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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娘近作及书简-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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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的第一本日本小说：《白兰之歌》，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1938年，我到“满洲国”的《大同报》就职，社长大石把《白兰之歌》的翻译工作派给了我，那时还没有《白兰之歌》的单行本，是根据《大阪每日》的连载进行翻译的。我当时的日文水平，还不够做日本小说的翻译工作，在柳龙光的帮助下，磕磕绊绊地译了几章。因为柳龙光考上了《大阪每日》的记者，我们离开长春转场，直到《大同报》连载了《白兰之歌》并要求我写篇后记时我才匆匆忙忙地看了我没译过的部分章节。久米正雄在《白兰之歌》中点画的中国女青年完全没有中国女人的韵味：我以为，那是按照日本男人口味凑起来的虚无人物。我不愿意跟着久米的腔调，极力宣扬东北大地的富庶，煽动日本人在东北落户。对我来说，那意味着强盗霸占了你的家园还胁迫你同唱赞歌。我在译后记写道：这是日本人写给日本人看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故事。《白兰之歌》带给我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新中国成立后，审查我的历史，把这项译作定位为“为侵略者张目，是对侵略行为的赞美，是汉奸行为”。这个汉奸定位，包括我一些和日本的其他过往，是我用了廿多年无声的停笔时间还清了的。这不关日本人的事，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因为刚刚从抗日战争的血海里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正处在一种情绪化的昂愤时期，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逃过此劫，这也是中日恩怨纠葛的一段插曲吧！
1938年底，柳龙光到《华文大阪每日》就业，我们脱离了《大同报》，转场在阪神线的西宫镇安顿下来，我得到了自由阅读日本文学的机会。说起来，也许是种缘分吧！我首先选中的作家是夏目漱石，不是因为我对他有了了解，只是由于他的名字，因为中国形容知识分子不恋物质、热爱自然时有一句成语是枕石漱流，也颠倒用作枕流漱石。这个漱石的命名使我与作者有了相通的感觉。我读了他的《我是猫》，他那幽默辛辣的笔触批判了现实社会的庸俗与丑恶，我借用他的观点来观察社会时，也觉得目光犀利起来。他的《门》中的两性观点和我郁结在心的女性情结也有某些合拍，不过，我不喜欢他的《心》，读了两次都没有终篇，可能《心》那消极渐趋老年的灰色情绪与我当时的年龄和社会体认都不搭界吧！
这段时间，我也浏览了日本文中介绍西方的一些篇章，这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柳龙光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在《华文大阪每日》上辟了一个专栏，题名为“海外文学”。我翻译了两三篇，印象深的是德国人黑塞写的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懂得了兽语，因之看透了世间的肮脏与不平，结果被作为疯子送进了疯人院。很可能我是感到了说真话时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才选了这篇小说的。
音在弦外（3）
这一时段，我的创作也进入了高潮，不敢也不能触及民族被压的大环境，积压在心中的对妇女的同情之火烧得我不吐不快，夏目昭示给我的“暴露真实”成了我的价值取向。我陆续写了《蚌》、《鱼》和《蟹》。真正的是一种淋漓的感情宣泄，使我体认到了创作的喜悦。
从日本回到北京之后，我翻译了丹羽文雄的《母之青春》，是在一种既志愿又无奈的情绪下执笔的。丹羽是日本命名为“笔部队”的成员之一，他为战争摇旗呐喊，我不愿译他的这类作品，他又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主持人之一，我选择《母之青春》，因为书中讲的是母女两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这和我的主题相近。我还有一点私心，想《母之青春》也许能够冲淡中国人对丹羽战争文学的厌恶吧！包括我在内。
