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逍遥游-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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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山徐广缙，便多方刁难，诸多阻碍。钦差大臣李星沅站在一旁，无能为力，只能再奏请赶快从北京调派一位“总统将军”统筹军事。
　　北京的皇帝，派遣大学士赛尚阿（满人）到广西来调停，并给李星沅、周天爵、向荣三人严重警告，意谓即使派出特使，三人不得袖手旁观，互相牵制，以坏大事。李星沅遵旨写信给向荣说：“异姓同心，无分彼此，和衷共济。”换句话说，大家不要争吵，让太平军渔翁得利。但是，赛尚阿还没到达之前，这位最高长官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就病死在广西武宣。清廷只得马上改任赛尚阿为钦差大臣。
　　因死得名，永垂不朽
　　这样看来，林则徐如不病死在潮州府普宁的赴任途上，得以进入广西经营几年，这些地方军政长官之间的摩擦也就不会发生，洪秀全的太平军也就无法扩大势力。可是，这样又会使林则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罪魁。在他本人来说，却是因死得名，他永远是鸦片战争中的英雄。
　　林则徐还有一个伟大功绩，却为后人忘记，那就是“林公井”，和左宗棠的“左公柳”前后辉映，永垂不朽。他被贬放新疆的三年岁月里，在地方上大力推行开垦事业，兴水利，垦良田。新疆的水利工程便是多多开拓沙漠绿洲：以天山山脉的冰水注入沙漠之中，成为下水道，再把地下水引到缺水的干漠地区，当地人称作“坎儿井”，这是自古有之的引水办法。林则徐到任之后，不知修筑了多少坎儿井，嘉惠干漠地区。因此，这些坎儿井便被命名为“林公井”，用来纪念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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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1）
曾国藩：中兴名臣？名教卫道士？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可以说唾手可得。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满清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盛世创业垂统英雄，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英雄，心力劳苦为第一义。”这段话，见于曾国藩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咸丰十年（1960）所写的文章上。
　　从这句话便可看出曾国藩这个人的心迹。他并不以创业垂统的英雄自居，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盛世。他自认为是扶危救难的英雄，因为他认清了面临的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末世。他是很知道反求诸己的自省家，小心翼翼，刻苦耐劳，也就觉得只能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从他的性格来说，稳扎稳打，如履薄冰，襟怀豁达也就可望而不可及了。
　　这是他的自知之明，还是逃避心理？就让我们来检证他的一生，作出评论。
　　“曾剃头”的湘勇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道光十八年（1838），亦即鸦片战争前二年，进士及第，年二十七岁。
　　曾国藩像（民国年间绘）
　　曾家在当地并非望族，湘乡也非人才荟萃之地，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位进士。可是，曾国藩之后，又出了一个毛泽东，湘乡、湘潭简直就变成无人不知的地灵人杰之地。曾国藩进士及第后，即被拔进翰林院，在中央任官，比起一般进士都被派往地方当县官来，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位。
　　道光二十九年（1849），太平天国战争的前夕，曾国藩已任礼部右侍郎，也就是礼部四个次长级之一。翌年，道光皇帝驾崩，大葬举殡之仪，就是由这位礼部右侍郎挑重担。这和他的抑郁的性格很一致，他办起丧事来有条不紊。
　　咸丰二年（1952），曾母去世，丁母忧，曾国藩回湘乡守制。通常守制是三年，但因夺情，仅在家乡不到一年。这在当时的习惯，曾国藩的夺情无可厚非。何况他年届四十，正是官场大干一番的年龄，古礼尽可大打折扣。曾国藩守母丧时的官职，是吏部左侍郎（内政部次长），正出差到江西主持试政，他回湖南守制的时间，具体说只有五个多月。
　　在他回湖南守制的期间，太平天国的太平军已从广西出境，进攻湖南长沙。因久攻不陷，掉头转进湖北攻陷武昌。江南一带几乎被太平军席卷而入。湖南巡抚张亮基急得要命，正好这位中央高官归省在乡，便把曾国藩拉出来办团练，召集湖南各地子弟，加以训练，是一种地方义勇军，用来保乡安民。曾国藩任吏部左侍郎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的军职，多少还懂得军队的规矩。
　　举国无可用之兵
　　当时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兵闻风丧胆的八旗，入据关内以后，以征服者的地位，养尊处优，渐渐消磨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到三藩起事时，八旗的战斗力已远逊于入关时。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主要是依赖效忠满清的汉人赵良栋、蔡毓荣等。后来乾隆帝平定准部、回疆、金川，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是战斗力仍以绿营为主。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增兵之举，实在是有鉴于满洲八旗已不可用，而不得不增加兵额以应付他日非常的事变。
　　可是，承平日久，连绿营的汉人军队也堕落了，将领熏染官习，兵卒骄顽疲弱，暮气日渐加深。到了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之役，绿营兵力也不能用了，清廷便开始依赖乡勇团练的力量。川楚白莲教平定后，清廷并没有再整顿废弛的军备，年复一年，积弊更重。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役，清军根本不堪英军一击。从这时候起，清朝兵力的衰弱便完全暴露在民众的眼前。
　　曾国藩看在眼里，深深感到八旗和绿营的腐败，他出手办乡勇团的团练，便采取了几个原则：第一，挑选兵员以农民子弟为主，取其朴实苦干，并且体格也比较强壮；相反地，避免募集城里民兵，嫌其油头滑面，带有市井气和衙门恶习，并且多数人都喜欢抽大烟。第二，挑选将领以门下高生为主，他继承桐城派的儒家学派，收有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儒生）。私淑子弟，乡谊情深，思想统一，有共同语言。上命下达，感情沟通，调动起来比较顺手。第三，军费调达以就地取财为主，他不向中央请求补助，以免多受掣肘。自力更生，办起独立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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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2）
曾国藩所办的乡勇团，人们称其为“湘军”或“湘勇”。湘军的创设者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始作俑者。他培植的李鸿章拥有“淮军”或称“淮勇”，便是根据湘军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李鸿章的部下袁世凯，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北洋军阀的创立者。民国初年的“新湘军”，也是脉承曾国藩的湘军。
　　中国近代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控制他的军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曾国藩编的团练，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者杖毙，轻者鞭责。因执行严格，人称“曾剃头”。咸丰四年（1854）三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全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军阀集团。
　　《曾文正公集》
　　湘军首次出动时，曾国藩写成一篇著名的《讨粤匪檄》，说明湘军的立场。强调湘军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为传统文化而战。但对太平天国的种族思想则不加驳斥。尤其在他的名教主张之中，也不过分强调勤王之义。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并煽动陷太平军者，以分化“新兄弟”和“老兄弟”。他说，太平军所过：
