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深情回忆录:我与少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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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1月27日。（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特别法庭代表人民的意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作出了严正的判决。这件事，在我国历史上将大书特书，它标志着我国已经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审判过程中，我曾参加第一审判庭旁听。当我看到江青一伙反革命罪犯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庆幸的是，这些祸国殃民的元凶也有今天！难过的是，死难的人们已无法复生。1967年夏天，当人民处于逆境时，刘少奇同志曾说过：“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胜利。
　　旁听时，我一直是强咽着眼泪在悲愤中受教育的。原来，当真正的革命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操劳的时候，阴谋诡计已在暗中策划和酝酿。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使用极其残忍的法西斯手段，构陷人罪。一个个熟悉的和不相识的受害者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一句句正义凛然的斥责，一声声撕肝裂胆的呻吟，在我耳边回荡。多少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在作血泪的控诉；多少被欺骗、被耽误的无辜者，在愤怒地呼喊。冤狱遍及全国，党的威信下降，社会风气败坏，经济濒于崩溃。林彪、江青一伙是千古罪人，就是死10次，也不足以平民愤。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情，而是亿万人民的心情。我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仇不只是家仇，而是国仇民仇，不共戴天。
　　今天，特别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执行。我衷心拥护这个判决，赞成不立即把他们处死。因为江青之流的死活，已经无关大局，不影响我们的事业。按照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再给他们点时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对人民是有利的。马克思说：惩罚也是教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轻开杀戒的。这种作法同林彪、江青一伙乱捕无辜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安定团结。事实证明，我们党的确是一个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好党，经得起各种考验。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对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大好形势下，问题成堆，还潜伏着危险。有人还妄想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我们绝不可以低估他们的危害。小平同志曾说，绝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对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我们要提高警惕。同时，也要冷静分析，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不善于区别，我们就会上当。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给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在党和国家为刘少奇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在少奇骨灰盒前，我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也就是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大悲剧不能重演了！
　　我们这些大难未死的人们，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永远同人民一起，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刻。这样，才不愧对死去的先烈，才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才算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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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纪念（1）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真难以相信，庆龄同志竟然永远离开我们了。就在两个星期前，我还在她的身边，同她谈心，看着她那双永远晶莹明亮的眼睛，交流内心深处的澎湃激情……她的逝世，使我悲痛万分。
　　庆龄同志与少奇同志的革命情谊很深，与我和孩子们也很亲密。庆龄同志文静温和而又坚强有力；她慈祥宽厚而又不失原则；她才识过人而又谦虚谨慎。她犹如无瑕的荷花，出泥不染，任风雨吹洒，仍傲然玉立。她永远是我的楷模，不论是在顺境中，还是身处逆境，我都从她身上吸取了无穷的力量。
