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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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的代言人时，他便能为人们所相信。唯有立法者的伟大

的灵魂，才是足以证明自己使命的真正奇迹。人人都可以刻

石立碑，或者贿买神谕，或者假托通灵，或者训练一只小鸟

向人耳边口吐神言，或者寻求其它的卑鄙手段来欺骗人民。只

会搞这一套的人，甚至于也偶尔能纠集一群愚民；但是他却

决不会建立起一个帝国，而他那种荒唐的把戏很快地也就会

随他本人一起破灭的。虚假的威望只能形成一种过眼烟云的

联系，唯有智慧才能够使之持久不磨。那些迄今存在着的犹

太法律，那些十个世纪以来统治着半个世界的伊斯美子孙们

的法律，直到今天还在显示着订立了那些法律的人们的伟

大；而且当虚骄的哲学与盲目的宗派精神只把这些人看成是

侥幸的骗子时，真正的政治学家则会赞美他们制度中在主

导着持久的功业的那种伟大而有力的天才。

绝不可以从这一切里便做出跟华伯登一样的结论说，

政治和宗教在人间有着共同的目的；而是应该说，在各个国

家的起源时，宗教是用来作为政治的工具的。

第八章　论人民

　

正如建筑家在建立一座大厦之前，先要检查和勘测土壤，

看它是否能担负建筑物的重量一样；明智的创制者也并不从

制订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为之

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正是因此，所

以柏拉图才拒绝为阿加狄亚人和昔兰尼人制订法律，他知

道这两个民族是富有的，不能够忍受平等。正是因此，我们

才看到在克里特有好法律而有坏人民，因为米诺王所治理

的乃是一个邪恶多端的民族。

有千百个从不能忍受良好法律的民族都曾在世上煊赫

过；而且纵然那些能够忍受良好法律的民族，也只是在他们

全部岁月里的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内做到了这一点。大多数

民族，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顺的；他们年

纪大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

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人民甚

至于不能容忍别人为了要消灭缺点而碰一碰自己的缺点，

正像是愚蠢而胆小的病人一见到医生就要发抖一样。

正如某些疾病能振荡人们的神经并使他们失去对于过去

的记忆那样，在国家的经历上，有时候也并不是不能出现某

些激荡的时期；这时，革命给人民造成了某些重症给个人所

造成的同样情形，这时是对过去的恐惧症代替了遗忘症；这

时，被内战所燃烧着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又从死灰中

复活，并且脱离了死亡的怀抱而重新获得青春的活力。莱格

古士时代的斯巴达便是如此；塔尔干王朝以后的罗马便是

如此；我们当代驱逐了暴君之后的荷兰和瑞士也曾经是如

此。

然而这种事情是非常罕见的，它们只是例外；而其成为

例外的缘故，又总是可以从这种例外国家的特殊体制里找到

的。这种例外在同一个民族甚至不会出现两次；因为只有在

一个民族是野蛮的时候，它才能使自己自由，可是当政治精

力衰竭时，它就不再能如此了。那时候，忧患可以毁灭它，而

革命却不能恢复它；而且一旦它的枷锁被打碎之后，它就会

分崩离析而不复存在。自此而后，它就只需要一个主人而不

是需要一个解放者了。自由的人民啊，请你们记住这条定

理：“人们可以争取自由，但却永远不能恢复自由。”

