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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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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伤财，造成不好影响。这方面的事，中央有规定，要严格按规定办。”母亲也对当地领导再三交待：“尽量少花钱，按中央的要求来。”
根据父亲的要求，县里又重新修改了旧居修复方案。工程开始后，父亲再次强调，一定要节约，要如旧，不能搞新的装饰。据父亲办公室的工作日志上记载，1985年2月14日，父亲不放心，让办公室与江津文物征集办联系，叮嘱他们，修复旧居一定按原平面图办，不准另占任何农田，不准铺张浪费，修复后希望在环境周围种些松柏竹子。另外，家乡要注意绿化。
父亲说：“希望家乡多种树，搞绿化，这是我最大愿望。”
父亲的旧居修好了，可是他却再也不能回来看一眼了。
对故乡，父亲充满深情。对晋察冀，父亲亦充满深情，甚至更有过之。
在我记忆中，父亲无数次提及晋察冀，提及华北，他眷恋着革命老区，惦记着那里的人民，早就把河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深爱这个故乡。
1989年暑假，张家口六中同学组织长城古道行夏令营，行经河北涞源的黄土岭地区，当地的老人陈云祥、陈云才得知同学们还要到北京，于是就托同学们带上一小袋小米，请替他们转交给“聂司令”。当那一小袋小米辗转送到父亲手上时，父亲捧着黄澄澄的小米，眼睛突然湿润了。
198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可爱的河北》一书，父亲得知后，去信祝贺，他在信中说：“河北确实可爱，我与河北机缘最长。早在1930年我到顺直省委工作时，就与河北结了深缘。后来1937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时，我又在河北工作，一住就是12年。所以……我常说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河北度过的。河北的父老兄弟，河北的山水草木，我是熟悉的，很有感情，的确可爱！”
1987年8月，“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的同志，给父亲寄来一双他当年爱穿的纳底儿布鞋，希望他穿上纳底儿布鞋回到第二故乡来，再走一走他走过的路，再看一看当年他栽下的树，再喝一口滹沱河里的甜水，再吃一个太行山上的红枣，再与乡亲们拉拉家常。
父亲感动得不行，立即给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复信，信中说：“你们的来信和纳底布鞋，一下子又引起我对战争年代解放区生活的回忆。进城后，因工作等原因没有空到老区看看。文革后，几次想去，又因身体不好，未能如愿。现在腿脚更不便了，真是遗憾！不过，我始终怀念着老区人民。我常讲，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打了22年的革命仗，而其中11年都是在华北，主要是在河北度过的。所以，河北的一草一木，我都不会忘记……”
我发现，父亲的身上，带有很多晋察冀的痕迹。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在那里打仗，他养成了看天气的习惯，因为天气决定收成，决定着人民群众和部队的生活，也影响着作战行动。“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火烧云，热死人”、“云烧火，没处躲”，这些谚语，是当年跟老房东学的，他一辈子都没忘。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不知多少次听他念叨这些谚语。他似乎每天都盼着华北地区下雨。在他坐上轮椅以后，仍然像过去那样，坚持看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傍晚散步活动时，时不时地问一句：“西边天烧了没有？”意思是有无火烧云。华北地区的干旱牵动着他的心，遇到风调雨顺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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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不完的心（4）
河北省的领导有时来家里看他，他不停地嘱咐：要重视老区的建设，抓好太行山的绿化，搞好水土保持，治理好滹沱河、沙河、大清河、永定河，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92岁那年，他还让秘书写信给晋察冀老区几个县的党政领导，表达他的意见：“由衷地感谢老区人民对我的关心……当我听到老区大部分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深感不安，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你们以后来，无论如何不要再带什么东西了（包括土特产）。否则，只会增加我的不安。”
父亲的故乡情、老区情是发自内心的。他爱故乡，爱老区，所以就不停地为之操心。他最盼望那里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年提着脑袋闹革命，不就是图的这个吗？
2002年9月，我们到阜平寻访父亲的足迹时，县长孟祥伟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2002年1月14日晚上，时任副总理的###来阜平视察、听取县委汇报时，动情地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来阜平？因为多年来有个心愿未完成。1984年我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一天，杨德中副主任陪同我到聂帅家里拜访，和聂帅谈了近两个小时，内容几乎全跟阜平有关。聂帅讲，阜平过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千万不要忘了那个地方。阜平不富，死不瞑目。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心愿，一定来阜平看看。以前有两次机会，都没来成，第一次是到了唐县，碰到你们这边修路，没来成；第二次到了涞源，赶上小平同志去世，又没来成。这次，总算完成心愿了。