　　我第一次见到庆龄同志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那一天。她已年近60，历经沧桑，但看上去仿佛只有30多岁。她衣着整洁、举止端庄、步履轻盈、精神焕发。我从小就崇敬仰慕她，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反而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只是握了握手，彼此笑笑。看着天安门广场上欢腾的热烈场面，在她那双我后来很熟悉的秀目中，闪烁着欣喜激动的泪花。
　　从那以后，少奇同志经常主动去看望她，她也偶尔到中南海来访。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书信往来很多。少奇同志和庆龄同志不仅广泛地讨论各种问题，还互相提出意见，在政治上彼此关心。
　　1951年冬，少奇同志到南方。我们在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第二天，庆龄同志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她很热情，并亲自为我们煮了咖啡。她开口就表示感谢少奇同志去中山陵。我惊奇地问：“我们刚刚去过，您怎么就知道了？”她笑了笑回答：“中山先生的老警卫员告诉我的。”少奇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庆龄同志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当时我注意到，她讲这句话的时候，目光、神情、语调都明显地流露出对我们党无限的钦佩和信任！随后她约我们同往虹桥俱乐部散步。我们在大草坪上边走边谈，间或在长椅上坐坐，有说有笑，十分亲切，如同一家。
　　1952年底，庆龄同志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中，在莫斯科短住。她很想见见斯大林同志。正巧少奇同志也在莫斯科，向斯大林特别介绍了庆龄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建议斯大林同志会见她。斯大林同志欣然允诺。
　　少奇同志专门去看望庆龄同志，我们一起看电影，打台球，愉快地共度了一个下午。少奇同志告诉她，斯大林准备很快会见她。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
　　可能就在第二天，斯大林热情地会见了她。
　　北京解放后组织中苏友协筹备会，主任是庆龄同志。原准备由她担任会长。但后来党中央考虑两党两国关系复杂，怕她难处，所以在友协正式成立时，由刘少奇同志任会长，庆龄同志为第一副会长。直到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两党的政治分歧逐渐明朗化，少奇同志才向她作了说明。她很谅解，并感谢党对她的体贴。庆龄同志从来就是非常识大体、顾大局的，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计较职务地位、名利待遇。
　　庆龄同志从20年代起就支持共产党，解放后她一切按党的决定办，尽心尽力。她曾经说过：“国民党早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只有共产党能团结全国人民把中国搞好。社会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发展。”因此，她一直热爱我们党，并在后来要求加入共产党人的行列。
　　1957年4月到上海时，我又陪同少奇同志去看望她。少奇同志与她谈起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庆龄同志立即点头表示非常赞同这一见解。少奇同志又说：“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庆龄同志兴奋地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她稍停片刻，很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少奇同志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永恒的纪念（2）
不久，又是在上海，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去看望庆龄同志。少奇同志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庆龄同志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但我注意到她的心情很不平静，眼中含着泪花。当时我和她一样，深感遗憾，我甚至还觉得有一丝歉意。今天想来，党中央的考虑是正确的。但当时的情景和她的泪花一直非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
　　确实，我们党把她作为党内负责同志看待，一切大事都告诉她，并听取她的意见；她也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与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少奇同志曾对我说过：“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庆龄同志一向敬佩毛主席。在她北京和上海住所的客厅里，一直悬挂她亲自选择的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的像片。毛泽东同志的像片都是生活照，显得十分亲切。她对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和几位大姐都非常尊重，他们也敬重和关心庆龄同志。少奇同志处处注意庆龄同志的生活习惯，每次去她那里都事先用电话联系，征得她的同意。请她参加活动或会议，也一定先嘱咐秘书和有关同志询问她的健康状况与本人意愿。大家都见到过，在公开场合，少奇、恩来同志经常让她先行，并搀扶她起坐行走。
　　1963年，少奇同志出访东南亚4国。行前，我写信向庆龄同志请教应注意些什么事。正巧她身体不适，却立即自拟一张单子，满满地写了许多注意事项，还派秘书向我详细解释。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想到了。她知道少奇同志有过肩关节周围炎，肠胃也不好，因此特别嘱咐我，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时一定要关冷气，不要吃生冷的东西。现在想起这一切，我心里还充满感谢之情。
