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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史上第一"圆满将军"-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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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一直认为，欲破安禄山的叛军，应先夺取河北各郡，切断洛阳与安禄山老窝范阳之间的联系，绝其后方供给线，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前线的有生力量。
正是基于这种战略思想，郭子仪于是在二月初五，挥军收复了距朔方较近的代州。代州收复后，郭子仪挥大军再奔云中。
郭子仪何时去的云中，这种有违于玄宗原本命令的军事行动是否得到玄宗的许可，我们无从考究。甚至对郭子仪二次攻云中的记录也非常少，只是在《新唐书，李光弼传》中说李光弼和史思明战常山时，提到一句：“会郭子仪收云中”。
郭子仪刚刚打下云中郡，就接到李光弼的求援。于是率大军出井陉，四月初九，与李光弼会于常山。
这时唐、燕两方交战的兵力比较颠倒过来，现在唐军包括番、汉步骑共十余万，对史思明的两万余兵马具有压倒性优势。
史思明面对重压，并没有逃脱，而是蓄势以待。他这两万兵马，全是从平卢带来的子弟兵，战斗力强悍。所以他才能纵横于河北，三天打下颜杲卿守的常山，又把名将李光弼带的一万多兵压制在城中。不战而溃，不是他史思明的风格。何况，他还有蔡希德的一万援军。
在史思明的军事生涯中也确实有许多以少胜多的案例，但今天他的对手是大唐最为优秀的两位将军：郭子仪、李光弼。朔方军也不是颜杲卿手下的乌合之众，他们纵然单兵实力比不上平卢兵，但整体实力显而易见要比对手高出许多。
四月十一日（不知为何，史思明还给了郭子仪两天的休整时间，难道等蔡希德？），郭子仪、李光弼与史思明交战于九门县城南，奇迹没有出现，史思明大败。
史思明略收拾残众，逃往赵郡。蔡希德则是与史思明分开后，逃奔巨鹿。史思明到达赵郡后，认为赵郡不可守，又带兵奔博陵。
河北众地官员虽然大多是“墙头草”，但也稍倾向着唐庭一些。当郭子仪出兵井陉后，博陵城官兵即投降了唐军。
这种降来降去的行为，很难让兵士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史思明到达博陵后，轻松杀入城内。
安禄山的部队由于造反比较仓促，大多数军官（包括安禄山）有明显的暴发户心态，不太占领区的百姓看成自己的臣民，而是来自大唐的降民。所以横征暴敛、行动残暴，令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现在唐军反攻风声正紧，于是各地的豪杰起兵反抗。几乎各郡县都有抵抗的军队聚结，多的达二万人，少的也有一万人，各自与叛军战斗。叛军登时陷入人民战当中，焦头烂额。
等郭子仪、李光弼大军到来，各地方武装自发前来助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十二章 屡战屡胜（2）
郭子仪入河北后，可谓打得顺风顺水。
赵郡缺少史思明的亲自指挥，城中的官兵没有死战，而是选择了投降。打进赵郡的唐军自然也是高兴无比，进城之后烧杀不敢，抢掠那是少不了的。唐军由原朔方军和临时招募两部分组成，原朔方军长年和外族打仗，抢得越多军功越大，临时招募的则是军纪不严。抢夺战利品甚至是他们奋勇争先打胜仗的主要动力之一。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郭子仪和李光弼深知这打内战和卫国战本质的不同，“人和”非常重要。河北诸郡之所以一直起义者不断，就是因为难忍叛军的欺压。如果唐军也同叛军一样，那么收复河北要困难许多，更不用说在此地补充兵源。
李光弼让人搬把椅子，就坐在城门口，只要是出城门的官兵，都必须把抢到的东西留下，然后把这些“战利品”统统物归原主。郭子仪本来抓了四千的俘虏，也都释放了。
唐军的行为，十分得民心，河北地区的拥军情绪高涨，自然有人主动参军，比抢俘虏强多了。
李光弼趁热打铁，再去攻打博陵。这次没有郭子仪的参与，李光弼兵力不足，打了十天，博陵城没有可被攻下的迹象，加上自身粮食不足，只好退兵。
赵郡的地理位置没有常山重要，并且对唐军来说，常山靠近井陉，进可攻、退可守。于是郭、李二人带兵退回常山。
常山丢失的危害，史思明当然深知。史思明生性坚韧，虽然战败，但越挫越勇，时刻不忘收复失地。（也正是他这种临危不惧的品质，后来才能以寡敌众，一己之力打败十节度的联军，成就自己最辉煌的胜利。）
唐军撤兵之时，史思明又跳了出来，收拾残兵尾随而上，一旦唐军防守懈怠，立即趁机而上。史思明“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把牛皮糖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唐军不敢大意，郭子仪仗着人多，挑选骁勇善战的骑兵轮番挑战。三天以后，叛军因疲劳无力再战，史思明这位战术大师，只能黯然退兵。
面对退去的叛军，郭子仪并不是长出一口气，放下心来。而是借叛军退走之势，乘机出击，一路追了过去，在沙河县又狠狠痛击了败叛军一次。经此一役，常山一带的叛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
