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道光皇帝-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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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很小。
　　于是，人们纷纷前来交税领票，场面十分踊跃。《清史稿》记载：“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笔者按：一引400斤）。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转移佣值，全活无算。是法成本既轻，盐质纯净，而售价又贱，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
　　大家注意到了吧，“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就是说，原来的私盐贩子现在改作官盐的生意了，因为一经纳税，所运之盐即为官盐。陶澍指示减少手续，加快流通，又加强对黄河两岸渡口船只的管理，打击运盐道路上的匪徒，便于食盐销售。这样一来，淮北之盐销路大畅，供不应求，后来，考虑到不侵蚀其他产盐区的利益，特地规定了销售限额为46万引。
　　票盐法使原来淮北垄断盐业的盐商受到致命的打击，许多盐商破产了。花园变成了菜地，成群的仆人也是树倒猢狲散，盐商们用各种办法表达对陶澍的愤恨。扬州盐商设计了一种新的纸牌游戏，增加了一张叫“桃树”的牌，上面画着一个人手持大斧，奋力地砍伐一株桃树，拿到这张牌的人一般是输定了，所以，必定破口大骂。
　　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义愤填膺。
　　道光一面表示这件事儿令人发指，可以追究纸牌发明者的责任；一面安慰陶澍不要受这件事儿影响，再接再厉。盐商还通过御史向皇帝直接反映票盐法给原来的盐枭带来了利益，甚至举报陶澍把写给皇上的奏折私自出版发表，等等。对此，道光帝都给顶住了，他毫不动摇对陶澍的信任，使得票盐改革终获成功。
　　淮北私盐绝迹，国家税收大增，超额完成了任务。本来，两淮盐政亏损七百多万两，经济上已经走到了绝境。但经陶澍改革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公历1831~1837年），两淮完纳盐课2640余万两，存银300多万两。这真是一个经济奇迹，而且，陶澍打破垄断，平等竞争，自由贸易，重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思想更为可贵，这是道光朝最有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此后历代政府纷纷效仿，达百年之久。
　　陶澍决定趁热打铁，将票盐法推广到淮南，但身体日益羸弱，精力逐渐不济，于道光十九年六月（公历1839年7月）去世。道光皇帝闻讯悲痛万分，称他“实心任事，不避嫌怨”，赠“太子太保”称号，谥号“文毅”；同时命令将陶澍的灵柩运回湖南，沿途地方官员必须细心照料。据说，陶澍病重的时候向道光皇帝建议由林则徐继任两江总督，道光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在陶澍去世的时候，一个五千年未遇的强敌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上，正对着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政府虎视眈眈，两国之间已经是剑拔弩张。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风雷激荡的新时代，可惜道光君臣还处在懵懂之中。
　　

十六、王朝末路（1）

　　鸦片战争结束之时，道光皇帝已近暮年，在位二十余年，虽励精图治但始终鲜有作为；年华已逝，精力已然耗尽，暮气沉沉的他望着满目疮痍的大清朝也只能转而苟安。财政危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此时偏偏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银库大案——925万两白银不翼而飞，作为天下身份最尊贵的失主，他该到哪里去查找？战后，夷务纷扰纷至沓来，外国鬼子厚颜无耻、得寸进尺，居然还想进入各个通商口岸所在的城市居住！为什么今天看来一个最无谓的争端会在当时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呢？
　　【国之鼹鼠，监守自盗】
　　诗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道光二十三年，道光帝已62岁高龄。多年劳心操持，使他苍老得异常快，此时他疲惫至极，寝食难安。他大概知道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内忧外患使清政府岌岌可危。鸦片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沿海各地复归平静，但举目所及之处无一不是乱麻一团。
　　此时，道光帝面临的最大内忧来自财政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持续两年之久的鸦片战争用尽了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清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谚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真是如此。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同时，黄河连年决口，堵决口，救灾民，两千三百多万两白银又打了水漂。
　　总之，这两三年间，用于战争、赔款、治河的支出合计将近七千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每年的总收入仅有四千多万两。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道光帝，这个以节俭闻名遐迩的皇帝，心疼得要命啊。但是没办法，咬牙跺脚也得花。当时户部银库存银仅一千万两多一点儿，这已经是大清开国以来的最低值了。无论如何，这点儿钱不能再动了，如若再用，就突破道光帝的心理防线了，这么大个国家，总得留点儿备用金吧。
　　然而，道光皇帝做梦也没想到，国库是空的，一千万两存银仅仅是账面数字！真不知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贵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又将如何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呢？
　　道光二十三年（公历1843年）初，户部银库的库兵张诚保的侄儿捐了个官（买官，美其名曰捐官，把钱捐给国家，国家给个官衔。）钱捐到了户部，叔叔张诚保负责过秤收钱，最后钱没收，但是开了收据。这事儿瞒上不瞒下，由于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结果被捅了出去。于是，黑幕越揭越大，最终揭发出户部银库巨大的黑幕来。史称“（道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
　　道光帝闻讯后惊骇不已，迅速命刑部尚书前去查验，这一查非同小可，发现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万两之多。本以为国家还有一千万的国库余存，一查验就成了泡影，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众所周知，道光皇帝是个节俭得出了格的主儿，大臣到北京述职，赶上吃饭时间，都舍不得留大臣吃顿饭，这回一下子丢了925万两白银，可以想见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道光帝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三月二十六（公历###日），道光帝痛责诸臣说：“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偝国盗贼……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同时，他指示刑部、吏部、步军统领衙门迅即介入调查，一查到底。

