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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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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流产后，密谋小组的成员受到残酷的捕杀。约翰设法从马德里经里斯本逃到英国。记者德尔默收留了他，在自己的广播公司里的评估部门给他找了份工作。战后，在审判冯·布劳希奇、冯·伦德施泰特和冯·曼施泰因三位德国陆军元帅时，约翰向英国提供的证据还被作为参考。考虑到这一背景，他被任命为位于英占区科隆市的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就不足为奇了。
约翰与美国人扶植上来的外国情报局首脑，前纳粹分子格伦和阿登纳身边的其他纳粹分子决算不上是天然盟友，与阿登纳本人也是貌合神离。阿登纳和许多西德保守派人士一样，认为斯道芬伯格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是冒险主义。约翰本来想在新组建的外交部里任职。后来他告诉我，去外交部根本不会有任何出路。那里到处是当年围着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转的外交官。更刺痛他的是，格伦的副手拉特克被调到了反谍报机构，显然是为了监视他。1954年时，他已感到不堪忍受。因此7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在东德露面被人看做是叛逃显得顺理成章。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比这古怪离奇百倍。约翰压根儿就没想叛逃。身为苏联间谍的沃尔格穆特博士决定趁他的朋友情绪低落时把他诱骗到东德。我的克格勃同事发誓打赌说，他们没有授意沃尔格穆特这样做。但我可以想象沃尔格穆特对自己的联络官说：“我可以把约翰拉过来。”这位苏联情报军官听到后一定半信半疑说：“好啊。你把他领到这儿我才相信。”
有一点确凿无疑。最后见到约翰的人讲，他看见约翰坐在沃尔格穆特的汽车里，深更半夜穿过边境进入东柏林。经过调查这一点已得到证实。我猜测约翰要么喝得迷迷糊糊，要么喝了他的朋友下的迷魂药。有人看到他俩那天晚上醉醺醺地钻进一个又一个夜总会，为怀念死去的抵抗运动朋友狂饮。等这位身不由己的旅客一觉醒来时，发现已身陷苏联军营。这对西德反谍报首脑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我想苏联人这一惊吃得也不比约翰小。因为他们叫来了克格勃驻柏林站站长皮托夫拉诺夫将军，还有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下面的新闻委员会的代表图尔加里诺夫，共同商量怎样最大地利用他的价值。约翰深知，他已铸成大错。如今攥在了苏联人的手心里，返回西德只有死路一条。不仅丢官，还要坐牢。
约翰公开露面给西德反谍报机构造成的震动逐渐平息下来后，苏联人和以往一样，把损坏了的物品当包袱甩给了我们。约翰当时神情恍惚。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给他找一些朋友，从而可以使他得到安慰。我们介绍他认识了东柏林市首席建筑师亨泽尔曼，还有我在柏林广播电台时的熟人吉努斯。吉努斯也认识约翰在反纳粹抵抗运动里的一些老熟人。国家安全部为他提供了保镖，以防西德情报机构把他绑架回西德。可这些保镖未尽到职责。约翰来到东德17个月后，和来时一样又一次悄然无声地消失了。一次他去洪堡大学开会，中途离开会场去见一位叫亨里克森的丹麦记者。俩人钻进亨里克森的汽车，穿过伯兰登堡大门一溜烟地开回了西德。
此事发生在1955年。37年后，1992年4月的一天，我与83岁的约翰坐在一家餐馆里。隔窗眺望，当年他逃离东德的地点洪堡大学一带就在眼前。回到西德后，他因背叛国家罪被判处4年徒刑。他说起此事仍然怒不可遏。实际上，他只服了18个月的刑。这表明西德并不能确定他犯罪的严重程度。至于“叛逃”到东德一事，他告诉我说：“我当时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在苏联军营。我从来没想过去东德。”约翰说他在东柏林始终过不惯。一年后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设法找人帮他逃回西德。
这些名噪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人员到头来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不错，由于一名西德叛逃人员的揭露，阿登纳不得不承认他正在考虑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昔日纳粹分子在波恩政府内卷土重来的内幕经过大庭广众之下的曝光也上升为西德政坛上讨论的问题。然而，西德还是很快加人了北约组织。我们阻止西德加入西方联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甚至连延缓它的加入都未能做到。
第六章 启蒙老师赫鲁晓夫
和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多数人一样，许多年后我才破除了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崇拜。觉醒的起因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秘密讲话。我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很难说清开始于哪一天。50年代初，东德出现了不祥的气候。我对一向信奉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怀疑。思想上的转变大概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但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共产党员一样，真正动摇我长期形成的世界观的事件还是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这篇讲话。在此以后，我们虽然仍可以称自己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再也不能说自己纯洁无暇了。
直到1956年2月，我的办公室里仍高高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照片上的他正在点燃烟斗，一副慈父的样子。2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收到厚厚一摞西方报纸。我一直阅读《纽约时报》和巴黎版《国际先驱论坛报》，借此了解美国思想动态。此外，我还阅读许多西德报刊杂志，包括《图片报》。这份小报虽然在报道上哗众取宠，可它透露的西德情报机构的内部消息常常比一些大报还要多。伦敦的《泰晤士报》和法国的《世界报》也是我浏览的对象。阅览全世界各地的报纸是我这份工作的一个特权。东德禁止西方报刊的发行，表面理由是它们里面含有鼓吹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内容。真正的理由是，政治局成员心里清楚，西方报纸对铁幕后面生活的报道往往过于真实，令他们感到不舒服。