得知常山失守，把自己从洛阳返回范阳的路给截死了，正在歌舞狂欢的安禄山也大惊失色。派蔡希德率领步、骑兵二万人从洛阳向北靠近史思明，并派牛廷发范阳等郡兵一万多人增援史思明，合兵共五万多人，几乎占了叛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可见安禄山对常山的重视。
在这五万兵中，同罗、曳落河精兵又占了约五分之一。
“同罗”是一个铁勒人部落的名称，在突厥语中有豹的意思，该部落的战士长年驰骋于草原之上，骑*绝，同罗兵是安禄山麾下有名的强力兵种。
“曳落河”看起来像是个地名，其实不然，这是突厥语“壮士”的意思。是安禄山多年征战中，招降的同罗、奚、契丹族勇士，共八千余人。《安禄山事迹》中说，曳落河八千人，都是安禄山的“假子”，也就是干儿子。
“八千个儿子”！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唐朝时，崇老庄，对“三纲五常”不太推崇，所以认许多干儿子的事儿也不是不可能，代宗时期，李希烈就有一千多个养子。
史思明在困境时都不弃不舍，现在得到强援，更是憋着一股气要找郭子仪把面子找回来。郭子仪屯兵恒阳，史思明则带兵追至。
郭子仪见敌军锋芒正盛，并没有急于出战，但心中已有破敌良方。
唐军挖深沟、筑高垒，以逸待劳。叛军来攻城就唐军就在城内固守，叛军攻城不下撤兵时，唐军就出城追击；叛军不攻城时，唐军白天就出来溜溜，以显示兵强马壮，夜里则派部队袭击敌营。
郭子仪虽然没学过《毛选》，但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追我退”这十六字方针应用的出神入化。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十二章 屡战屡胜（3）
在经过几天的扰敌战术之后，叛军战不能战、歇不能歇，由来势汹汹变得苦不堪言。郭子仪见时机已到，与李光弼议道：“贼倦矣，可以出战。”
唐军已经休息多日，号令声下后如猛虎下山，叛军则士气低迷，战未开始已然分出胜负。两军战于嘉山，叛军大败（嘉山是地名，位于恒阳县内）。
由于郭子仪采用战术得当，获得大胜，叛军五万余人马，被杀四万多人，被俘一千多人（看来曳落河也没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比之岳武穆五百可破十万的“背嵬军”差得不可以里计。）。
叛军主将史思明被打下马来，发髻散乱，来不及再上马，光着脚丫子逃跑了。等到了晚上，才狼狈地拄着一根断枪回到军营。任史思*志再坚韧，也没有再战的雄心，只能逃奔到博陵。李光弼率兵紧紧地围住了博陵，断了其退路。
虽然一再败北，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断定史思明就是军事上的废材。实际上，史思明可以说是安史之乱中表现最突出的三位将领之一，另两位就是他这次的对手郭子仪、李光弼。其余诸如仆固怀恩、崔乾祐、李嗣业、蔡希德等人皆有所不及，而高仙芝、歌舒翰两位名将，在安史之乱时属“见光死”，受皇帝的乱指挥，还没来及再一步发挥才能就泯灭了。）
（史思明不由哀叹一声“不是思明不努力，而是对手太狡猾。”）
郭子仪入河北以来的屡次大胜，尤其是嘉山一战，把叛军在河北的主力部队几乎消灭干净，不仅是唐军军势大振，在河北当地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一时间，河北地区原先被叛军占据的十多个州郡都杀了叛军的守将而归降朝廷。转瞬间，河北诸郡回复唐室。
（老鱼不禁感叹，在河北当个郡守真是不容易啊，降唐被叛军打，降燕被唐军杀，这两拨部队翻来覆去、你来我往，城池归属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这郡守是怎么选择都是一个“死”字啊。）
河北归唐，对安禄山的影响非常之大，从洛阳到范阳的归路再次被切断。叛军往来都是轻骑偷偷摸摸地通过，就是这样还大多被官军俘获，于是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都心中动摇。范阳兵才是安禄山的铁杆部队，现在他们的军心出了问题，安禄山怎么能不慌张。
安禄山召集手下的谋士高尚﹑严庄，痛骂道：“数年来都是你们劝我造反，还说一定能成功。现在大军被阻在潼关，回家的路也被断了，还成功个屁？”安禄山觉得成功无望，于是和部下商议放弃洛阳，还是回老家范阳。
不过仗都打到这儿了，放弃又谈何容易，一旦退回，势必士气大降。到时郭子仪等人在趁机掩杀，不知还能不能抵挡得住。
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安禄山对如何用兵犹犹豫豫，不如如何是好。
叛军的无所适从，当然就是唐军的利好。郭子仪稳定河北后，又向朝廷献“釜底抽薪”之计，要一举击垮安禄山。
第三十三章 釜底抽薪
已经在河北占据上风的郭子仪，下一步行动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一是返回朔方，等候玄宗的命令。二是继续守在河北，截断安禄山回老家的通道，等候河西、陇右等各地勤王之师到达后，共同消灭安禄山；三是主动向洛阳靠拢，联合长安、潼关的唐军，双向夹击，与安禄山决一死战；四是转而杀奔安禄山的老巢范阳，令安禄山首尾难顾。
