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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历史-第1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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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的有心利用成为开源之渠
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抵华，虽然他们费尽心力，甚至不惜将自己改作僧侣装束，以吸引中国教徒，但全都收效甚微。利玛窦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之门。在此思路引导下，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中国传教的局面。
然而当时欧洲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与强烈反响，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虽然这些作品中真正直接出自孔子口中的其实仅《论语》一篇，但分辨不清孔子、孟子和朱熹异同的西方读者将之笼统地成为“孔学”，并以“Confucius”（孔夫子的音译）命名。
因为孔学西渐萌于传教士，因此最初的儒学著作译本许多都是拉丁文的。
孔学推动了西方启蒙运动
为避免尊孔被理解为崇拜偶像，耶稣会教士竭力将孔孟之道解释为“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并对其中的“无神论倾向”做了批判，这虽然是个并无太多恶意的曲解，但正是这个曲解，让孔学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
由于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思想灵感枯竭的深渊，“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从东方突然传来，令渴望摆脱狭隘精神束缚的欧洲思想界眼界大开，欢呼不已。
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天主教一直持否定态度，主张用纯粹的“哲学宗教”来取代，孔学的输入让他兴奋地高呼，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du理性和自然的教条”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儒家的主张和信条，中国人按孔孟之道建立的行政体制和道德架构，甚至雍正的闭关锁国，都是合理的，应该的，他认为“我们法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甚至把家中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百科全书派”同样推崇孔子。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
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本书的价值就超过希腊哲学七贤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他甚至积极努力，竟成功鼓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行了儒家主张的“籍田礼”，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孔学同样迅速传播，英国早在1691年就将《论语》由拉丁文转译为英文；在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
另一位德国人、数学家沃尔夫更推崇孔子，认为中国“靠着治国之术（孔学）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和使用拉丁文的莱布尼茨不同，他直接使用德语在各大学巡回演讲，影响更大。
有趣的是，孔夫子同样引起王室的兴趣，早在1688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派张诚、白晋等五名教士访华，这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的博学之士，在中国期间，他们积极学习、搜集中国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并参与清廷多项重要活动，张诚甚至8次陪同康熙巡视蒙古，并担任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翻译，他们通过书信和回国陈述，更系统、更准确地介绍了儒学及其治国理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儒学的“忠君思想”被主张大一统的路易十四大力推广，中国科举取士的制度也被一些王室采纳或考虑。
应该说，王室和启蒙主义者各看到了孔子思想和儒学的一角，两个“孔夫子”斗争的结果，是代表民意的启蒙主义者大获全胜，这种被善意误会了的孔学，也因此成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甚至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
同样有黑暗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孔学的传播，不同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一种声音来自天主教本身。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的政策在耶稣会中本有争议，到达中国传教较晚的圣方济各会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目的是把孔学打成异端。其代表人物利安当（黎玉范）于1643年向教廷提出17项指责，将孔学贬为异端，尊孔称为偶像崇拜，要求教廷下令禁绝，他甚至喊出“我们到这儿（中国）是要传播福音，不是来做孔子门徒”的口号，使争论白热化。在这些声音的挑唆和压力下，教廷几经反复，终于在1704年11月20日，由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此举非但激怒康熙，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被禁，也同样成为宗教势力围剿欧洲孔学的冲锋号。
在这种压力下，许多保守派人士开始以“亵du上帝”的名目反击儒学宣传。安松在《环球旅行记》中就侮蔑“中国人都是贼”，1700年意大利人费内隆《死者的对话》更杜撰了苏格拉底对孔子的痛斥；172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8226；威廉一世以“反对圣经”的口实，勒令正在其境内巡回演讲的沃尔夫48小时内离境，否则绞死，一时间反孔声浪甚嚣尘上。
然而当时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来自教廷的指责反倒激发了各界对孔学的更大兴趣，沃尔夫在遭打压后非但未销声匿迹反倒名利双收，就是明证。
另一种声音则来自对孔学的理性思辨。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一方面称赞儒学重视道德、重视农业、崇尚礼教，一方面指出，其片面忠君思想将导致君主专权，并剥夺“人民的荣誉感”；对近代科学持怀疑态度的卢梭则认为，孔学使中国经济文化发达，而这种发达恰成为“道德败坏的温床”。和教廷出于宗教偏见的攻击不同，这些声音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虽然这种思考并非建立在对孔学的深入了解上，但这种思潮的出现，体现了欧洲人开始从盲从中清醒，开始重新架构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大革命、思想解放和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突飞猛进，原先对中国的羡慕和景仰，也渐渐被轻蔑所代替，孔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逐渐式微。