翻译石川达三的《母系家族》出自同样的心理。石川的《活着的士兵》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效果可能与他的愿望相反，因为他真实地描写了日本兵在中国的暴行，从侧面为侵华战争的残酷做了真实的注脚。随着战争的推进，我已经悟到了日本文坛也和我们一样，有“从政”和“为民”的分歧；从政的《白兰之歌》很快就销声匿迹，暴露真相的《活着的士兵》则留存了下来。
《鱼》、《蟹》先后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之后，使我困惑了好长时间，我没有为“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做过贡献，为什么要颁奖给我？又仔细地看过袁犀的得奖作品，他也没讲日本人的事，我仿佛找到了答案，这是从文学角度做了定论的，因为用文学来阐述真实、宣扬人类共同追求的真善美，是作家的天职。而且，我隐约地觉得，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是强弩之末，日本人的情绪也从战争的狂热中冷却了许多，敏感的日本作家们肯定也感触到了这一点，尽管这样想，我仍然没有去领奖。
这时，使我经常思索的是：什么才是中日民族间的真正交往？漱石小说中的一句台词（出处在哪里，想不起来了）“有理想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的路”，这引领了我；在日本接触到的日本女人那敬业、勤劳、忠贞的美行，这使我念念不忘，我认定：同样受着儒教的大男子主义对待的日本女性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共同的心愿是盼望安定、幸福的生活。我的路应该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化解中日仇恨的工作，战争别管多久终归是要过去的。
那时，在北京出刊的日文杂志《燕京文学》有很多富有生活意韵的小品文刊出，这正合我的心意，《母系家族》在《妇女》杂志刊出后，我接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都认为这是中日妇女间的真正沟通。我选了细川武子的少女系列，和饭冢朗的家庭系列，译出后在《妇女》杂志上刊载，也都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在日本时，写的文字是阐述中国人的情感，而细川她们住在中国，写的是日本人的事，描述的是日本人的心理状态，其实文学的根本就在于你的故国情怀之中。
停笔22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工作岗位，又一次接到了一件奉命文学（性质当然完全不同于接受《白兰之歌》之时），中国的研究日本的权威人士孙平化，把讲述中国茶在日本落地生根的小册子委托农业部找到了我，希望我为中日交往中这段历史佳话作贡献。这本中译本的《茶史漫话》（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在我们的农村读物中有一定的知名度。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还没有完全从那场不该有的“革命”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卞立强先生的家中发现了釜屋修点评赵树理的论文。这本书的题目惊震了我，是《光荣的崛起，悲惨的死亡》，这满怀同情的话语，使我迫不及待地翻译起来，先后在不同刊物上刊出了部分章节。最后，由北岳出版社出版，还附有釜屋撰写的赵树理与日本农民作家伊藤永之助的比较论文。伊藤访问中国时，赵树理曾和他同座，伊藤写的小品《相见记》也在我们的报刊杂志中刊出了。赵树理曾给伊藤当场书写了孔子的名句“有朋自远方来”。
我的工作单位，有很多日本讲谈社等出版社出刊的画册。我很喜欢。我译了多篇，反响不错。
这之间，渡边澄子教授来北京访问，送给我她的著作，这使我很开心，因为这证实了我的想法，用女人们的相通来化解中日恩怨是条不错的路。我用她的《田村俊子传》写下了袒露事实的《两个女人和一份杂志》为我们的地下党员关露平反作证，澄清了罩在关露和中国人的好朋友左俊芝（田村俊子）头上的迷雾。
我看了石川编剧的电影《金环蚀》，他剖析金钱左右政治，政治腐蚀灵魂的这部正剧，彰显了作家的良心。我为石川抛却了为政的无奈，回归了文人的良知而庆幸。
