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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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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并亲自给执行这一任务的特工人员授勋。）1961年，骄横而又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因卷入一场反对赫鲁晓夫的未遂政变而下台。待人和善的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首脑。此前，他曾担任过共青团第一书记，别看谢米恰斯特内外表上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头脑敏锐，意识形态上态度强硬的人。1964年赫鲁晓夫最终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时，他见风使舵，及时站在新领导人一边。此后在克格勃内扶摇直上。他这个人整天担心社会主义制度会受到苏联艺术家和作家的腐蚀，从内部变色。正是他一手主持了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小说《日瓦格医生》的围剿。他对外国谍报工作不感兴趣，交给萨哈罗夫斯基去管。萨哈罗夫斯基在部下中很有威望，我对他也十分敬重。由于我俩年龄相差很大，他待我如同父亲一样。
我竭力使东德情报局与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谍报机构的“过火行为”拉开距离。这些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奉克格勃为师。间谍题材的电影和小说中充斥着暴力和谋杀。实际谍报工作中，暗杀只是偶然为之，并不是什么家常便饭。我觉得任何一方并不想蓄意杀死对方的人。死者大多数是因为被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而致死，尤其是遭绑架时。50年代西方国家拍了一些纪实黑白纪录片，大肆渲染这类死亡事件并借此攻击社会主义阵营。鉴于这种事自己人之间一般不愿张扬，我们常常借助西方新闻媒体了解这类案件。
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使用严厉手段的时候。由于50年代中期情报总局并入了国家安全部，加之仿效苏联谍报工作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局与反谍报机构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如果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第20司对某个“异己分子”（借用反谍报机构的一句术语）不放心，我们情报总局恰好又有此人邻居的档案，我们会让这位邻居监视此人并向我们打小报告。任何与政府政策唱反调，持异议或稍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被扣上“异己分子”这顶可伸可缩的帽子。这是斯塔思使用的最恶劣的迫害手法之一。如果我们情报局了解某个旅居海外的东德作家的活动和与他来往的人的情况的话，我们会把这些材料转给反谍报机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反谍报机构了解东德居民在西德的社会关系。
以上在情报方面互通有无的做法；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均属正常工作方法，在西方国家里也是一样。有人称，由于外国情报局与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机构沆瀣一气，我因此也参与了国家安全部对东德公民的监视和镇压活动。我不想否认外国情报局与这类活动有牵连，但国家安全部内各部门之间的严格分工意味着我们局根本就不该介入国内的反谍报工作。情报总局始终是一个专门负责外国谍报的机构。虽然我们与反谍报机构有着政府部门之间常见的合作，涉及逮捕或判刑的国内案件从来不归我们管。不过对这些镇压活动以及反谍报机构常常采用的严厉手段，我们是知情的。情报总局与国家安全部下属的反谍报部门在以后的合作期间，使用暴力手段十分少见，绝非普遍现象。高级官员既没有下令，也没有同意过这种行为。不过确实对不同政见团体进行过分化和恐吓。这类手法对人心理造成的损害恐怕比肉体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
精神摧残术几乎可以说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科学家哈夫曼就曾受过这样的折磨。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曾被希特勒政权判处死刑。苏军把他与昂纳克从同一监狱中救了出来。60年代末起，哈夫曼公开批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呼吁对停滞的制度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如临大敌，封锁了他在柏林附近格林海德的家周围的大街小巷。他的家人及前来探望他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各种诽谤他们夫妇的谣言四起，包括确有的或编造的婚外恋传闻。我们局的一位特工沃伦贝格还奉命混入哈夫曼的民主改革人士团体内，伺机破坏捣乱。
诗人兼歌唱家比尔曼经受了同样的摧残。他是哈夫曼的朋友，也是改革派团体的一员。一次他访问西德后，东德拒绝让他入境，并非法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
温克勒是一名年轻的诗人兼歌手，也是哈夫曼和比尔曼的崇拜者。1979年，当局以捏造的所谓“大庭广众之下有伤风化”的罪名将他逮捕判刑，随后又把他驱逐到西德。温克勒后来写了一本书，讲述了坐狱期间心理上受到的折磨。1989年，我俩在亚历山大广场上的一次呼吁改革的群众集会上相识。此后也许还成了朋友。1993年夏天，我出庭受审期间，他赶到法庭声援我。第二年，温克勒不明不白地在地中海溺水而死。
甭管什么监狱，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损害。然而犯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预审的人以及案结后遇到什么样的狱卒。我听手下的人说，坐过西德监狱的人向他们讲述了单身监禁对精神的折磨。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德的监狱，但可以想象，里面的条件一定非常恶劣。温克勒对自己被驱逐前1年零1个月的受审及狱中生活的叙述表明，犯人的尊严根本得不到尊重。成千名坐过狱的人皆有同感。温克勒后来组织人参观国家安全部及它管辖的监狱。我俩逐渐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沟通。