　　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檄文的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名教观念打动知识分子。他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皆以兄弟相称之……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而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檄文的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他说：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徃徃敬畏神祇……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最后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卫道，救被掳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太平天国死对头
　　咸丰四年（1854）四月，出师不利，湘军一开始就打败仗。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攻打岳州，准备东下，即被太平军当头一棒，不得不逃回长沙。太平军围困长沙的两大据点湘潭和靖港，照原定计划，湘军水陆两师拟攻湘潭。但忽然有长沙乡团前来请兵，说靖港太平军防备松弛，曾国藩被乡团说得怦然心动，便亲率水陆二师和乡团会攻靖港。
　　曾国藩克复江宁省城战图
　　这一仗，湘军水师又被太平军打得一片大乱，水勇溃散，战船三分之一被焚被掠。亲自督战的曾国藩气得在靖港对岸的铜官渚，一连三次当众投水自杀，但三次投水都不成，被部属救回长沙。据他自称当时的情景是“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此外还有里闾百姓、市井小人的群相诟辱讪笑。可是，在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准备写好遗嘱决计四度自戕之时，自湘潭传来了另队湘军塔齐布的捷报。湘军勇克湘潭，歼敌无数。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并未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
　　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是太平军出广西后在长江一带第一次遭受大创。这一仗把湘军的士气打起来了。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军达12年之久，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
　　

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3）
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诚如太平天国中号称第一代英杰的翼王石达开说他“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和石达开交过手的清军大帅太多了，他独佩服曾国藩。
　　太平天国亡后，曾国藩已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当年曾国藩五十四岁，竟此不世之功，位列封侯，难免踌躇满志。幕客赵烈文向他道贺，跟他开玩笑：“今后我们该称呼中堂，还是侯爷？”曾国藩自家调谑地答道：“只要你不称我猴子便好。”于是宾主二人相对大噱。
　　功高震主，咸丰疑惧
　　话回前头，湘潭大捷，长沙之围宣告解围。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腾鼓舞、额手称庆之际，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之胜”和“靖港之败”，请奖叙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主动请罪。折中且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岂料清廷竟会免去曾国藩的礼部右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咸丰皇帝甚至御笔朱谕，大骂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曾国藩为满人出力，出生入死，一度败绩，《清代名人像册》之“曾国藩像”终告大捷，所获的报偿便是如此的当头一棒。
　　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湘军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形于色，称赞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当时，便有一位山西寿阳出身的大学士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咸丰皇帝听了这话，为之蓦然变色良久。
　　曾国藩兼帅水陆两师，咸丰皇帝当初就已经对他有所戒心，曾派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常驻曾国藩的水师，曾召湖广总督满人台涌跟曾国藩的陆师会合。此所以咸丰帝敢于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都不给曾国藩好脸色看，反倒施以当头棒喝之因。然而，湘军此时越战越勇，太平天国将亡未亡，曾国藩的势力弥漫江南半壁江山，手上又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
　　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原来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皇帝面前说出这句话。祁大学士等于是揭开咸丰帝的疮疤，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清廷十万火急地檄调曾国藩麾下第一员勇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少些兵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理”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莫太离谱也就罢了。
　　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号润之）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由他北上勤王表示敷衍一下，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至于大清帝国亡不亡，则“有济无济，听之而已”，不关我们的事，清国事，管他呢。
　　黄袍加身唾手可得
　　1861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章君谷便持此种说法。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如《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中，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说什么：“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更彰明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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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4）
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不满，在私人行动上慢慢地表现出来。
　　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铸成一个由大汉民族主政的曾王朝，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挟其余威，可以说唾手可得。从上述几件事看来，他心中大有对清王朝的不满，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清朝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据说在当时确有不少人劝他做皇帝。例如他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反而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还有他的门生、得力干将彭玉麟，在他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就曾派亲信送给他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面说：“东南半壁无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