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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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增田涉。他的《鲁迅的印象》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其中说：“我所写的《鲁迅传》的原稿，是经他看过的，现在再看那写着他是革命党员的地方，还照样保留着。”增田涉接着说：“即使没有正式入党，从他和章太炎的关系而联系到光复会，那是不容争论的事实吧。”语气有一点儿活动了。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7）
冯雪峰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中，记下了鲁迅对他说的一些话。关于这件事，鲁迅是这样说的：“我自己是接近光复会的。”他不说“参加”，而说“接近”，大约最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吧。
　　鲁迅那时的经济情况不怎么宽裕，常要设法寻一点收入。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校对》一节里讲过这样一件事：
　　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元，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元。在伍舍居住时就很感不足，须得设法来补充了。译书因为有上海大书局的过去经验，不想再尝试，游历官不再来了，也没有当舌人的机会，不得已只好来做校对。适值湖北要翻印同文会所编的《###经济全书》，由湖北学生分担译出，正在付印，经理这事的陈某毕业回去，将未了事务托许寿裳代办，鲁迅便去拿了一部分校正的稿来工作。这报酬大概不会多，但没有别的法子，总可以收入一点钱吧。有一处讲到纳妾的事，翻译的人忽然文思勃发，加上了许多话去，什么小家碧玉呀，什么河东狮吼呀，很替小星鸣其不平，鲁迅看了大生其气，竟逸出校对范围之外，拿起红墨水笔来，把那位先生苦心写上去的文章都一笔钩消了。平常文字有不通顺处也稍加修改，但是那么的大手术却只此一次而已。担任印刷的是神田印刷所，派来接洽的人很得要领，与鲁迅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承办的。
　　没有想到的是，这校对《###经济全书》的事，竟帮助章太炎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事情的始末，周作人在《章太炎与国民党》一文中说了一个大概：
　　太炎出狱东渡，《民报》交他去办，他们（引者按：指同盟会）即不顾问，只是张溥泉仍旧挂名编辑者，实际上他也已跑往巴黎，和吴稚晖去搞《新世纪》去了。太炎因溥泉不在，叫陶焕卿替他，《民报》二十四期（引者按：1908年10月10日出版）上将编辑人张继名义改了陶成章，岂知日本政府受了满清的请求，正要封闭《民报》，遂借口编辑易人不呈报，违反条例，将报社封门（引者按：事在10月19日），还判了社长章炳麟罚金一百五十元。这一笔钱在穷学生看了着实不小，但是假如同盟会干部肯管，不难立即付给，可是他们不管，一直到了缴款期限的前一日，龚宝铨跑了一天没有着落，晚上走到许寿裳鲁迅的寓居，他们几个也是穷官费生，面面相觑，没有办法，但是明天如不把钱交去，后天他老先生将被请去作工，要一百五十天才能出来。时许寿裳忽然想到了一个折子，湖北留学生陈某替张之洞经手译印同文会的《###经济全书》，毕业回去时尚未完了，托许代办，存折上有二三百元钱，现在为得救老夫子的急，只得把这钱暂时移用一下，事便这样办了，太炎得免于去作工，后来垫款也还了。
　　刚才说到的《域外小说集》，是鲁迅作人兄弟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这书得以在这时出版，是因为意外地得到了银行家蒋抑卮的资助。前面已经说过，伍舍散伙，钱均夫、朱谋宣两位退出，1908年12月鲁迅作人兄弟和许寿裳迁居附近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就是住在这里的时候，来了一位客人。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蒋抑卮》一节中说：
　　那时却来了不速之客，是许寿裳鲁迅的友人，主人们乃不得不挤到一大间里去，把小间让出来给客人住。来者是蒋抑卮夫妇二人，蒋君因耳朵里的病，来东京就医，在那里寄住几时之后，由许君为在近地找了一所房子，后来就搬过去了。因为也是西片町十号，相去不远，除了中间进病院割治之外，几乎每天跑来谈天，那时许君已在高师毕了业，鲁迅则通常总是在家的，蒋君家里开着绸缎庄，自己是办银行的，可是人很开通，对于文学很有理解，在商业界中是很难得的人。
　　鲁迅坐在地上，坐在凳子上的是蒋抑卮，站着的是许寿裳。
　　同书里《袁文薮与蒋抑卮》一节又说：
　　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他本与许季茀相识，一九○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先到本乡许处寄居，鲁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认识了。他虽是银行家，却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册，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此书在东京的群益书社寄售，上海总经售处是一家绸缎庄，很是别致，其实说明了也极平常，因为这铺子就是蒋家所开的。……民国以后，鲁迅在北京的时候，蒋抑卮北来必去拜访，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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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8）
这里，周作人有一点说得不对。并不是1908年蒋抑卮到东京来治病的时候鲁迅才认识他的。从1904年鲁迅从仙台写给他的信中看，他们早就有很深的交情了。周作人写作这书的时候，这封信还没有发现，他不知道，所以才弄错的吧。
　　介绍外国小说这事，鲁迅早就想做的。《新生》杂志要是真办起来，这也将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吧。出版翻译的小说集，可得有钱才成。现在这一位富有的朋友出来帮忙，这事很快就办成了。1909年2月，“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6月，又出版了第二册。两册共收小说十六篇。计俄国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两篇，英、美、法和芬兰各一人一篇。鲁迅翻译了安德烈耶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这三篇俄国作品。其馀十三篇都是周作人译的。
