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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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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是维护民权的。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十个字,在《墨子》一书中多处可见,贯彻始终。墨子说的天下,当然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要追求的利,也是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他的同情心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在他看来,社会的问题并非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坏乐崩,犯上作乱”,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以强凌弱,巧取豪夺”。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利益,墨子著书立说,奔走呼号,磨穿了鞋底,磨破了嘴皮。这种精神,实在值得崇敬!这种立场,也实在应该肯定。
相反,孔子和孟子,则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孟子比孔子还更进一步:孔子只是讲“王道”,孟子则已经讲“王业”。比如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落实到什么呢?落实到“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讲“尊贤使能”,也是落实到“无敌于天下”。孟子还说:“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还有,与民同乐,也如此:“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王业”了。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王业与霸业,那是只有一步之遥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六 儒墨再评价(5)
看来,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出发点、目的地和实际结果,也并不总是一致。墨子为人民谋,结果是“君权重于民权”。孟子为君主谋,结果反倒是“民权高于君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墨子把事情看简单了。在他那里,人民群众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他们争取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相反,在他看来,这些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结果,按照墨子的方案,如果要把人民群众从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同时让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精神奴仆。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看来,评价一种思想和学说,不能只看立场和出发点,还得看最后的结果。
墨子为什么会把问题看简单了呢?因为他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他那里,人类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需求,这就是物质需求;只应该有一种生产,这就是物质生产;也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这就是物质文明。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什么思想权利,什么言论权利,当然都可以不要。
但这也顶多只是思想言论权利可以交出而已,为什么还必须交出,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呢?因为非如此而不能“尚同”。这就是墨子主张“君权重于民权”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啊,按照墨子的观点,人民群众如果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岂非“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弄得“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没大没小,乱成一团,“如禽兽然”(《墨子·尚同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人民群众将思想言论的权利交给统治者,自己只承担反映情况提意见的义务。这就是墨子的主张。
毫无疑问,这是墨家思想最大的败笔。而墨子有此败笔,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武士的代表。他的学派,也有一种“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张荫麟先生称之为“武士的行会”(《中国史纲》)。这样的团体,最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绝对服从。事实上,在墨家全盛之时,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所有的“墨者”,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最高领袖──“巨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的组织内部,甚至可以动用私刑,处决违法乱纪的人(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这也是墨家与诸家的一大区别:墨家学派有如国家,师生之间有如君臣。儒家学派有如家庭,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至于道家和法家,则是连组织都没有的。这,又谁是谁非呢?
可惜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因为就在儒墨两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种声音也在中华大地上响起。这种声音认为,什么“仁爱还是兼爱”,什么“君权还是民权”,什么“改良还是革命”,都没有意义。解决社会问题,不是靠做,而是不做;不是要考虑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是要考虑不做什么和怎么不做。也就是说,顺其自然,或者无为而治。以火救火固然不对,以水救火也不行。前者(仁爱)是扬汤止沸,后者(兼爱)是杯水车薪。正确的方案是什么呢?釜底抽薪。
我们知道,发出这个声音的是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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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隐士哲学家(1)
儒道之争,也可以说是儒、墨、道三家之争。因为儒墨两家的分歧,主要在仁爱与兼爱。但仁爱也好,兼爱也罢,总之是要做点什么。实际上,墨子虽然与孔子对着干、拧着来,出发点可都是关心天下兴亡,也都愿意为此殚精竭虑,奔走呼号。道家却无意于此。他们虽有主张,却并不游说诸侯,也不设计方案。即便发表意见,也多半是自说自话。因为道家的主张是“无为”,也就是不做什么。不但自己不做,也反对别人做。他们的主张,是统治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要做。这才有了儒道之争的焦点:有为,还是无为。这是道家与儒家的分歧,也是他们与墨家的分歧。也就是说,儒家和墨家都主张“有为”,分歧仅仅在于“做什么”和“怎么做”。道家的主张,却是“不要做”。这样看,道家与儒家、墨家的分歧,比儒墨之争的分歧更大。
问题是,儒墨两家为什么要做,道家为什么就不做呢?
