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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不识字-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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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迅速做出决定的时候，直觉、部分的无知和选择性遗忘比丰富的信息和严谨的逻辑更加重要。
《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直觉思维的名声很坏？”吉仁泽回答说：“这是因为现代人认为靠直觉不够理性。美国的国父之一富兰克林建议他的侄子，在人生重要关头做决定的时候，他应该像簿记员一样，列出每种选择的利弊，全面权衡之后再做决定。这是经典的理性的方法。”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学会了用简洁的方法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有人说，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正确的做法与此相反”。
在棒球比赛中，接球的时候没人计算球的轨迹，他也说不清楚他是怎样做到的。他双眼盯着空中的球，开始跑动，调整跑动的速度以便以固定的角度看到球。下意识中他的大脑为了实现目标做了很多计算，这都是在以前接球的时候锻炼出来的。这种方法也说明了为什么最难接的球是直勾勾地向你飞来的球——在那种情况下你无法保持固定的注视角度。
吉仁泽在新书《直觉：聪明的下意识》中说，部分的无知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吉仁泽曾经问一群德国学生和一群美国学生，底特律和密尔沃基（美国东南部港口城市）哪个城市的人口更多，德国学生做出正确回答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很简单：大多数德国人从来没听说过密尔沃基，因此他们可以推测出它应该比底特律小。而这两个城市美国学生都听到过，他们猜测正确答案的时候就面临更大的麻烦。为什么那些知道得更少的人比知道得多的人判断更准确呢？这是因为知道得少的人要依靠他们的直觉。美国学生就不能简单地推断，他们知道一些信息，但是知道一个城市是汽车城，另一个是有很多酒厂的工业城市又有什么用呢？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杰弗里？埃尔曼曾经设计了一个学习语言的计算机模型，他发现要取得进步，这个程序就需要系统地忘记一些单词。
做广告的人会利用人类的认知特点。有些公司不提供关于产品的信息，只依赖商标识别。做得比较好的是贝纳通，一年前，负责贝纳通推广的德斯康尼自豪地宣布，贝纳通已经成为世界前6个最为人所知的品牌名字之一，这使得它的收入得到了指数级的增长。
吉仁泽强调的另一个观念是“只选最重要的”，重要的决定往往以某一个正当的理由而非一组理由为基础。吉仁泽认为，过度地分析正在对美国的医疗制度产生不良的影响。“我相信医生在接到病人之后往往按照自己的直觉加以处理，但是由于担心被病人起诉，他们不敢承认这一点。”结果是这个数据泛滥、疯狂地让病人做检查的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建议最好允许医生按照他们无意识中积累的专业技能行事。
直觉在什么情况下做不出正确的判断呢？吉仁泽举的例子是“9？11”之后，很多美国人不乘飞机了，改为驾车。搜集一下数据会发现，恐怖袭击之后，驾车的里程上涨了5％，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500人。“他们屈从了内心的恐惧，结果更多的人死在了路上。通常人们害怕的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害怕一次死掉好多人。每年美国有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但很多人并不在意，但如果一次死掉3000人，就会引起很大的恐惧。这可能是进化造成的。当一队人马在四处游荡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死掉很多人会危及整个群体的生存。这种直觉一直延续至今，人们害怕灾难、西非的杀人蜂这类东西。所以下次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再出现这种恐惧感时，人们要对自己说，这次我不会听从直觉，因为我知道飞行仍然比驾车安全。”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讲的是一个年轻人，没有听信他的直觉，果断地杀掉他的叔叔为其父报仇。如果哈姆雷特听从了他的直觉，这部戏会是什么样子？吉仁泽说：“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这部戏应该会短一些，可能被杀掉的人会更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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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数学看世界
学习更高深的数学可以开发人的思维能力，读了美国人约翰？艾伦？保罗士所著《数盲》一书之后发现，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学到的数学知识除了算账和开发思维能力之外，充分加以运用之后还能得出很多奇妙的结论，对此没有通过学习高等数学开发智力并不要紧。