在苏共二十大上，赢得了斯大林死后一场血腥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并揭露：1934年苏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98名被逮捕处决。1936名七大代表中，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其中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幼年时，父母曾庄严地向我们讲述过苏共七大的经过。赫鲁晓夫最后指出，斯大林的残酷镇压违反了一切革命准则。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法。在此之前，我们已习惯于粉饰工作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缺点。今天，这一制度的僵尸已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任人解剖。我们可能会觉得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语言不够鲜明全面。但在当时，我们仿佛挨了当头一棒。看完西方报纸上全文登载的这篇讲话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斯大林的画像从墙上取下来，一脚踢到角落里。我对这篇讲话的内容并非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昔日在苏联我对大清洗多有耳闻目染。然而得以窥见斯大林罪孽之深令人极为痛苦，好比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宣誓献身的这一制度怀有的疑虑一瞬间成了现实。
通过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和人们之间的奔走相告，赫鲁晓夫富有爆炸性的讲话在东欧各国不胫而走，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好似火上浇油。10月至11月的匈牙利起义即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直接后果。匈牙利的改革派领袖是纳吉。1943年到1945年期间我在莫斯科工作时就认识了他。当时他任流亡的匈牙利广播电台台长。我是德国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下了晚班后，我俩常乘一辆公共汽车回家。纳吉留着典型的匈牙利式小胡子，圆圆的脸。他性情沉静随和，很快和莫斯科的流亡团体成员结成了朋友。我当时相信，纳吉与莫斯科领导人一定能找到办法，恢复匈牙利的平静。起义的最初几天过去后，坦克撤出了布达佩斯。纳吉保证要推行自由化政策。
然而为时已晚。匈牙利人民已不满足这一点。抗议活动和流血事件持续不断。11月4日，苏军坦克返回布达佩斯。苏联人不停地通过我的紧急电话线翻来覆去地问我同一个问题：北约组织将如何反应？我心里并没有数。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北约正在秘密地针对苏联人备战。另一方面，根据潜伏人员提供的消息，西方似乎不打算动手，因为担心事态会升级。我心一横，回电给莫斯科：“北约不会干预。”
如果当初我判断错了的话，我这个局长十之八九要被撤职。这还是最轻的结果。可我说对了。纳吉于是成了苏联人的替罪羊。苏联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馆里的纳吉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证不会审判他们，但却食了言。他们把纳吉从南斯拉夫使馆里绑架出来，带到罗马尼亚，经过闹剧般的秘密审讯后就地处决。苏联人的行径完全回到了斯大林最黑暗时代的做法。日后，匈牙利外国情报机构首脑劳伊瑙伊向我坦白说，他曾亲自参与对纳吉的审问，为此深感内疚。“米沙，这种事永远不应重演，”他说。
暴徒肆虐杀人的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场惨痛教训。虽然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借此事件暂时得以将改革者打为反革命分子，但对许多独立思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次起义的原因却是扑朔迷离，从中得到的启示也很复杂。列宁时代的老问题不禁萦绕在我的脑际中：“我们难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风险吗？为了谁的自由？自由的敌人又是谁？”
1956年3月，我们在国家安全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当时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尔韦伯，他不像后来接替他的米尔克把会开得沉闷枯燥。对于米尔克来说，开会无非是对部下滔滔不绝训上个把小时的话，然后宣布散会。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欢迎苏联同事敢于正视过去那段历史，并表示，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疑虑之中。现在终于感到如释重负。米尔克听了我的发言后大惊失色。“我从来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他说，“我不知道沃尔夫同志是什么意思。”接下去他又说，据他所知，苏联国内根本没有什么镇压行为，还特别补充道，东德国内也没有任何这种行为。
当然，解冻对东德不可能没有影响。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有罪的88名东德犯人获释。还有700余名犯人提前获释。在党内，对阿克曼、达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几位失势的（自1953年起）中央委员的整肃不了了之。各种改革方案突然从各级官员的卷宗里跳了出来。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内，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市场机制问题的讨论。这种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参加了一个由不同行业的人组成的研究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和安全等方面的专家。虽然我对经济问题一向一知半解，但却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各位成员的发言。