听了温克勒的经历后，我再次为国家安全部内丑陋黑暗的一面感到无地自容。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该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遇到扬卡时，我也是满面羞愧。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父亲的战友。他诉说了1956年动荡后他受到的迫害和在狱中的经历。他被送到臭名昭着的包岑监狱。1989年12月，我和扬卡主持了德共全国代表大会，试图把统一社会党改造成一个民主社会型的政党。我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斯大林时期以及东德历史上所犯的罪行的报告，并向东德人民表示道歉。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和我的继任人格罗斯曼多次说过，我们情报局不能回避自己在镇压国内人民中应负的责任，并希望能够得到人民的宽恕。
利用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来对付持异议或是想移居海外的本国公民，完全践踏了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美好理想。改革的机会就这样被白白地浪费掉了。时至今日，我仍为自己当初的沉默感到内疚和痛苦。
我极不赞成任何蛮干的行为。可我们有些“友好”谋报机构却不这样想。一天，我接到保加利亚柏林站站长打来的电话，请我找个可靠的医生，帮他们处理“一件难事”。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只肯说：“有点货想出手，担心坏掉。”
我马上明白了。保加利亚人一定是绑架了谁，而且给他注射了麻醉剂，可忘了监测麻醉剂的药劲。我们找到一个为国家安全部做事的医生，把他送到保加利亚使馆。这种人见过世面，不至于一上来就被吓着。大约一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太晚了！那伙笨蛋给他注射的剂量杀死一匹马都有富余。他们把人塞到汽车行李箱里。一没空气，二又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剂。不死才怪呢。”
电话铃又响了。这回保加利亚的这位站长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微微发颤。刚刚不慎结果了一名叛逃者的命，现在他自己的脑袋也有可能搬家。想必他们刚把藏在西德的此人绑架出来，准备送回索菲亚审判。
“能把货留给你们处理吗？”他请求说。
“那可不行，”我一口回绝了他。
我俩在电话上争执了一会儿，最后决定把问题提交给米尔克。米尔克说，处理尸体是保加利亚人的事。趁尸体未僵前，我们赶紧让保加利亚人把它拉走了。不管我怎么解释，人们似乎也不相信我没干过这种事。我在本书中通过一些实例已经解释了我们的手法。显而易见，一个卓有成效的谍报机构不需要卷入不得体的“湿活儿”一类的行当或使用什么安眠药。只有那些不想相信我，或希望现实生活中确有邦德（扮演007的男主角）这种人的人才会对我的解释充耳不闻。
不过我知道，斯大林死后，苏联人仍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研究各种稀奇古怪的暗杀办法。连克格勃内的许多人都不大清楚有这么一个部门。除了用有毒子弹射杀了班德拉外，克格勃还在柏林绑架叛逃人员特鲁奇诺维奇未遂时将他干掉。特鲁奇诺维奇是俄国流亡海外人士组织……全国工人联盟……的领袖。有一回克格勃派了一个人到东欧各国巡回兜售他们的秘密武器，如不留痕迹的神经毒气，涂在门把儿上的触摸式毒药等。我从他那儿拿来的惟一一样东西是一小瓶“诱供灵”。他活像一个走家串户的推销商，滔滔不绝地夸这药是“一绝”。多年来我一直把这瓶药放在私人保险柜里，从未动过。
一天，我突然对这瓶药萌生了好奇心，请一位可靠的医生化验一下药的功能。他回来见我时连连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这种药用后倘若身边没有医生观察的话，你想套出真话的这家伙要不了几秒钟就得玩儿完。”他告诉我说。我们从未用过“诱供灵”。
不论哪一方的间谍都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冷战初期，叛逃人员一经抓住，下场往往是受到自己一方的审判并被处决。我听说的第一个被处决的东德间谍是个叫埃莉的妇女。她是东德总理格罗提握的秘书。1948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前，格罗提握曾是社会民主党人。他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党老同事始终抱有一线希望，他也许会与苏联人分道扬镳，从而造成东德执政党的分裂。西德一直盯住格罗提握不放，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可格罗提渥丝毫不为所动。西德于是开始打他秘书的主意，派了一名男间谍诱她下水，并给她起了个化名，叫“戴西”。就我所知，这是第二次大战后东西方谍报机构首次使用罗密欧式手法去勾引一位政界要人身边的随从做间谍。
埃莉倒霉就倒在她的案子事发前，罗森堡夫妇刚刚在美国因偷窃原子弹机密被处死刑。谍报这行和冷战时期的其他方面一样，讲的是对等。她在与波兰接壤的法兰克福市被处以绞刑。在这种政治气氛笼罩下，我一开始就对这场游戏的冷酷有充分的认识，对东德国内的种种黑暗现象也看在眼里。50年代人们动辄被捕，共产党内人人自危。我深知，任何人都可能被扣上叛变的罪名。
196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首脑后，情况大为好转。我终于遇到一个让我敬佩的人。他待人不拘泥礼节，不搞小动作，与前几位克格勃首脑形成鲜明对比。苏联人一般都很骄横，觉得自己的伟大帝国固若磐石。安德罗波夫身上却没有这种狂傲。莫斯科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独具慧眼，认识到1956年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以及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暴露了苏联的虚弱，而不是强大，并渴望今后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安德罗波夫既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又具备优秀的个人素质，在历届克格勃首脑中堪称一枝独秀。他的兴趣之广超过了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政策，意识形态问题还是理论问题，他都可以领会其精髓。他不仅认识到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现行体制，还看到改革蕴藏的风险和潜在后果。