十六、王朝末路（2）

　　黑幕解开。
　　大批库兵被抓下狱，大批官员被停职审查，刑部官员忙得不分昼夜。经初步研究，刑侦专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925万两白银非一人所偷，也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银库的库兵。
　　这不是废话吗！925万两白银要是用现代载重四吨的中型卡车运，能装满一百车，一个人敢从戒备森严的银库运走如此多银子吗？就是能偷走，他往哪儿藏？至于说库兵是嫌疑人，也不是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除了库兵，谁也接触不到银子。
　　这么多银子放在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当时，北京共有十个大库，有装粮的、装钱的，还有装布匹绸缎的。其中装钱的共有三库：
　　第一个是紫禁城内库。此库存白银120万两，是给皇帝备用的“过河钱”，就是皇帝走投无路时用来流亡的路费，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而且都是50两一个的大银锭，不易被盗，所以封条一封，上级官员基本不查库；
　　第二个是内务府银库。虽名曰银库，但不藏银，专藏金玉珠宝，库房不大，管理也很方便。
　　第三个是户部银库，即国库。国库里面藏着白花花的银子，差不多每天都在收支。库兵每日都在搬进搬出，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保证国家资金的安全，清朝银库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设管库大臣一员，由户部侍郎兼任，下面设郎中等职，再下有库书数人，这些人都没有权力进入银库，能进入银库的只有库兵。
　　库兵如要进入银库，即使严冬，也必须脱去衣裤，进库后再换穿库内的衣裤；干完活儿出库时，再###衣服，库门口有一个板凳，库兵光着身子跨过板凳，两手往上一拍，大喊一声“出来”，然后就可以穿上来时的衣服，下班回家了。跨板凳、举手、拍手、高喊，是为了表明自己体内、腋下、嘴里、手中没有夹带银子。
　　由此看来，国库监管制度十分严密，库兵貌似也无机可乘，其实不然。库兵守着白花花的银子，怎么会不费尽心机搞一点花花呢。
　　据说库兵偷银子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谷道藏银”。库兵把银子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塞入时，用猪脂肪将银子包上，同时还得用点儿松骨的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受30分钟。这招是要勤学苦练的，不过也有两个局限：首先，年纪稍大点儿的人难以夹带；其次，只能夏天用，冬天不能用。
　　那么在严冬，库兵怎么往外偷银子呢？
　　第二个办法是用茶壶往外带银子。壶里有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办法，还有其他一些方法。这样一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银库的银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盗了很多。
　　调查组调查出答案，可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发现呢？
　　此时，距清政府上次大规模、彻底地清查银库已整整43年了。从嘉庆五年（公历1800年）彻底清查国库以来，每年只是例行公事般地查库，查库大臣翻翻账，看看门窗，检查一下管理制度，煞有介事地叮嘱库兵几句，走完过场就作罢。要说他们对库兵监守自盗一丁点儿察觉也没有，谁也不信，但是，一句话，惹不起啊。
　　这不仅牵涉部门利益、复杂的官场博弈，就是那帮库兵，也都不简单，水很深，有的甚至黑白两道通吃。开库之日，户部银库门外一群群全副武装的保镖，聚在树下乘凉，那份威风，户部一般官员也比不上。这些都是库兵的私人保镖，其实不是库兵摆谱，他们时常会面临着被绑架、抢劫的危险，因为巨大的利益很容易让歹人见财起意。另外，补一名库兵的缺要六七千两白银的活动费，在这种情况下，谁砸他的饭碗，他不跟谁拼命才怪呢？