我思想上甚至开始倾向于接受扩大私有制的份额，并对言论自由与坚持党的教诲的官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然而乌市利希继续捂住盖子。苏共二十大过去仅两个月，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即表决通过一项决定，禁止再讨论过去的失误，以免给敌人提供攻击我们的炮弹。在诸如“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缺点”这类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党内纪律。我和党内许多同志曾希望换换脑筋，现在又一次在威力无比的党纪下臣服。尽管如此，苏共二十大仍是迈向后来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漫长历程中的第一步。这一弦线起于苏共二十大，止于1989年。我最终离开了情报局，摆脱了它对我思维的禁锢，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但在此之前，仍然还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1956爆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赫鲁晓夫秘密讲话后，波兰工人举行了罢工，遭到波兰军队的血腥镇压。波兹南事件、匈牙利起义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又一次迫使我们从冷战的角度思考问题。当时的形势给我们的惟一启示是，当两个超级大国的盟国试图奉行独立的政策时，分别受到了惩罚。莫斯科教训了匈牙利。美国则敲了英国和法国一下。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我们当然清楚自己属于哪个范围。
我在想，倘若掌权的是我，做法上会不会略有不同，我希望是这样，但并不肯定。80年代初，我曾与安德罗波夫讨论过改革的问题。那次讨论的国家是波兰，而不是东德，但问题是一样的。我问这位开明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他在这些问题上影响如此之微。他回答说：“沃尔夫同志，不管谁当上总书记，你只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影响他。不久，他的身边就会围上一群亲信。这些人吹捧他如何伟大，每一举措如何正确。到那时再想影响他就太晚了。”安德罗波夫还举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例子。齐奥塞斯库早年似乎走了一条不同于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堕落为暴君。
我耳边已经可以听到指责我的人嘲讽说，我用了整整20年时间才把内心想法化为行动。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对冷战的看法完全基于以下的认识：西方及其制度没有指出一条可行的路。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都不可能采取任何步骤推动我国或是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其他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哪怕想都不会想到这一步。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种种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的制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种潜在的更为优越的人类社会模式。每逢重大关头来临之际，我认为决不能放弃我们在欧洲的影响，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做法越来越怀疑。1968年，我在日记中记下了下面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话：
“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中，形成了权力结构。这种结构有其自己的规则和独立的存在，服从于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因素和利益。这些机构和其官员有时会对人民滥用权力。他们的行为与革命的目标毫无共同之处。”
东德大多数有头脑的共产党员都无法摆脱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热烈地信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心生疑虑。然而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些扰人的问题埋在心底，只盯着这一制度创造的科技成果以及它给诸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巩固之前，一切都要为它让路。当时不可能进行改革既是这一制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又与紧张的国际形势有关。在这种国际气候下，任何改革的举动好比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这马上又会当做是西方的胜利。年复一年，我们在这一怪圈里循环往复。
1956年的动荡过去后，赫鲁晓夫最关心的是化解东欧阵营内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从而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他列举出的一串串数字和发表的乐观无比的讲话使他的不少同事感到好笑。但他确实相信，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不仅可以赶上，而且超过美国的繁荣。乌布利希的顾问们十二万分虔诚地把赫鲁晓夫的这一想法翻译成牛头不对马嘴的“不用赶上即可超过”。我们的总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把这一口号挂在嘴边，直到有人斗胆向他指出，这种提法逻辑上讲不通。
赫鲁晓夫对玉米的着迷也引起了人们窃窃私笑。他把玉米看做是解决幅员辽阔的苏联长期缺粮的秘密武器。1957年他首次访问东德时，米尔克和我带他到马格德堡地区盛产谷物的平原参观。他在当地会晤了农学家，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求教并认真地记下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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