　　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经过增订的《域外小说集》合订本，鲁迅用周作人的名义给它写了一篇新序，概述了这书出版的始末：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这里可以补充说明一点：那个去试验买书的“极熟的友人”是许寿裳。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称《域外小说集》为《新生》乙编。有了甲编（给《河南》月刊写稿）和这乙编，当初办《新生》杂志的想法可以说是实现了，只不过用了另外的形式，并且推迟了一两年而已。
　　后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论说：“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这时，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鲁迅为了资助他们，决定回国来做事。正好许寿裳在1909年4月回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就托他帮自己求一职业，许即向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推荐，于是鲁迅即于这年8月回国来了。
　　

辛亥革命前后（1）
1909年8月间，鲁迅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他在这学堂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当时的同事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一文曾经记述了若干片断：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过，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外，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馀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
　　这样安静地过了几个月，到12月，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任监督（即校长）沈钧儒被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了，上面派了夏震武来接任监督。这可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官僚。从《光绪朝东华录》的点滴材料中，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妄人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丙申（1901年1月18日）条：“谕：现因时事艰难，下诏求言，原期广益集思，有裨大局。近日工部主事夏震武，条奏多未能按切时事立言，著不准行。”夏震武还奏劾军机大臣王文韶，“请置重典”，上谕驳斥他说：“何得以传闻臆度之词，率请将大臣置之重典，殊属冒昧。姑念迂儒不达时务，虽其言过甚而心尚怀忠，免其置议。”碰了个硬钉子。上谕还宣布：不许他再上奏折了：“本日引见时条奏繁征博引，虽间有可采，究多窒碍难行，总之书生之见，不免好名，毋庸再行渎奏。”上谕说他“书生之见，不免好名”，是很中肯的。可是他碰了这个钉子还不够。那时，奕劻、李鸿章正在北京同各国谈判辛丑条约的事，这夏震武竟异想天开，“妄请自充专使”，出使俄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壬子（1901年2月3日）上谕：“国家交涉事宜，何等慎重详筹，岂有以疏远小臣，自请简使，即可遽信之理。夏震武……直以国家重大之事视同儿戏。推其心欲自博忧国敢言之誉，贻朝廷以弃贤拒谏之名，实属狂愚谬妄，自应予以重惩，姑念迂儒无知，从宽严行申斥，勿庸前往京师，亦不准再行渎请。”就是这样一个“狂愚谬妄”之人。他对自己期许甚高，只屈就了一个学堂的监督，已经是极不得意了。官职虽小，也要拿出做大官的排场来。所以一到职就生出事来了。
　　这次风潮的情形，当年的同事许寿裳、杨莘耜、张宗祥都写有回忆。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衡山先生被选为谘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嵚，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浚济，杨乃康，沈朗斋……，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夏震武来信骂我是“离经叛道，非圣侮法”，简直是要砍头的罪名；我便报以“理学欺人，大言诬实”。使得他只好勉强辞职，我们便回校，回校后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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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2）
杨莘耜的《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中说：
　　杭州俗语，凡是遇到木头木脑不懂事情的人，都名之曰“木瓜”。衡山先生辞职后，提学使云南人袁嘉谷，派一富阳人，号称“理学家”和“孝子”的夏震武来做校长。夏为人极端守旧，其时两级师范教职员中留日学生约占十之###，短衣无辫。在夏震武看起来，这些人都是乱党，都是革命党，我们对夏亦看不顺眼，说他是个老顽固，说他是个假孝子（传说他在母死后庐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这种争论，在现在看来，也是很可笑的）。
　　上任前一天，夏有一信给许季茀，说是我明天到校接任，大家应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我们见了这封信，都哄堂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齐集大楼上等他，果然他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穿着袍儿、套儿、靴儿的来了，他见了我们这一群人，衣冠不整，短发蓬松，又没有为他设孔夫子牌位，似乎有点生气，他就自己高坐在椅子上。季茀时为教务长，当然第一个和他接谈，他开口便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还没有说到第二句，大家听了，都勃然大怒，哄然而起，“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你说！”“你当面侮辱我们。”有的人还大声地骂他，“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老顽固，还配来做我们的校长。”大声呼喊，闹成一团，他看着样子不对头，就想脱身而逃。冯祖荀就拦住了大门，不让他走，一定要责问他“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出来！”有的说：“我们办得不好，让你一个人来办罢！”他在一群仆从拥护之下，夺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