　　庆龄同志生活朴素，她的住所的客厅不大，干净、简朴、高雅，桌上摆着盛开的鲜花。这一切，与女主人的气质十分相称。卧室也很简单，只有几件老式半旧家具和一架钢琴。日常衣着虽然很整洁，却并不轻易做新衣服，旗袍、上衣瘦了，在夹缝里接一条，再穿。可是，每次会客，她都很注意服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因她在北京的原住宅交通不太方便，也不大安静，1960年，组织上给她调换了一所住所。房子刚粉刷过，有些潮湿，引起她的关节不适。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本有决定无论哪一级干部都不许盖住房，但考虑到庆龄同志的特殊情况，决定按她的需要另建一处新居。并派人带了设计方案专程去上海征求她的意见。少奇同志叫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请她向有关同志尽量谈出她的需求。庆龄同志很快回信谢绝道：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她一向严于律己，直到她去世的那天，还住在这座房子里。
　　庆龄同志待人诚挚、体贴，她曾经告诉我，她年轻时最喜欢读文艺作品，也酷爱音乐。她几次说要教我如何煮好咖啡，还轻声地告诉我，她煮的咖啡香极了。因那几年我常在农村工作，没能学成。遗憾的自然不是学煮咖啡，而是使我失去了更多向她学习的机会。
　　50年代初期，少奇同志曾对我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并又加上了一句：“她非常爱孩子。”从此，我们的孩子经常给她写信，还把图画、手工寄给她看。她在北京期间还约我带孩子去看望她。她总是把孩子拉到身边，亲切慈爱地问这问那，又亲又抱。孩子们也无拘无束，给她表演节目，请她看作业、成绩单，甚至学舌。有时孩子学着大人谈话中的英文词，那笨笨的发音，逗得她高兴地笑出声来，满屋子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每到圣诞节、新年前夕，孩子们就自动给她制作贺年片、画画、写幼稚信，她十分喜欢。来信说：“你们送我的东西，因为是你们自己制作的，都那么有意义，有趣味，漂亮，真是好极了。”大些的孩子经常向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甚至把日记寄给她。她每次复信都很认真，充满感情，鼓励孩子们上进，还赠送每个孩子笔记本、糖果、小点心等礼物。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6岁的平平写信给她，报告了放假期间到农村参加青年开山突击队的感受。庆龄同志第二天就给平平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信，赞扬平平做得好，并在信尾亲笔签了“宋妈妈”3个字。在庆龄同志身边工作了40年的老保姆告诉我，直到前些天她在重病中还念叨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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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纪念（3）
每年，庆龄同志和我们都互送一些照片或小礼物。她出访归来，总把一些纪念品转送我们留存。有一次，我们去看她，少奇同志风趣地说：“你老是送给我们东西，我没有东西回送，怎么办？多不礼貌！”庆龄同志笑着回答了一句：“孩子自己做的小东西，就是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我们都爽朗地笑起来。我们相聚相处，常常谈笑风生，甚至颇有戏剧性。为了克服口音带来的困难，少奇同志就让庆龄同志说英语，我翻译过来，少奇同志也偶尔用简短俄语来表达。谈话中上海话、湖南话、普通话相间，又加上点儿英语、俄语，很有趣味。……
　　回忆起来，庆龄同志给我们的关怀和鼓励，远比我们给她的要多得多。
　　1966年12月底，少奇同志和我已处于逆境。出乎意外，我们收到了庆龄同志给几个孩子的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一切似乎与往年一样。看到庆龄同志熟悉、刚劲的笔体，看到无比亲切的“宋妈妈”3个字，我脑海里不禁联想起一件感人的往事：1932年，少奇同志离上海到苏区工作。何宝珍烈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后，少奇同志的儿子毛毛流落街头，含辛茹苦。1935年左右，正是党最困难的时期，有人曾以少奇同志儿子的名义，向宋庆龄女士申请救济。庆龄同志明明知道少奇同志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工人运动的领袖，却不畏白色恐怖，亲自批准按月发给抚养费。直到20多年后的1958年，少奇同志和我才听说这件事。尽管这笔钱没有用到毛毛身上，我们还是甚为感动。后来向庆龄同志表示感谢时，她只是微微一笑。庆龄同志也许以为这算不了什么。的确，比起她在党和人民困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许多重大行动，这件事太微不足道了。但小事见精神，我们更加钦佩她高尚的品格、情操和勇气。这一时期，庆龄同志营救了多少革命者和他们的后代！
　　1967年，孩子们被强迫离家，天各一方，随后，我进了监牢。狱中，我日夜挂念孩子们。孩子们也千方百计寻找父母。万般无奈，他们只好给宋妈妈写信。在当时也身受冷遇的宋妈妈接到了信，又一次无私地帮助孩子们，立即把信转给了毛主席。
　　分别了5年之后的1972年，孩子们终于获准到监牢里来看我。看到他们精神面貌很好，我真高兴，半晌才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他们凑在我的耳朵上悄悄告诉我：“妈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多么难能可贵！孩子们一句话解答了他们何以能健康成长的原因。人民是他们的父母，庆龄同志又一次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伟大人民的象征。
　　庆龄同志不仅关照我们的孩子，同时也关心所有的孩子。据她身边的一位护士说，“文化大革命”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