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黑格尔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并指责这种摧残将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和习惯说谎”，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剖析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些学者影响力大，知名度高，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对孔学“一棍子打死”，使孔学一度在西方陷入黑暗期。
到了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的时代，满清的腐朽、中国军队的脆弱让孔学的形象更加黯淡，于是出现了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更彻头彻尾全面否定孔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西方思潮。
如凤凰般重生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西方工业化、殖民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导下的社会，负面因素逐渐抬头，人们对道德、思想的反思重趋活跃，寂寞已久的孔夫子又渐渐得到西方人士的重视和肯定。
最早积极引进孔学的法国，法兰西学院一直未放松对孔夫子及孔学思想的研究，孔学研究群众基础和社会土壤最好，复苏也最快，“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子不语力乱怪神”等格言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子曰”也成了挂在知识分子嘴边的口头禅；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曾长期在中国传教，并和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煌芮校毓笄闶旯αΓ瓿闪怂氖槲寰啊独献印贰蹲印返姆牍ぷ鳎⒁虼顺闪伺＝虼笱У谝蝗魏河锝淌凇Ｋ姆胩謇辖鳎�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过时。在他之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翟林奈父子除继续翻译儒家经典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儒家及其竞争者》。荷兰物理学家玻尔也对孔学和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尤其对周易兴味盎然，据他称，周易的哲学思想对他的科学研究起到极大启发作用，当战后荷兰王室授予他爵位时，他便将周易上的太极图作为自己正式徽章的主题。
早期美国人对孔学并不重视，但战后却达到较高水准，克里尔（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反思了孔学在欧洲大起大落背后的原因，认为“孔子有真理”，但孔学、儒学、理学有很多流派，不能混为一谈，并说“孔子若在世，是不会接受宋明理学的”，使西方孔子研究达到一个新阶段；哲学家芬格莱特则写了《孔子。即凡而圣》，着重研究孔子的人文思想。南乐山则提出了孔学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问题，主张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随着工业社会向讯息社会转化的“第三次浪潮”在西方的兴起，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迫使西方人把更多目光投向东方，投向孔学。属于传统东方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更让他们对孔夫子产生浓厚兴趣。许多欧美媒体开始讨论用儒家学说部分修正和改造现有社会模式的可行性，并认为一旦成功，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效应；更多人士开始谈论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并尝试将儒学精髓融入行政学、管理学、企业经营学等现代学科和社会、经济实践中。
如果说当初，曾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中国人思想、压抑中国社会发展的儒学，却极大促进了西欧的思想解放，是出于对孔夫子的不了解甚至误解，那么今天欧美对孔子、孔学的兴趣，则更多建立在理性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特别费风波：蓝绿大换头？】………
“特别费案”这出政治大戏沸反盈天，闹得台湾朝野鸡犬不宁，终于以龙应台“道德自首”的花腔女高音，马英九被起诉贪污后声泪俱下、慷慨陈辞的悲情咏叹调和泛绿政客或含蓄、或直白的采声，被推向了戏剧的最高潮。
这出政治大戏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这些公案袍带的老生常谈，而在“蓝绿大换头”的精彩表演。不明白？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原本在台湾，泛绿的*最拿手的绝招就是赚人热泪的悲情牌，上次大选横空出世的两粒子弹不消说，自打阿扁弊案缠身，女婿老婆相继陷入官司后，悲情牌更是打得的溜转，什么外孙心灵伤害啊，老婆抑郁过度啊，隔三岔五便祭起一招来应急，可谓使得纯熟的杀手锏。
而泛蓝自打有了小马哥这个可以挂头牌的俊面小生，讲清廉、反贪腐就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话。虽说国民党本身在历史上绝谈不上清廉（否则也不会灰溜溜跑到台湾去），但时代应该是发展的，时光应该是流逝的，时人应该是健忘的，高唱反腐倡廉之歌，大涨泛蓝士气，大灭泛绿威风，可谓应天顺人，顺理成章，自打阿扁被红衫军围攻，他们更看到这个便宜，把这当作保驾护航、直通上位的绝招。
可最近这蓝绿两家却来了个让人目眩的大换头：原本善玩悲情的*突然反串，唱起了泛蓝牌保留曲目反腐倡廉歌，咬定小马不放松，不但要把他逼上高等法庭，且直欲将他逐下政治舞台；原本惯喊反腐清廉的国民党却捡起*扔下的手帕，玩起了对手那招赚眼泪，全党慰留，小马叫屈，又是控诉不公，又是泣言参选，一时间哭声动地，泪雨弥天，大有古人抬棺材出征的豪气。
这变戏法般的换头术看似奥妙无穷，其实说穿了毫无神秘之处：*是借小马哥先前的昏招一路长将，让对方腾不出手来戳阿扁的痛处，更让选民腾不出眼睛来看“第一家庭”的好戏，俗话说“一俊遮百丑”，如果连一俊也找不出，那么拿别人的“一丑”大做文章，却也不失为一招“围魏救赵”的遮丑妙棋；国民党则是让对手的眼泪大阵屡屡弄得功亏一篑，亏吃得多了，记性多少也长些，此番给逼到墙角，退无可退，便活学活用地将这一招反串出来，不但哭戏学得神似，连撕毁自己不久前特意制订的“排黑条款”这种落子悔棋的损招，也跟把“若夫人被起诉就辞职”之类赌咒发誓当口香糖的泡泡随吹随破的阿扁学了个神似。
暂时看来，玩政治换头术的两家都得到实惠：对阿扁而言，马英九这么一栽，围着自己一家弊案团团转的媒体和民众关注一下少了很多，甚至女婿赵建铭的离职和再次面庭也波澜不兴；而国民党那边也不算亏：据情人节那天联合报、TVBS和中国时报的民意调查，悲情演出后的小马哥人气不降反升，原本自去年下半年节节滑坡到四成至五成六的支持率和执政满意度，居然一下逆市反蹿到六成以上。
不过从长远看，也许蓝绿都是这出闹剧的输家：一边是老鸹骂乌鸦，另一边则是为了一个人的进退连党章都可以快餐化修改，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政客，你让老百姓能信得过谁？
以前的戏台边常挂了副对联：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的确，戏剧的内容必须是生活，而政治的内容必须是民意，这样的戏剧，这样的政治，才能健康地存活下去。蓝绿两党从全武行、无间道直唱到换头术，这样的政治，已经成了没有民意内容、只有政治博弈的空洞怪物，其前途不见得会比没有生活源泉、徒见舞台技巧的戏剧更光明一些。
………【高山能否被遣返】………
2月22日，前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分理处主任、涉嫌携带10亿贪污巨款潜逃加拿大的高山，在温哥华被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IRB）裁判官马克。特斯勒以罪证不足、无逃亡威胁为由释放，条件是以住房折价30万作担保，交出中国护照，每周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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