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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北京三千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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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尾烧鹿肉等等。乾隆还喜欢吃各种药粥,这些粥对于老年的脾胃很有益处。八珍糕乾隆也非常爱吃,他还亲自配制了八珍糕的配方,包括党参、茯苓、白术、薏米、芡实、扁豆、迷莲、糯米、白糖,研成细末,和白米粉蒸糕,每天吃4到6块。在晚年时候,乾隆经常食用八珍糕,的确起到了健胃补气、固肾养脾的效果。
乾隆年间,清宫饮食十分丰富,但他食杂粮、蔬菜的习惯不改。每年春季榆树发芽的时候,清宫要食榆钱饽饽、榆钱糕、榆钱饼。乾隆不仅自己吃,还将此供奉神祖,“宫内、圆明园等处佛堂供榆钱饽饽、榆钱糕”。宫内御膳房做的榆钱饽饽分送后妃、皇子们,还赏给王公大臣们品尝。这体现了乾隆帝的饮食粗细搭配、粮菜互补的合理膳食。
乾隆也注意进补,但适时适当,而不乱补。所用“松龄酒”、“龟龄集”之类,主要由补脾肾、益气血为主的中草药制成。这也是符合医学道理的。补肾可以滋先天,补脾可以壮后天,肾气强盛,脾胃健运,气血充盈,身体自然强壮。
烟草从明代传入中国后,京城达官贵人中十有###都嗜烟,乾隆也曾经一度嗜好抽烟,而且非常上瘾。后来乾隆患上咳嗽,御医看过之后,认为是抽烟的结果,乾隆这才觉出抽烟的危害,于是命令侍臣不得再给他进烟,果然,没过多久乾隆就不咳嗽了。历代皇帝都是任性而为,只要自己喜欢的就不管是否有益,但是乾隆在生活上能够及时节制不良癖好,这也是他能长寿的重要原因。
老北京的特色小吃
北京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小吃历史悠久。北京小吃俗称“碰头食”或“菜茶”,融合了汉、回、蒙、满等多民族风味小吃以及明、清宫廷小吃特色而形成,品种多,风味独特。北京小吃大约二三百种,包括佐餐下酒小菜(如白水羊头、爆肚、白魁烧羊头、芥末墩子等)、宴席上所用面点(如小窝头、肉末烧饼、羊眼儿包子、五福寿桃、麻茸包等),以及作为零食或早点、夜宵的多种小食品(如艾窝窝、驴打滚等)。其中最具京味特点的有豆汁、灌肠、炒肝、麻豆腐、炸酱面等。一些老字号专营其特色品种,如仿膳饭庄的小窝窝、肉末烧饼、豌豆黄、芸豆卷,丰泽园饭庄的银丝卷,东来顺饭庄的奶油炸糕,合义斋饭馆的大灌肠,同和居的烤馒头,北京饭庄的麻茸包,大顺斋点厂的糖火烧等,其他各类小吃在北京各小吃店及夜市的饮食摊上均有售。
清代《都门竹枝词》写道:“三大钱儿买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又面茶;凉果糕炸甜耳朵,吊炉烧饼艾窝窝,叉子火烧刚卖得,又听硬面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盘,新添挂粉好汤圆……”这也说明北京历来有许多风味小吃。
昔日北京不少家喻户晓的小吃,由于时代变迁等诸多因素,早已消失,有的也很少见到,但是,大多数小吃保存了下来,有些小吃店还开到了一起,这样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顾客。
东华门夜市上聚集了凉粉、扒糕、莲子粥、酸梅汤、红果酪、杏仁豆腐、烤肉串、烤龙虾、烤鱿鱼、炸蚂蚱、炸蝎子、炸蚕蛹等等小吃,安全卫生。护国寺小吃店经营的从庙会中的“碰头食”传下来的北京小吃,经过改良变得精细起来,没了过去的“个儿大、经吃、一个就饱”的粗糙,墩儿饽饽、枣卷果都小巧可爱;姜汁儿排叉、糖耳朵可谓是百般玲珑。锦芳小吃是从民国创始至今的小吃店,有麻团、杏仁茶、艾窝窝、奶油炸糕、炒疙瘩等等,以元宵最为有名,有山楂、青梅、桂花、豆沙、什锦、奶油、椰蓉等十几种陷儿。九门小吃是在过去的几家著名老字号的倡议下,由北京小吃协会出面组织的。里面的老字号有很多,比如年糕杨、奶酪魏、小肠陈、爆肚冯、瑞宾楼褡裢火烧、李记白水羊头、月盛斋等。北京著名的小吃一条街还有:王府井小吃街、什刹海小吃一条街(原前门小吃迁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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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夏季饮食
老北京人称冷饮为“冰食”。中国人吃冰食的传统源远流长,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贵族炎夏要享用冰食,先决的条件是要藏冰。当时,皇室都建有藏冰室。在周代,朝廷还设有掌管冰事的官员,专管斩冰、藏冰等事宜。因为技术的限制,在中国古代,藏冰很不容易,因此在隋唐以前,能享用冰食的人极少,皇帝为了表示对大臣的恩宠,在天气炎热时会将冻冰赐给大臣。到了唐代,我国开始有了人造冰,在京城之中亦出现了卖冰的店铺。但夏冰售价昂贵,一般人是买不起的,只能“望冰兴叹”。
明清时期,由于藏冰业的高度发展,冰价暴跌,帝都北京城的“冰食”供给也很大的丰富了起来。北京老百姓也逐渐的开始用“冰食”消暑。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的四大“冰食”佳品,一是酸梅汤同,二是西瓜汁,三是杏仁豆腐,四是什锦盘。在《红楼梦》中,记载有玫瑰露、木樨露、酸梅汤和凉茶等众多冰食。而清末民国以来,百姓家在伏天最盛行自制绿豆汤、莲子汤及用中草药熬制的暑汤,以避暑防热健身。清代最大的冰食市场是什刹海,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盘”,远近闻名。