第一种选择，是和平情况下的必然选择，现在人家李光弼才是河东节度使，你郭子仪呆在这里算个什么事儿？如果算是援军，那就得听从李光弼的调遣。可是河北的唐军，郭子仪占了大头，李光弼是刚从自己手下拉出杆子来。让李光弼命令郭子仪，恐怕也指挥不动。
不过如果郭子仪真得带领大部队回到朔方，安禄山必定趁河北兵力不足，再打回来。唐军目前形成的有利局面未必能保得住。
第二种选择，对朔方军来说，虽然地位有点尴尬，连招兵募粮都名不正言不顺。但站在整体立场上，并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即可以巩固河北的胜利果实，可以在援军到达后，夹击在洛阳的叛军主力，也可以攻向范阳，把丢失的国土夺回来。
这种选择对朔方军来说，风险最小，不过各地勤王军队何时来到并不能确定，在等待中，可能会有什么变数。稳则稳矣，但效率不高。
第三种选择，风险最大，如果成功，则快速平叛，如果不成功，那恐怕就成仁了。并且朔方军和长安方面的军力没有一战而胜的把握。
按当时的制度来说，京城卫戍部队有十二万，并且应该是最精锐部队，在当时的兵制中占有核心地位。但实际上，这本应独立击败叛军的精锐部队在保卫潼关、保卫长安的战斗中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以致于还要临时招兵。（至于其原因，我们待会再说。）
第四种选择，会引起安禄山部队的极度不安，会尽全力攻击潼关，这就要求守军能把敌军阻止在潼关前。当然安禄山也可能会追杀回范阳，只是这样叛军的士气会降到最低，这时只需潼关部队追杀即可令安禄山大败。
经过慎重选择，郭子仪认为第四种选择最为合理。他目前的职务是朔方节度使，还没有权力按自己的想法跨区作战（现在的平卢节度使是刘客奴），大的进攻方向，还需要玄宗的首肯才行。
郭子仪与李光弼经过协商后，向长安的玄宗写了请战书：“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
有后人把郭子仪、李光弼这一招称为“围魏救赵”，通过向范阳施压，逼迫安禄山从潼关撤军。老鱼认为这种看法未免有些小瞧郭、李这两位当世名将了。攻范阳所起到的作用可不仅仅是解围，而是标准的“釜底抽薪”，让安禄山这“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熄灭。
也有人认为，即使范阳被攻下，安禄山在洛阳的主力并非受损，其战斗力应该没有多大变化才对。
其实不然，我们不应只看到兵力数据，还要看到士气起到的作用，尤其在古代战争中，士气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点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平息安史之乱的诸多战役中，即使是兵力相当的情况下，败方多次出现的兵力损失是“十不存一”，兵力消耗真的达到90％吗？当然不会，而是绝大部分部队溃逃、溜号了。
之所以屡次出现这样畸形的结果（以及我们刚才说应存在的十二万精锐卫戍部队一直未出现），都是因为当时的兵制制度造成的。
第三十四章 兵制
唐朝前期采用的是府兵制。府兵制度成立于西魏，历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趋完备，唐太宗时期达到鼎盛。李世民正是凭借手中的府兵，得以纵横天下，令四方臣服。
府兵制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府兵的户籍由军府统领和管辖，和平时期耕地种田，农忙时生产，农闲时操练，经常性任务是轮流到京城宿卫，或到边境和内地的要地戍守。
现在看府兵的编制有点类似于新中国建国后的民兵，不过待遇还不如民兵，至少民兵有什么活动，公家提供枪弹、管饭吃，但府兵们在战争发生时，要自带粮食与马匹、兵刃，出征打仗。
这种兵役制度的好处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减轻国家军费开支，也扩大了兵源，同时也避免了地方军做大，有利于中央集权。
府兵虽然需要带着马匹兵刃去打仗，但国家在政策上也给予了一定照顾。如果在战场上立了战功，政府会根据功绩大小，分别予以免除赋役、赏赐勋官、爵位的奖励。一旦不幸战死沙场，还会追赠官爵，并或赏赐死者家属以官爵金帛等。
编制的基本单位是折冲府。府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军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府兵称卫士或侍官。军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直接听命于皇帝。六率各设率一人，隶属于太子。
军府最多时有六百三十四个，约百分之四十分布在京师所在的关中，以便中央政府手握重兵，控制四方。府兵必须凭尚书省兵部的兵符才能调拨。战时由皇帝命将率军出征，战争结束，将领回朝，士卒归府，将无常兵，难以干预国政。
由以上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府兵制的提前下，即使是大将军，平时手下也没兵，类似于安禄山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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