十六、王朝末路（3）

　　东窗事发，有些库兵闻讯之后，迅速逃离。怒不可遏的道光帝严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今北京市）严拿务获。最后，大部分库兵被控制，不少库兵被拘捕，但如何处理也是一大难题，不仅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取证也很困难。另外，这是几十年间的群体###作案，各级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是他们稍微负责一点儿，也不会酿成此等奇案，若是现在追究官员责任，又面临着法不责众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所以，道光帝懵了，真不知该找谁算账了。
　　经过大臣劝解与开导，道光帝也逐渐从激愤万分中平静下来。道光帝愤怒地表示“本应立置重典，以肃法纪，惟事阅多年，官非一任，即书吏丁役等亦人数众多”，要想查个水落石出已不可能。除了个别证据确凿、情节恶劣的库兵被处以死刑、流刑、徒刑外，基本上没有追究官员们的刑事责任，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宽大处理，而是道光帝此举别有用心，国家当下急需用钱，对于本应承担责任的官员，除了给予行政处分外，关键是责令他们分赔国库损失，尽可能挽回损失。
　　四月初七（公历5月6日），道光决定追究嘉庆五年以来历任银库负责者的经济责任，责令按任期长短，分摊损失。其中库官、查库御史任期中每月赔1200两；管库王大臣每月赔500两；查库王大臣每查库一次赔6000两。那些已故官员的赔偿标准减半，由子孙代赔。
　　不久，道光帝还制定了缴纳赔款的详细时间表。这一期间有些官员拒绝赔偿，按道光之意，拒绝缴纳赔款者将被“监追”，即投入监狱，不赔钱就不放人；超过一定时间还不赔，就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道光帝追缴的结果如何呢？
　　很不理想。
　　款项数额如此巨大，当时国家机器运转效能也很低下，这些因素决定了追缴结果不理想，而这也在道光的预料之中。在追缴过程中，有些官员或者子孙无力赔偿，即使“监追”也赔不出，所以，道光帝不得不调整赔偿标准，譬如延长赔款期限或者适当降低赔偿标准等。同时，道光也同意一些特殊官员免于赔偿，如官员本人去世而子孙尚未成年时，就不要他赔了。
　　银库大案对道光的打击很大，不仅925万两雪花花的白银不翼而飞，让崇尚节俭的道光心疼不已，更憋气的是此等大案竟然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几个长年作案的库兵至今逍遥法外。
　　道光帝怒斥道：“奉旨饬拿，乃经年累月，置若罔闻，迄未就获。该衙门等所司何事，玩泄已极！仍著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一体严拿务获，归案究办，毋许再有延宕！”尽管道光大发雷霆，在逃的库兵依然杳无音讯。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道光帝君临天下二十多年，虽励精图治，但鲜有作为；他几经努力，但终究无法力挽狂澜。前有鸦片战争失败重创，后有银库大案垂直打击，挫折接二连三，政事更是雪上加霜；加上此时年过六十，体力精力逐渐不济，雄心壮志消磨殆尽的道光帝表现出明显的懈怠与倦意，他开始回避矛盾重重的现实，慢慢地心灰意冷，终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大清王朝没落的现实。
　　【入城风波，退中有进】
　　鸦片战争失败、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不得不结束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向世界开放，但道光帝并没有从战败中吸取任何教训，对国家政策未做任何调整，继续掩耳盗铃地憧憬着闭关时代的威风，对已经改变了的世界视而不见。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六、王朝末路（4）
世界日新月异，外患也是层出不穷。
　　首先是葡萄牙人强占了澳门。葡萄牙人自16世纪中叶通过贿赂明朝地方官得以入居澳门，一直接受清政府管辖，每年还须缴纳500两白银的土地租金。但是，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软弱令葡萄牙人大吃一惊，英国人的胜利更令他们垂涎三尺，法国、美国轻而易举获得的利益也让他们分外眼红。于是，压抑已久的殖民野心又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葡萄牙人向清政府提出了“一视同仁”的要求，并在澳门布兵设防，建筑炮台，任命官吏，不断制造事端。
　　1844年，葡萄牙政府居然擅自将澳门与其在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帝汶和苏禄组成了一个“省”。1845年，葡萄牙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6年，葡萄牙澳门当局公然将当地华人编入户籍，征收租税，实行司法管辖。
　　1849年，葡萄牙澳门当局停交土地租金，封闭了澳门的中国海关，毁掉香山县城衙署，完成了对澳门半岛的占领。和英国占领香港不同，葡萄牙并没有雄厚国力和强大军力作为后盾，他们敢于公然霸占澳门主要是因为清政府软弱无能，貌似他葡萄牙不抢占，天理不容。
　　史载此间“粤省大吏置之不问”，基本上持放任态度。两广当局之所以如此漠视国家利益，也与道光帝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