嫖妓的传闻,一些小报对此颇有渲染。蔡元培的覆信里并没有辟谣,只是表示了学校当局对这一类事情的态度。他表示,对于教员,
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蔡对陈的爱惜和保护之心。只是这时报刊还在不断散布不利于陈独秀的流言。《神州日报》说“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公言报》说“###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对于这些流言,蔡一一去函更正。只是这压力越来越大。3月26日晚上北京大学评议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在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的影响之下,蔡元培同意了辞退陈独秀。陈独秀就此离开了北京大学,专门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十多年以后,胡适写信给当年在去陈一事上起了关键作用的汤尔和,反思这一事件。1935年12月28日的信中说:
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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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8)
信中说的“浮筠”,即当时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胡适1936年1月2日的信中又说: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按:应为六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胡适的这些话,说得真好:当时一些人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实质是旧派人物攻击新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一种手段。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和会开幕。中国曾经对德奥宣战,也作为战胜国出席和会。和会决定将战败的德国根据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权,完全让与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消息传来,国人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会后游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要去向日本使馆抗议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一副十分引人注目的“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馀孽死有头。
“挽联”的上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学界同挽”。
游行队伍无法进入使馆区,于是就到赵家楼曹汝霖宅。没找到曹汝霖,却遇到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愤怒的学生就把他痛打了一顿。一些人捣毁了曹家的一些器物,还放起火来。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天有三十多个学生被捕。学生举行了总罢课。6月3日4日学生在街头演说,又有七百多人被捕。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了几项最低要求,包括: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等几项。6月11日晚9时,他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这张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便衣密探抓住。关了几个月,经多方营救。9月16日获释。他从此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在上海,他不断写信来,约鲁迅为杂志写稿。例如,1920年3月11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他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稿《风波》,即写信给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给周作人的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十多年之后,那时陈独秀已经关在国民党的狱中了,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深情地说:“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19年的8月间,鲁迅兄弟卖掉了绍兴的故宅,合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罗姓的房屋,作为全家的住宅。12月1日,鲁迅动身回绍兴去。二十四日,他侍奉母亲,带了妻子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启程到北京去。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他将这一次回乡的事写成小说《故乡》其中说: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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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9)
在这篇小说里,除了宏儿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以外,几乎是如实地记述了这次搬迁的经过。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他童年时代的好友章运水为原型,塑造了闰土——一个朴实、勤劳、淳厚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满怀同情地写出了中国农民所受的苦难。
在小说的结尾,鲁迅表示了他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信心:
我希望他们(小说中的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引者)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全家迁居北京以后,鲁迅结束了七八年来独自一人住会馆的生活。住在一起,一起吃饭的,除了母亲和妻子以外,还有二弟一家子,三弟一家子,又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了。
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了《新青年》、《新潮》和一些报纸的副刊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出现了一批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于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十二个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叶绍钧(圣陶)、郭绍虞、孙伏园和许地山。他们主张“为人生的艺术”。1921年1月,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把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刊物改变成了提倡新文学的主要阵地。发表创作之外,还注意介绍俄国和北欧的作品。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一文中谈到了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鲁迅的小说《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等篇,最初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等书,都曾经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这也可以看出他同文学研究会关系的密切了。他的文学思想,同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也大体上是一致的。
小说之外,鲁迅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提出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意见,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进行了正面的挑战。而反对宗法家族制度,反对礼教,要求妇女解放,正是五四运动为民主和科学而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周作人译的《贞操论》一文,作者是日本与谢野晶子。文章对于把贞操作为应该普遍实行的道德原则提出了种种质疑。作者说:“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鲁迅发表在第五卷第二号上的《我之节烈观》,就是对周作人的这篇译文的响应。鲁迅指出:中国历朝统治者和社会都表彰节烈,是不道德的。文章说: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0)
鲁迅的结论是:“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要求解放妇女和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论文提出:人应该着眼于未来,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处在这社会变革的时代,更应该有“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篇文章还提出:不可能离开社会改革来改革家庭,“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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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绥惠略夫(1)
北京《晨报》于1921年10月12日创刊副刊。由孙伏园编辑。副刊有一个叫做“开心话”的专栏,每周一次,登一些比较轻松的文字。孙伏园请鲁迅为这专栏写一篇分期连载的稿子。这样,12月4日的报纸就刊出了小说《阿Q正传》的第一章:序。署名巴人。一部现代文学的杰作就这样悄悄问世了。
孙伏园的约稿,只不过是触发的契机罢了。其实这是他早就想要写的。这篇“序”一开头就说了:“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后来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又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因为有这次约稿,鲁迅就将它写了出来。
小说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江南一个小村庄里发生的故事。主人公阿Q是个破了产的雇农。“阿Q没有家,住在未庆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做工很卖力,博得过“真能做”的称赞。然而他受尽了豪绅恶霸直到地保的欺凌、剥削和压迫,甚至连最后的布衫和棉被都被讹诈去了,弄得他剩下的全部财产只是一条万万不可再剥掉的裤子。他没有生路,做了窃贼。辛亥革命的风声传来,他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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