因为他们代表不同的士。前面说过,墨家代表武士(或侠士),儒家代表文士(或儒士);墨家代表士的下层,儒家代表士的上层;墨家代表士的过去,儒家代表士的未来。武士也好,文士也好;下层也好,上层也好;过去也好,未来也好,总归都要做事。那么,不要做事的道家又代表谁?他们的思想又是谁的哲学?
隐士。道家是隐士的代表,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
什么是隐士?隐士是士的另类。前面说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体上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给别人帮忙。比方说,大夫的采邑,就是士来打理的。这样的士,叫“家臣”(前面说到的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另外,打仗,也要靠士。这样的士,就是“战士”,也叫武士、甲士。打仗要有人冲锋陷阵,也要有人出谋划策,还要有人拉帮结派合纵连横。这样的士,就是“谋士”,也叫“策士”。国家之间不但要打仗,也要谈判,要唇枪舌剑,折冲尊俎,得有人帮着说话。这样的士,就是“辩士”。天子、诸侯、大夫,都要占梦、算卦、看风水,要有人懂医懂药懂房中术。这样的士,就是“方士”。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呢?他们也得有人陪着吃喝玩乐闲聊天。这样的士,就是“食客”。总之,士的任务,就是有事帮忙,没事帮闲,说话帮腔,打仗帮凶。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要做事,也都要依附于高级贵族(大夫、诸侯、天子)。他们都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所以他们要关心天下兴亡。隐士却不同。他们谁也不依附,什么事情都不帮别人做,也不为这些事情费脑筋。什么天下,什么人民,什么家国,统统事不关己。如果你拿这些事去请教他,他还要生气。比如传说中的隐士许由,听说尧要让位给他,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结果他的哥们巢父更生气,说你这么一洗,把溪水都弄脏了,我只好去上游饮牛。这就是“隐士”。
什么人可以做隐士?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当中,什么人是隐士?不做事的人。所谓“不做事”,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耕田、种菜、砍柴、钓鱼之类,还是要做的,否则他们吃什么?他们的“不做事”,其实是“不做官”。不做官也不是“不会做”或者“做不了”,而是“不愿意”。能做,会做,做得了,却偏不做,才叫“隐士”。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隐士哲学家(2)
道家,就是这样一些人的代表。道家思想,就是这样一些人的哲学。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问题。第一,儒和侠需要哲学,需要代表,是因为他们做事。做事,就要有理论依据,也要有哲学指导。隐士什么都不做,要哲学干什么?要代表干什么?第二,隐士对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既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你何必说,又有什么可说的?
这就只能说明两点:第一,道家不等于隐士,隐士不等于道家。准确地说,道家不是隐士,只是“隐士哲学家”。他们的立场、观点、态度,是隐士的,因此主张“不做”。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哲学家,因此不能“不说”。说什么?把为什么主张“不做”的道理说出来。主张“不做”,同时“要说”,这就是“隐士哲学家”,也就是道家。第二,作为“隐士哲学家”,道家其实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这个天下,已经没救了。要救,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无为”。这就是他们与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因此,所谓“儒道之争”,就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先说第一条。
前面说了,道家代表的隐士们,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和天下兴亡的。那么,是他们认为这事不关自己的痛痒吗?不是。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隐士也不例外。社会状态好,他们的生活也好;社会状态不好,他们的生活也不好。怎么能不关心?怎么能说关心是不必要的?其实,他们的不关心,是认为关心也没有用,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了。既然无可救药,关心它干什么呢?