青春不是幼年。每个民族正像个人一样，是有着一个青

春时期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有着一个成熟时期的，必须等到

这个时期才能使他们服从法律；然而一个民族的成熟往往不

容易识别，而且人们若是提早这个时期的话，这项工作就要

失败的。有些民族生来就是能受纪律约束的，另有些民族等

上一千年之久也还是不能。俄罗斯人永远也不会真正开化的，

因为他们开化得太早了。彼得有模仿的天才；但他并没有真

正的天才，没有那种创造性的、白手起家的天才。他做的事

有些是好的，但大部分却是不合时宜的。他看到了他的人民

是野蛮的，但他一点也没有看到他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开化

的地步；他想要使他们文明，而当时所需要的却只是锻炼他

们。彼得首先是想造就出来德国人或者英国人，而当时却应

该是先着手造就俄国人；由于说服他的臣民们相信他们自

己乃是他们本来并不是的那种样子，从而彼得也就永远妨碍

了他的臣民们变成为他们可能变成的那种样子。有一位法国

教师也是这个样子培养他的学生，要使学生在幼年时候就显

姓扬名，然而到后来却始终一事无成。俄罗斯帝国想要征服

全欧洲，但是被征服的却将是它自己。它的附庸而兼邻居的

鞑靼人将会成为它的主人以及我们的主人的；在我看来，这

场革命是无可避免的。全欧洲所有的国王们都在努力配合加

速着它的到来。

第九章　论人民（续）

正如大自然对于一个发育良好的人的身躯给定了一个限

度，过了这个限度就只能造成巨人或者侏儒那样；同样地，一

个体制最良好的国家所能具有的幅员也有一个界限，为的是

使它既不太大以致不能很好地加以治理，也不太小以致不能

维持自己。每个政治体都有一个它所不能逾越的力量极限，

并且常常是随着它的扩大而离开这个极限也就愈加遥远。社

会的纽带愈伸张，就愈松弛；而一般说来，小国在比例上要

比大国更坚强得多。

有千百种理由证明这条准则。首先，距离愈远，行政也

就愈发困难，正好象一个杠杆愈长则其顶端的分量也就会愈

重。随着层次的繁多，行政负担也就越来越重：因为首先每

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行政，这是人民所要负担的；每个州又

有它自己的行政，又是人民所要负担的；再则是每个省，然

后是大区政府、巡抚府、总督府；总是愈往上则所必须负担

的也就愈大，并且总是由不幸的人民来负担的；最后还有那

压垮了一切的最高行政。如此大量的超额负担，都在不断地

消耗着臣民；这种种不同的等级，远没有能治理得更好，而

且比起在他们之上若是只有一个行政的话，反而会治理得更

坏。同时，他们简直没有余力来应付非常的情况；而当有必

要告急的时候，国家往往已经是濒于灭亡的前夕了。

还不仅如此；不只是政府会缺少勇气与果断来执行法律，

来防止骚动，来矫正渎职滥权的行为，来预防遥远地方所可

能发生的叛乱；而且人民对于自己所永远见不到面的首领、对

于看来有如茫茫世界的祖国以及对于大部分都是自己所陌生

的同胞公民们，也就会更缺少感情。同一个法律并不能适用

于那么多不同的地区，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风尚，生活在迥

然相反的气候之下，并且也不可能接受同样的政府形式。而

不同的法律又只能在人民中间造成纠纷与混乱；因为他们生

活在同样的首领之下，处于不断的交往之中，他们互相往来

或者通婚，并顺从了别人的种种习俗，所以永远也不知道他

们世袭的遗风究竟还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了。在这样一种彼此

互不相识而全靠着一个至高无上的行政宝座才把他们聚集在

一起的人群里，才智就会被埋没，德行就会没有人重视，罪

恶也不会受到惩罚。事务繁多的首领们根本就不亲自视事，而

是由僚属们在治理国家。最后，为了要维持公共权威——而

这正是那些遥远的官吏们要规避的，或者要窃据的——所必

须采取的种种措施，会耗尽全部的公共精力；这样，他们就

再也没有余力关心人民的幸福了，在必要的关头，他们也几

乎毫无余力来保卫人民；就是这样，一个体制过于庞大的共

同体，就会在其自身的重压之下而削弱和破灭。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被赋予一个可靠的基础，使之能够