孟祥伟说，听温副总理讲到这里，他们县委一班人都被深深感动了，为老一辈革命家，也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革命老区的真挚感情而感动。温副总理为阜平的发展出谋划策，几年过去，阜平经济又跨上了一个台阶。
我想，父亲在天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了。
应各方面的要求，父亲还为许多革命烈士、英模、领袖人物、革命纪念地、纪念馆或碑亭、一些书籍和报刊等，进行了大量的题词、作序或写贺信等活动。据统计，在他91岁到逝世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他共题词作序达228件。
他一辈子节俭，到了老年，仍然是老样子。有一年，39局电话局的老师傅来我家检修那部保密（电话）的红机子，老师傅进了父亲的办公室就笑了，大伙问他笑什么，老师傅说：“我讲一句话，你们可别见怪。你们这元帅府办公室的摆设，不如现在一些单位的收发室。”
想想也是，我家的东西很多都是解放初置办的，有些还是战争年代的玩意。父亲的一些私人物品，竟然装在两个手榴弹箱子里！想给他扔掉，他不干，想买个新的，他不让，说：“不是用得好好的嘛，搞那个排场干啥？”
家里的院子比较宽敞，他晚上有散步的习惯，走不动路了，坐上轮椅让人推着也要到院子里活动活动。有一年，管理部门在院子里安装了三处照明灯，他开始觉得挺亮堂，晚上散步感觉很好。但没几天，他知道了每个灯是500瓦，三个灯每小时要耗度电，他心疼了，就和我们商量，每次只开一个灯。试了几天，他还是决定恢复原来60瓦的普通灯泡。他说：“能看清路就行了，要那么亮干啥。”
家里如果谁离开房间忘了关灯，他就批评：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人走灯灭”的习惯都养不成！
有一年大旱，北京缺水严重，他听说了，让立即拆掉仅有的两台水冷式冷风机，因为这种冷风机浪费水。他还让工作人员暂时停浇院子里的树和花草，说要节约水。其实他心里很矛盾，冷风机可以拆掉，树不浇水怎么行？园林局的人来了一看，要求赶快浇水解旱。老工人感慨地说：聂帅注意节水节电，我们早就听说了，请告诉老帅，我们可节水的地方有很多，浇这几棵树的水，北京市还供得起！
我对他说：“你都快90了，还操这个心。”
他说：“活一天，就操心一天。”
他83岁那年，也就是他写回忆录那阵，在301住了4个月的院，差点不行。出院那天，院领导来看他，谁都以为他会感谢人家，他却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只是说：“你们要努力建成全国第一流的医院。一流的医院需要什么？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
我对他说：“你又替人家操心了。怎么不说句感谢的话？”
他说：“医生护士给人看病，是应该的。我给他们提这个要求，他们要是做到了，你说是不是更好？”
想想也是，这种话现在不新鲜了，而在1982年，应该算是有远见的。
他88岁那年，得知我国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建成时，高兴不已，马上张罗着给王淦昌、王大珩两位大科学家写信，信中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经济和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还特别强调“尤其是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王淦昌看到信，很受感动，他感慨地回忆说：“聂帅身体已很不好了，基本上不能行动。我几次去他家里看望，他仍然关心着我们的科技事业，关心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我向他汇报我在能源领域，特别是聚变研究方面的看法时，他聚精会神地听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态。”
操不完的心（5）
1990年，父亲已经91岁，健康更差了。但他关心我国科技事业的心情有增无减。7月16日，得知我国首发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发射成功后，当即致电祝贺，以表达他喜悦的心情，他高兴地说：“这在我国火箭发展史上，又是一个创举吧！”这次试验安排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因为在检测时发现了一点故障，当时，我们没有隐瞒他，免得他总惦念。听说实际情况后，他立即吩咐秘书写信，告诉国防科工委的领导：“这样推迟几天是对的，慎重一点好，把原因查清楚，问题解决了再发射。”他的话传到西昌，令在场的人受到很大鼓舞。
父亲去世后，刘华清有个座谈讲话，他讲道：“每到他家去汇报请示工作，他都很热情，谈完工作，常留我吃饭，使人感动。特别是我到军委工作以后，他虽然退休了，但仍时刻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关心国际国内形势。过上几个月，我总要到他家去谈谈。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很重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重视保持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保卫好国家安全，他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我们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这么老的一位元帅，时刻关心国家、军队的大事，鼓励我们更好地工作，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刘华清还回忆说：“在海湾战争紧急时期，老帅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他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安全，一周之内找我谈了四次，还找迟浩田以及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谈了几次，希望我们转告###、###、###同志，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卫我国的安全，不要疏忽大意。那时聂帅已是92岁高龄的人了……”