我与安德罗波夫的首次深谈是在1968年。此前不久，苏联军队刚刚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他本来计划那年夏天访问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恶化迫使他延期。最后成行时已是深秋时节。当时我们对这一事件仍感到头晕目眩，不知说什么好。我参加过无数次大同小异的国宴，惟有这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宴会是在位于东柏林北部潘科夫区的国家安全部的一处宾馆内举行的（东德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都住在这里的一幢小楼里，彼此是邻居。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才于50年代搬到郊外的万德利茨大院里）。
选择这个宾馆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它美观典雅，体现了我们对苏联客人的应有尊敬，同时又不过分富丽堂皇，以致超过苏联人为我们举办晚宴的场所。参加晚宴的德方人员是米尔克，国家安全部的11名负责官员及我本人。晚宴上的气氛十分轻松。这也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带来的新气象。50年代期间，尽管赫鲁晓夫推行了解冻政策，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仍然没有消失。人们活得战战兢兢。这种恐惧心理此时已烟消云散。安德罗波夫彬彬有礼，几杯酒下肚后仍不失态。他的许多同胞都做不到这一点。周围所有人，连头脑简单之徒都明显地松了口气。这完全是一次男人的聚会。甚至连服务员都是从安全部最可靠的服务员名单中挑选出来的清一色男侍。
不出我所料，饭桌上大家的话题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上面。米尔克始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耿耿于怀。在他眼里，社会民主党人是造成社会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偏差”的罪魁祸首。这次宴会对于他乃是天赐良机，可以发泄一下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怨恨，并在客人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德共坚决支持苏联一举粉碎布拉格改革运动的立场。他站起身讲了一通，强调需要防止社会民主党理论的“腐蚀”。布拉格改革派就是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人们纷纷点头称是。轮到安德罗波夫发言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的声音温和而坚定。一我们当时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军事干预，要么坐视捷克斯洛伐克与我们分道扬镳。前者会给我们脸上抹黑，后者则会给东欧带来严重后果。这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抉择。” 他呷了一口水。一桌人鸦雀无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找出隐患。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日子不会太好过。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恐怕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与他们的关系，弄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
话音一落，举座皆惊。安德罗波夫的一席话冲破了不少政治禁区。首先，他没有单以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是主张研究该国存在的实际问题。他实际上暗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对人民的不满情绪麻木不仁，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其次，安德罗波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流露出的担忧与官方宣传口径截然相反。后者称广大奉公守法的人民群众对恢复局势稳定以及共产党人再次牢牢掌握政权欢欣鼓舞。结尾时，他表示赞成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接触的几句话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东德领导人与西德左翼的第一大党之间不共戴天的现状。他的批评颇具远见。第二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即开始推行旨在加深两德之间了解的东方政策。安德罗波夫不肯循规蹈矩的性格，以及在通常相互吹捧和空谈连篇的场合直言不讳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他这番话的影响，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纷纷斟满了酒杯。
这不是最后一次听到米尔克的奇谈怪论。直到70年代，他一直坚持为斯大林祝酒。面对态度越来越冷淡的听众，他照旧邀所有人一起“为我们的导师干杯”，同时强烈暗示苏联搞的非斯大林化是一大错误。不过这都是当着自己同胞的面说的。苏联人在场时则换了副面孔。
和他的几位前任不同，安德罗波夫主要对外交政策和外国谍报感兴趣。他改革了克格勃内部的管理制度，实行了一套更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在外国谍报工作方面，他很快意识到，往驻外使领馆、贸易代表团或其他驻外机构派驻谍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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