具有坚固性，并能够经受住它少不了要遭到的种种震荡以及

为了自存所不得不作的种种努力；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有一种

离心力，使他们彼此不断地互相作用着，并且倾向于要损害

邻人来扩张自己，就好像是笛卡儿的漩涡体那种样子。这

样，弱者就随时有被并吞的危险，而且除非是大家能处于一

种平衡状态，使得压力在各方面都接近于相等，否则就谁也

难以自保。

由此可见，既有需要扩张的理由，又有需要收缩的理

由；能在这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对于国家的生存最为有利的

比例，那就是很不小的政治才能了。我们可以一般地说，前

者既然只是外在的、相对的，就应该服从于后者；后者乃是

内在的、绝对的。一个健全有力的体制乃是人们所必须追求

的第一件事；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一个良好的政府所产生的活

力，而不只是看到一个广阔的领土所提供的富源。

此外，我们也曾见过有这样体制的国家，其体制的本身

就包含着征服的必要性；这些国家为了能维持下去，便不得

不进行无休止的扩张。也许它们会深自庆幸这种幸运的必要

性；然而随着它们的鼎盛之极，那也就向它们显示了无可避

免的衰亡时刻。

第十章　论人民（续）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衡量一个政治体，即用领土的面

积和用人口的数目；这两种衡量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适当的

比率，可以使一个国家真正伟大。构成国家的是人，而养活

人的则是土地；因此，这一比率就在于使土地足以供养其居

民，而居民又恰好是土地所能够养活的那么多。正是在这一

比例之中，才可以发现一定数目的人民的最大限度的力量；因

为如果土地过多，防卫就会艰难，开发就会不足，物产就会

过剩，而这就是形成防御性战争的近因；如果土地不敷，国

家就要考虑向它的四邻寻找补充，而这就是形成攻击性战争

的近因。一个民族所处的地位，若是只能抉择商业或者战

争，它本身必然是脆弱的；它要依赖四邻，它要依赖局势，能

有一个短促不安的生命。它或者是征服别人而改变处境，或

者是被别人所征服而归于乌有。它只有靠着渺小或者伟大，

才能够保全自己的自由。

使土地的广袤与人口的数目这两者得以互相满足的确切

比率，我们是无从加以计算的；这既因为土地的质量、它的

肥沃程度、物产的性质、气候的影响有着种种差异；同时，也

因为我们察觉到的各种居民的体质也有着种种的差异：有的

人居住在肥沃的地方而消耗甚少，另外也有人居住在贫瘠的

土壤上却消耗很大。还必须顾及妇女生育力的大小、国土对

于人口有利与否的情况、立法者的各种制度可望起作用的程

度，等等；从而立法者便不应该依据自己所见到的，而是应

该依据自己所能预见到的来做判断；也不应该只站在人口的

实际状况上，而应该站在人口自然会达到的状况上。最后，各

地方特殊的偶然事件还有千百种情况，迫使人们或允许人们

拥有多于必要的土地。因而，山地的人们就要扩展他们的土

地；山地的自然物产，即森林、饲草，只需较少的劳动，而

经验也告诉我们这里的妇女比平原上的妇女生育力更强，

并且大片倾斜的山地上也只有小块的平地才能指望耕种。反

之，在海滨，人们便可以紧缩土地，哪怕在几乎是荒凉不毛

的岩石和沙滩上；因为渔业可以弥补一大部分土地上的出产，

因为居民更需要聚集在一起以便抵御海盗，也因为人们在这

里更容易以殖民的办法来减轻国土上负担过多的人口。

要为一个民族创制，除了这些条件而外，还须再加上另

外的一条；这一条虽然不能代替其他任何一条，但是没有这

一条则其他条件便会全归无效：那就是人们必须享有富足与

和平。因为一个国家在建立时，就像一支军队在组编时一样，

也就正是这个共同体最缺乏抵抗力而最易于被摧毁的时刻。

人们即使在绝对无秩序时，也要比在酝酿时刻更有抵抗力；因

为酝酿时，人人都只顾自己的地位而不顾危险。假如一场战

争、饥馑或者叛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临头的话，国家就必定

会倾覆。

在这些风暴期间，也并不是不曾建立过许多政府；然而

这时候，正是这些政府本身把国家摧毁了。篡国者总是要制

造或者选择多难的时刻，利用公众的恐惧心来通过人民在冷

静时所决不会采纳的种种毁灭性的法律的。创制时机的选择，

正是人们可以据之以区别立法者的创作与暴君的创作的最确

切的特征之一。

然则，是什么样的人民才适宜于立法呢？那就是那种虽

然自己已经由于某种起源、利益或约定的结合而联系在一起，

但还完全不曾负荷过法律的真正羁轭的人民；就是那种没有

根深蒂固的传统与迷信的人民；就是那种不怕被突然的侵略

所摧毁的人民；就是那种自身既不参与四邻的争端，而又能

独力抵抗任何邻人或者是能借助于其中的一个以抵御另一个

的人民；就是那种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被全体所认识，而

他们又绝不以一个人所不能胜任的过重负担强加给某一个人

的人民；就是那种不需要其他民族便可以过活，而所有其他

的民族不需要他们也可以过活的人民；就是那种既不富有

也不贫穷而能自给自足的人民；最后，还得是那种能结合古

代民族的坚定性与新生民族的驯顺性的人民。立法工作之

所以艰难，倒不在于那些必须建立的东西，反而更在于那些

必须破坏的东西；而其成功之所以如此罕见，就正在于不可

能发现自然的单纯性与社会的种种需要相结合在一起。的确，

这一切条件是很难于汇合在一起的；于是我们也就很少能见

到体制良好的国家了。

欧洲却还有一个很可以立法的国家，那就是科西嘉岛。

这个勇敢的民族在恢复与保卫他们的自由时所具有的豪迈与

坚决，的确是值得有一位智者来教导他们怎样保全自由。我

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那个小岛会震惊全欧洲的。

第十一章　论各种不同

的立法体系

如果我们探讨，应该成为一切立法体系最终目的的全体

最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我们便会发现它可以归结为两大主

要的目标：即自由与平等。自由，是因为一切个人的依附都

要削弱国家共同体中同样大的一部分力量；平等，是因为没

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

我已经谈过什么是社会的自由。至于平等，这个名词绝

不是指权力与财富的程度应当绝对相等；而是说，就权力而

言，则它应该不能成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其职位与法律才能

加以行使；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

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这就要求大

人物这一方必须节制财富与权势，而小人物这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