这种观点,主要是老子、庄子之前那些隐士们的。这些人是道家的先驱,我们不妨称之为“前道家”。孔子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人。孔子和他们的关系,大约是孔子对他们很客气,也很敬重;他们对孔子则不欣赏,也不赞成。
不妨举几个《论语·微子》中的例子。比如楚国的“狂人”接舆,就曾经一边唱着歌,一边走过孔子的车子(歌而过孔子)。歌,当然是故意唱给孔子听的。怎么唱的呢?凤凰啊凤凰,咋就这么倒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过去的不可挽救,没做的还能追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算了吧,算了吧,那些当权派岌岌可危(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话意思很清楚:如今这个世道,早就不可救药。你孔某人就算是凤凰,碰到这倒霉的时代,也只能是没毛的凤凰,还不如一只鸡!现在那些执政者早晚要完蛋,你东奔西走找他们干什么!据说,孔子听了立即下车,想跟他谈谈,接舆却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如果说接舆的歌还只是暗示,那么,另外两个隐士──长沮和桀溺的话,可就是明明白白的了。有一次,孔子要过河,找不到渡口。正好长沮和桀溺肩并肩在耕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长沮说,驾车的那位是谁?子路说,是孔丘。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驾车是子路的事,孔子怎么成了“执舆者”?回答是:因为子路下了车,所以缰绳就到了孔子手里。第二,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怎么能直呼其名?回答是:因为子路是在对长者介绍孔子。直呼其名而不称夫子,是谦虚,也是对长者的尊重。于是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是知津矣)!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长沮这是话里有话。他的意思是:孔夫子不是聪明绝顶吗?他连天下的出路在哪都知道,还能找不到渡口?当然,这话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孔夫子早就知道天下的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两种解释,都通。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隐士哲学家(3)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桀溺问:先生哪位?子路说,是仲由。子路的回答也是称名不称字,也是谦虚、尊重。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对的。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你们又和谁一起去改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与其跟着“辟人之士”,何不跟着“辟世之士”?这意思也很清楚: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坏透了,烂透了,根本就不可救药。你们与其像孔子那样,只是拒绝与坏人合作(避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根本就拒绝与整个社会合作(避世)。
长沮和桀溺说完,就只顾埋头干活,不再搭理子路。子路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说道:人又不能和动物一起生活(鸟兽不可与同群)。不跟人打交道,又跟谁打交道(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如果太平,我也用不着出来搞改革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也就是说,正因为世道看起来无可救药,这才需要我们想办法。
类似的话,子路也说过。有一次,孔子在前面走,子路在后面跟,掉了队。为什么会掉队呢?估计是孔子坐车,子路步行,跟不上。这时,子路遇到一位“荷蓧丈人”,也就是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蓧(音掉)的老人,就问:先生看见我老师了吗?荷蓧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老师(孰为夫子)?这话也历来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指荷蓧丈人自己的,也有说是指子路甚至孔子的。这样一来,这句话也就有三种翻译。第一种:荷蓧丈人说,老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哪里认得你们老师?第二种: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们老师?第三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也是老师?谁是老师?这三种解释谁是谁非,我们且不去管他,关键是之后子路的议论。子路说,别以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主张行不通,那是老早就知道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就有意思。明明知道“道之不行”,为什么还要去推行呢?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尽义务,二是有希望。子路说,君子做官,只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一个士人的责任而已(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像隐士们那样只顾洁身自好,其实是取了小义,乱了大伦。所以“不仕无义”。问题是,如果这社会彻底无救,君子就算做了官,又有什么用呢?说到底,还是认为世道可救,或者希望可救。唯其如此,孔子才开出了救世的药方。
以上就是儒道两家的第一个分歧:天下大乱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由此,又引出了他们的第二个分歧:我们应该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
道家认为应该拯救自己。在他们看来,天下既然已经无药可救,那么,能拯救的也就是自己。这是杨朱的观点。杨朱,是先秦道家第一人。先秦道家有三个阶段,各有一个代表。杨朱代表第一阶段,老子代表第二阶段,庄子代表第三阶段(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可惜杨朱没有留下著作,他的生平也没人知道,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因为《墨子》一书没有提到杨朱,而在孟子的时代他却已与墨子齐名,拥有众多粉丝。《孟子·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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