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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第2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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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作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

  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

  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

  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注意,是一个人,看守一百个人。

  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边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

  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

  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

  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顺应潮流,又反了。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

  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

  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

  “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

  李自成如是说。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

  比较凑巧的是,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

  而且这两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

  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

  直到有一天。

  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

  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

  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

  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

  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

  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处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

  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

  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

  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

  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

  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

  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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