老北京的冰食花样繁多,而老百姓最喜欢的非酸梅汤莫数了。酸梅汤,我国自古有之。老北京人喝的酸梅汤是由清宫御膳房传到民间的方子配制,素有“清宫异宝,御制乌梅汤”之说,因此口味独特。据说最为精制讲究的酸梅汤,不用水煮,而用沸水浸泡酸梅。饮时也绝不往碗里加冰,而是在汤罐外用碎冰块“镇”,所以酸而不烈,甜而不酽,冰而不钻牙床。清乾隆年间,诗人杨米人所著《都门竹枝词》记载说:“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老北京售卖酸梅汤的店铺伙计和小贩们掂打着“冰盏儿”——两个小铜碗,一上一下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并吆喝着:“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闹碗儿尝——一个大一大碗儿勒!”孩子们听到门外这个响声,便向家长要几分钱,飞跑到大门外,去买自己喜欢的酸梅汤了。
老北京的一些药铺在炎热的夏天,还经常在门前摆个长条桌,上面放着药店免费提供的药汤,这些药汤既解渴又祛暑。有一些药铺也常在供行人免费喝“暑汤”的同时,施舍一些藿香正气丸等小药包,上面通常印着店铺的字号以及“暑天防热,保重身体”等字样,既是社会慈善活动,也是做生意的宣传,从而扩大自家店铺的知名度。
在老北京,还有一些专门给大宅门送冰块的送冰人。这些冰块是送冰人从冰窖里批发来的,他们赶着小毛驴儿,每天将冰块送到大宅门住户的家中。大宅门的住户将这些冰放入“冰箱”——里面贴着铁皮的木制箱子,来冰镇食物防止食物腐坏。当送冰车来到时,胡同里的孩子们非常欢乐,有的去摸凉冰,有的去拣掉在地上的碎冰碴儿含在嘴里以此为乐。
老北京的冰食还有雪花酪、红白玻璃粉、果子干、杏仁豆腐、大冰碗等等。
现如今,夏暑季节乃至冬天,“冷食”、“冷饮”在市面上随处可见,花样也更丰富了,但这都替代不了老北京冰食的独特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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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衣着打扮
北京作为七大古都之一,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员们对衣着打扮都相当重视。清朝入关后,过去的宽袍、大袖和蓄发的传统装束被逐渐改变,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北京人的穿着打扮。
戴帽子是满族男子的习俗,自从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剃发垂辫已成定制,因此北京的男子不分种族也不分长幼都戴起帽子来了。当时北京人戴的帽子大致可分为礼帽、便帽和风帽。所谓礼帽就是官帽,多用呢、缎或布制成,也有用皮子制成的。老北京的便帽,无论老少也无论尊卑都可以戴,这种帽子由6块同质料子拼制而成,据说早在明代初年,就因为它有天地四方的“六合统一”的意思而盛行于京城。风帽有棉、皮两种,用呢子或缎子制成的较多。帽扇至肩,可以保护脖颈以御风寒。
清朝男子的服装以长袍、马褂为主。长袍的特点是,长过膝、领为圆,带大襟,有扣襻,袖适中,摆开衩。按规定:皇室宗族的长袍前、后、左、右开四衩,官吏的长袍开两衩。开衩的长袍,袖口要装饰箭袖,形似马蹄,故名“马蹄袖”,平时翻起,行礼时放下。普通百姓穿的长袍下摆不得开衩,俗称“一裹圆”,袖口为散口状。马褂是一种对襟、圆领、有开禊带扣襻儿的外罩衣,马褂多以绸缎织物为材料,也有用兽皮制作的。马褂颜色有蓝、紫、灰、黄多种,以黄色为贵,俗称“黄马褂”。一般平民不准穿,皇帝、巡行扈从大臣们可穿明黄色马褂。清代中晚期,赏穿黄马褂的勋臣相当多。
清朝的汉族妇女服装一般有披风、袄、裙等。披风即外套,作用与男人马褂相似。披风内依次为大袄与贴身小袄,下装为遮足长裙。满族妇女的便装一般为长袍。有些讲究装饰的妇女,往往在长袍的衣襟、领口、袖边处镶上绦子花边,作为美的点缀。
穿靴子也是满族的习俗。满族未入关前,常以皮子为面,然后絮进“兀刺草”,因此这种靴子被称为“皮兀刺”。入关以后则以布或缎为面制靴,同时也不再絮兀刺草了。当时,作为京城的主要居民的汉人,仍然是以穿鞋为主。总的来说,京城男子穿便服时以穿鞋为主,若穿官服则要以穿靴为主了。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惯,着弓鞋(尖足鞋)。满族妇女不缠足,多穿装有木底的绣鞋,俗称“高底鞋”、“花盆鞋”。
清末时,北京百姓还曾不分男女流行穿裤子。裤子分满裆和套裤两种。满档裤用绸或布制作的都有。女裤在裤腿边上往往还绣着各种花纹,男裤多为素的。至于套裤,是一种无裤腰裤裆、只有两只裤腿的裤子,穿着时用带系在腰间。
民国时期,北京妇女一般穿戴为上衣下裙。青年妇女多喜欢穿瘦身秀长的衫袄,衣领挺高,下穿黑长裙。后来,满族妇女穿的长袍推陈出新,逐渐成为体现女性曲线美的旗袍。民国成立后,政府曾发布“剪发通令”,而且还制定了“服制条例”,条例中规定了男子和女子礼服式样。但这些并没有贯彻实行,对普通百姓的穿着打扮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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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胡同趣事