自从六十年代初我和老丁结婚后，因为是家里惟一的孩子，我们一直和父母住一块。父亲行动不便后，只要我和老丁一进家门，他总要问长问短，问来问去总是离不开科技工作。尤其是有重大任务，比如卫星发射、新型火箭试验、新武器试验等等，他更是备加关心。成功了，他比你还高兴，不顺利乃至失败了，有时他也有心烦的流露，但更多的是讲鼓励的话。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医生有交待，要想法让他安静，不能再让他操心，不让他劳思费神受刺激，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尽量瞒着他。###等中央首长来看他时，也都指示我们：不要让老帅再为国事操劳，你们要学会报喜不报忧，要老人家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可是，当他发现我们有些事情瞒着不说，他就生气了。有一次发牢骚说：“不错，我们是‘圣贤’（剩闲的谐音，意思是剩下的闲人）之人了。”又有一次，他对丁衡高发火，说：“不错，我们是废物了……废物还可以利用嘛。”他的意思是，他虽然年纪大了，干不了什么了，但还可以帮着出点主意。
所以，他在许多场合表示：“我下来了，不管事了，但不能不关心事啊，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事。”
面对这样的老人，有时我们既心疼他，又感到很为难。
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1992年的3月，我们要为澳大利亚发射同步卫星的事，他早早就知道了，而且也知道这次“打澳星”非同寻常。虽然这不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外星，但这次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用的是新型大推力火箭——“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这种火箭如果发射成功，将来发射宇宙飞船也将采用它，所以对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非常重要，中央也非常重视。
父亲具有灵敏的嗅觉，你想瞒着他，根本不可能。2月中旬，某家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打澳星的报道，牵挂这事的父亲让秘书念给他听，其中特别讲到我们如何认真准备，虽不能说万无一失，但也是非常有把握。他听了，心情才稍安些。等到即将发射那几天，他的病情已经明显加重，心力衰竭相当严重，但他每天仍要询问有关澳星发射的情况。
真拿他没办法。都这个时候了，他还不想好好休息，还在操心。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
然而，澳星发射失败了。
这消息能不能告诉他？我们和医生都很为难，就怕这个不好的消息会使他的病情加重。想瞒着他，但又没法瞒住，他天天问情况，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也会公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商量还是婉转地告诉了他。
他躺在躺椅上，一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似乎觉得很突然，马上就说：报纸上不是讲，准备得很充分吗？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只好说，现在具体情况还没弄清，等有进一步的情况再随时报您。又安慰说，您不要着急，我们科技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作风都是过硬的，都是您培养出来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会很快处理好的。
他听后，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就问有无新情况。秘书告诉他，已连夜将澳方卫星安全地拆卸下来，交外方保存，我们将继续分解检查。他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哪能保证每次发射都百分之百成功？正像没有常胜将军一样，我们过去发射和试验都有过失败的教训，只是由于严格要求，才把失败降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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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不完的心（6）
很快，澳星发射失败的原因找到了，我们把原因告诉他，他点点头，说：“找到了原因就好。”
直到他逝世前的几天，他还在问有关情况。
他关心载人航天，关心南极考察。我们告诉他，这两件事情中央同意了，他欣慰地笑一笑。在阳光下，我感觉他的笑容特别纯真。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为别人操心，为国家的事情操心。他是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有句话他时常挂在嘴边：“居安不能不思危，闻之不能不过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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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归去，别情依依（1）
1990年10月15日，86岁高龄的邓小平来了，来看望他的“老兄”。小平叔叔上前，与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握一下手，亲热地打着招呼。老哥俩坐得很近，二人互相凝望着，目光里都流露出绵绵的关爱和问候。
小平叔叔说：“过了90，就是胜利。”
这时父亲眼看就满91了。
于是，父亲微微一笑，说：“那就算是胜利喽！”
话落，他们发出会意的笑声，那无拘无束的样子，像一对调皮的孩童。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结果，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父亲活了93岁。小平叔叔也活了93岁。按小平叔叔的观点，他们老哥俩都是“胜利者”。
晚年的父亲，经常沉浸在对老战友的怀念与回忆中。
大约是1977年的5月上旬，任弼时叔叔的儿子任远远来到我家，说要送给聂伯伯一件礼物。我带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兼会客室，远远拿出他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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