比如那个著名的设想：猴子能不能在打字机上敲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来。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区分了坏的无限和真的无限，由此可以把猴子打莎剧的过程划归坏的、单调的无限。数学博士保罗士的回答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概率是1/35的N次方，N是《哈姆雷特》的字数，35是键盘的字符数。在所有实际应用中，这个数都可以看做接近于零。一些人却把这么点概率当做可能性的证据。事实上，猴子们要是想写长篇著作，它们不会选择敲键盘，而是会选择进化，那样更有可能写出《哈姆雷特》来。顺便说，为什么没人考虑这个问题：莎士比亚随机地变化他的手臂肌肉，就能像猴子那样在树上随意跳跃腾挪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喜欢谈论和浏览星座运程的人相当多。星象学认为一个人出生时，行星的引力对他的性格有影响。保罗士说，接生的医生在接生时对婴儿作用的力远大于行星的引力。一个物体对新生儿的万有引力与该物体的重量成正比，这就意味着，如果婴儿由胖的产科医生接生，则这些婴儿将具有某些相同的性格。如果由瘦的产科医生接生，就具有另外一些性格。这显然是一个会让相信星象学的人感到非常尴尬的结论。像保罗士这样用数学思考问题，这个世界会少几分神秘，却会多几分优雅，少几分奇幻，多几分奇妙。“如萨根所说，让人从占星术或其他伪科学中解脱出来的最好办法是让他学习真正的科学。科学的结论同样令人惊奇，但比伪科学多了真实这个优点。”
保罗士还在书中讲解了如何正确理解统计数字。最近英国人出了一本专门帮普通人把握统计数字的书，《并非老虎——看穿数字世界》（The Tiger that Isn't： Seeing Through a World of Numbers）。
该书从简单的概念写到复杂的概念，从最简单的概念写起：算出一个数有多大。这比你想像得要难。英国政府许诺5年间要在儿童看护上花费3亿英镑（6亿美元），乍看上去这非常多。只有经过计算之后你才能意识到那不过等于每个家庭每周英镑。
作者们指出，大多数人脚的数量高于平均数（只要有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就会把平均数降到2以下）。收入则沿着另一个方向变化：因为一些亿万富翁的存在，大多数人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英国消费者的负债水平又创新高，达到了1350万亿英镑。无人时开着的电器在英国每年产生400万吨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老年女性饮酒的话，患子宫癌的危险将增加一倍。这些是最近登上报纸头条的报道，但我们该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吗？
BBC的广播节目“多多少少”的制作人迈克尔？布拉斯兰德和主持人、经济学家安德鲁？迪尔洛特告诉读者如何避免上统计数字的当。一个重要的诀窍是要注意数字的背景。单独看，1350万亿英镑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迪尔洛特指出，如果有更多的财富来偿还债务，庞大的债务本身并不是问题。英国的人均财产是债务的5倍，显然完全不是一个人人濒于破产的国家。所以有时新闻的标题只是看上去很像老虎的带花纹的树叶。
英国人懒得关电器就会多产生很多二氧化碳？400万吨其实只相当于美国7小时的排放量。老年女性每天喝两杯酒患子宫癌的可能性增加1倍，其背景是每4000名女性中才有1人有患子宫癌的可能，即使增加1倍对贪杯的女性来说也不是多么大的危险。作者们用幽默和常识看穿了很多别的“老虎”，比如使用手机生肿瘤的危险，气温上升11摄氏度等等。在书的结尾，世界让人感觉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可怕。数字现在比过去重要得多。科学家、政府和媒体常常会引征统计数字，但它们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利用数字为自己说话。该书为一个不可靠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指导，给读者提供了在理解官方说法时所需的精神炮弹。
微物之神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这样分析凡高画的《农妇的鞋》：“在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聚积在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的，是那永远在料峭寒风中、在一望无际的单调田垄上坚韧而滞缓迈动的步履。鞋帮上沾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的无声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画中的鞋子这样一种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显示了人在世界上的存在。
在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主编的文集《激发思考的物品》中有一篇芭蕾舞鞋的故事。主人公麦迪娜在她的故事的开头说，她曾经是一名年轻的芭蕾舞演员：自我沉浸，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欣赏，迷恋自己的外貌和动作。到了故事的中间，她认为自己永远也成不了世界一流的舞蹈演员，她就收起了自己的舞鞋。至此这个故事还很普通，但故事的结尾发生了一个转折。成年后，麦迪娜觉得自己仍然喜欢跳舞，但她已经不再满脑子想着自己，她又穿上了舞鞋，这次纯粹是为了舞动、音乐和艺术带来的乐趣。她的舞鞋让她看清了自己。