据《北京胡同志》介绍,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关于“胡同”的称谓,有多种说法——有蒙古语“浩特”(居民聚落)、“霍多”或“霍敦”(村落)音转之说,有“火疃”音转说,有“胡人大同”简称说。最流行的一种为“胡同”源于蒙古语,即“水井”之意,或说“有水井的地方”。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衚衕(胡同)来”之句。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街巷名称的约4000个。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翻译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如屎壳郎胡同,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等等。
实际上,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除了音译的之外,不外乎这么几个:有以街市命名,如钱市胡同、驴市胡同、米市胡同等;有以姓氏命名,如史家胡同、方家胡同等;有以形状命名,如口袋胡同、耳挖勺胡同等;有以标志物命名,如砖塔胡同、铁狮子胡同等;有以生活用品命名,如绒线胡同、剪子巷等;有以职业招牌命名,如赵锥子胡同、李纱帽胡同等;还有以寺庙命名,如灵境胡同、净土寺胡同;有以衙署机构命名,如兵马司胡同、钱粮胡同等等。
非常有趣的是,现在很多的胡同名是从市井俚俗的胡同名中改过来的。比如羊尾巴胡同改作羊宜宾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小脚胡同改作晓教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劈柴胡同改作辟才胡同,蝎子庙胡同改成协资庙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等。
北京胡同记载了元朝以来北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仁义胡同的来源,就和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有关。相传明代时,两位大臣是邻居,只一墙相隔。一次大雨泡倒院墙,在重修时,两家因墙基发生争执,倪家说金家多占墙基,金家说倪家多占墙基。两家分别给在外做官的老爷写信,要他们出面干预。时间不长,两家分别接到回信,信的内容都是:“百里捎书为堵墙,让出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见到信后,两家人十分惭愧,因此在修墙时分别让出一墙的墙基,形成一条约5尺宽的胡同,百姓管这条胡同叫仁义胡同。
大家都知道慈禧垂帘听政的故事,她所用的竹帘都由工匠精选南方的上等慈竹,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工编织而成。这些竹帘磨损后会被换下,因为旧帘子是皇家用过的,不可能卖给平民百姓使用,只能设立个地方存储,于是就有了帘子库,而帘子库所在的这条胡同就成了帘子库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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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四合院
对老北京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除了星罗密布的胡同外,就是驰名中外的四合院了。北京四合院之所以有名,首先在于它的历史悠久。北京四合院自元代建都北京开始,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当时,元世祖忽必烈“诏旧城居民之过京城老,以赀高(有钱人)及居职(在朝廷供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分给迁京之官贾营建住宅,北京传统四合院住宅大规模形成即由此开始。明清以来,北京四合院虽历经沧桑,但这种基本的居住形式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更适合居住要求,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合院形式。
北京四合院所以有名,还因为它虽为居住建筑,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北京四合院的营建非常讲究风水,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说,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水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
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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