雪莉？特克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社会学教授，近20年来，一直在MIT进行科技文化的相关研究，由于同时具有社会学及临床心理学的训练背景，使得她的研究结合了心理学的方法以及社会、文化的观察，著有《屏幕上的生活：网络时代的认同》和《第二个自我：电脑和人的精神》等书。这本文集是她的学术讨论班的成果之一，她要研究日常用品和人的心理。她认为这个角度让她找到了使一个功利主义社会显得更加有思想性的方法：不是聚焦于缺少什么，而是聚焦于事物本身。“我们据以思考的东西”指那些会激发人的联想和回忆的很普通的东西。在一个人们难得有机会停下来思考的社会，她的这个想法非常好：治愈没有灵魂的消费主义的办法正是事物本身，“倡导冥想的人要他们的徒弟什么也不想，这种做法也许是大错特错。那些想像宇宙整体或白墙上的十字架的人可以转而训练自己盯住一些寻常的东西”。
这样的物品包括一根擀面杖、一台吸尘器、一辆1964年产的福特轿车等。特克说：“束缚思想的并非这些东西的日常性，而是这些事物周围发展出来的文化，这种文化说思考寻常的事物没意思。问题是人们忘记了他们的经历的丰富性，但当他们盯住一个寻常的东西时，就有机会搜寻他的生活，对过去的知觉变得更加丰富，更能了解自己。”
比起这些对影响了自己的情感和生活的小物品的记述，杜克大学民用工程学教授亨利？佩特罗斯基（Henry Petroski）关于牙签的433页的巨著就好像不过是精力过剩的产物。他写过一系列关于铅笔、手电筒、门把手、厨房的水槽的书，“赞美了日常生活中的天才、优美的功用和无处不在的浪漫。但牙签虽然稍微比订书钉、索引卡片和洗衣机有趣些，可是肯定不及氢弹、半导体和细菌那样令人兴奋。订书机缺少男性假发、女人的裙撑的人类学意味，缺少胸甲的光芒和气概以及马镫和鞋带的历史影响”。
自16世纪起葡萄牙人就开始用橙木制造牙签销售了。南美人随后学会了这种做法。3个世纪之后，波士顿一位簿记员在访问巴西时发现当地人的牙齿都非常漂亮。他认为这要归功于当地人使用牙签。传说查尔斯？福斯特回国时带回75箱牙签。在进口了一批之后，他想如果能解决如下两个问题的话他一定能挣到很多钱：想出如何用机器高效地生产牙签，还要说服美国人去购买，因为很多美国人觉得拉美人在就餐时使用牙签很不礼貌。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福斯特和他的同事们造出了生产牙签的设备。传说他雇佣哈佛大学的学者，让他们在餐馆吃完饭之后高声地索要牙签，这是一个很管用的市场策略。
扑克玩家
2006年第5期《纽约书评》介绍了两本关于扑克的书。一本叫《独一无二：最杰出的扑克玩家安格尔的兴衰》，另一本是《教授、银行家和自杀天王：揭秘赌注最大的游戏》。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跟欧洲封闭的等级社会的一大区别是，前者相信运气。在美国，阶级之间是流动的，从小木屋踏入白宫并不是做白日梦。“生活在民主的波动中，他们总能看到运气的身影，于是希望无论干什么的时候都有运气相助。”托克维尔说这话时候，扑克还只是流行于在美国内河上的赌博游戏，渐渐就流传到北部和西部。到19世纪初，扑克已经成了美国全国性的游戏，成了美国人心灵中内在的东西，就像国际象棋之于俄罗斯人、板球之于英国人、赛车之于意大利人。沃尔特？马修说：“扑克放大了成就了我们伟大的资本主义最糟糕的一面。”他的意思是扑克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纯粹、最残酷的形式：弱者破产，适者凭借计算、洞察力、自制力、欺骗和对冤大头绝不客气的决心幸存下来。
过去的职业扑克玩家喜欢戴大礼帽、白手套，穿黑色上衣。现在他们喜欢穿短夹克，戴棒球帽。但是他们的运气观是一致的，都认为玩扑克跟下象棋一样，靠的是技艺，长远来看水平更高的人终将获胜。职业玩家认为自己跟艺术家一样，游荡在体制之外，不需要听命于老板，没有时间表的约束，完全靠自己的天赋吃饭。
安格尔就是一个公认的扑克天才。他父亲经常赌马、放高利贷，在纽约下东区开有一家酒吧，是小混混经常光顾的地方。安格尔出生于1953年，从一年级开始，每天放学后安格尔就跟姐姐一起去酒吧玩。他聪明好胜，不喜欢上学，但是对数字很有天赋，智商高达185，读六年级的时候就帮不识字的父亲记账。他对传记作者说：“从7岁开始，我就看我妈打扑克，帮我爸做账。还不能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就懂让分赛了。”如果他父亲活着的话，可能会让他好好上学，但是安格尔14岁的时候他死了。辍学后安格尔进了一个非法赌场工作，很快就所向无敌。
他打牌很有心眼，但是不懂潜规则。别的职业玩家不但会玩牌，风度也好。业余玩牌的之所以明知会输还找他们玩，就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让那些人感觉输了更有面子，显得他们很有钱或者很大度。而安格尔一旦开始赌，竞争的本能就盖过了常理，发怒时候还撕牌甚至出手打人。他不仅一辈子没学会使用刀叉，还从来都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1980年第一次赢得世界扑克大赛的时候，他因为没有社会保障卡而无法及时领到奖金。第二年他又获胜的时候，“格里芬秀”请他上节目，得到400美元的报酬，他自豪地说：“这可是我一生中领到的全部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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