总之，日本文学给予我的启示和滋养成了我一生的财富，祝愿我们之间的沟通进一步深入，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好邻居、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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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一
景唐乡兄：
我在节日的假期里，如你所预期，读到了你温馨的来信。不过狂风没有忘记北京，沙化了的塞外草原也仍然眷恋着北京；假期中，风来了，沙也来了。从窗纱渗进来的荒漠的细沙，擦去一层，又覆上了一层。正像生活中的琐细一样，擦也不尽。你这位实际上是在江南长大的男士，怕是没有这样的经历。风扬着沙、沙随着风，完全是种躲不开的困扰，使你无可奈何。
读了你的虹口记事，特别是你的题记：“同一片蓝天下，同龄人的少男”，使我苍凉丛生。更使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能相信关露，能理解我。我们亲爱的祖国太辽阔了，同一时空的不同地域，孕育造就了不同的中华儿女。你这样的领导者，不是以简单的划分来判定是或不是，我很替在你覆盖下生活过的文化人庆幸。我也曾企盼权威人士能够聆听我真诚的述说；不幸的是：时代没有这样的雅量，领导从属着潮流，想当然地断定我们这些富贵中人士不可能真心闹革命，这个判定对我的伤害之深，常常是我噩梦的主旋律，想抹也抹不掉。
我庆幸我有个好父亲，他把他那种殖民地人民拓荒式的开明传给了我，鼓励我走自立自强的道路。我也为你庆幸，你有个好姑姑，指引你接受了革命。时光已经为不同的我们作出了合乎理性的评定。在道同的层面上，会聚集起合乎脾性的朋友，这就是我接到言昭和你的信后那种会心的激动。我们虽然陌生，却具有能够碰撞并融合之点，这使人愉快。
细读言昭编辑的《关露啊！关露》，印证我从日本作家佐藤澄子书里得到的有关田村俊子的评价是正确的，我原来还怀疑过俊子是不是真心作中国人的朋友。你景唐兄支援过《女声》，这我就放心了。我写《两个女人和一份杂志》时，没有读到《关露啊！关露》。我的那篇文章，曾被两个权威刊物退稿，当时我很沮丧。并不是因为被退稿，而是觉得“正义”难伸，直到《新文学史料》刊用。我大舒了一口长气，我不过是愿为关露作些什么，为俊子作点什么而已。她俩都是观世音式的大悲悯之人，是女人中的佼佼者，尽管俊子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
羡慕你在那么好的家庭，有言昭那样的好女儿，你扶着夫人轮椅的那份畅然姿态，道尽了生活的甘甜，祝愿王汉玉姐妹愉快、健康。
我有一张李景慈保留又转赠给我的照片，是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后关露来北京访问时我丈夫为她主持招待会的合影。关露站在众文人之间，偏头而立之姿嫣然，不知言昭看过没有？这是柳龙光也是我的“汉奸”罪证之一。该照片在深圳出版的月刊《街道》上刊出（19974月号）。现在《街道》已停刊。
上次寄给言昭两篇短文，这次再附上两篇，请言昭点评。一是已在北美世界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未投寄任何刊物，是我的有感而发。那篇小文反映了我“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躁动激情，庶民之情而已。
谢谢你送给我的宋庆龄主席的纪念邮票，这很珍贵。宋是知识人的楷模，她的前瞻性杰出，人们称赞宋的惟其大智、方能大勇，我完全信服。
请言昭见谅，未能单独作覆，更感谢言昭在大风中传来的关切声声，昨晚上风好大啊！我们厂门上的国旗，猎猎地响了整整一夜，今天风威稍煞，假期过完了，我也该寄信去了。
孙嘉瑞〓20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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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二
亲爱的昭姑娘：
在北京旗人（满清入关后，对八旗兵家属的通称）家庭的习俗里，女儿是最珍贵的，很多大户人家，由未嫁的女儿掌家，而不是少奶奶，这其实也是在寻求一种平衡。柳龙光家是旗人的一员，在地位资产都丧失了的时间段里，很多称呼还保留着昔日的风情。柳在大家庭里排行第六，他的堂妹便称我六姐，男孩子称我六嫂（这表示恭敬）；他的叔叔婶婶称我六姑娘。把媳妇称做姑娘，表达亲密也表达尊重。这是旗人家里独有的习俗。北方的汉人，称年轻的女人为姑娘而不称小姐，是蛮荒风尚的一种遗留吧！姑娘的称谓是上年纪人对年轻女性的爱意界定。你属名昭姑娘，意味着你接受了我们北方佬的情趣。
音乐、舞蹈相比，我更衷情舞。年轻的时候，迷于崔承喜，迷于邓肯。前些年也曾为沈培艺的独舞动过心。现在感觉迟钝了，对舞的独钟也减退了，我想象不出你的舞蹈形象，却想得出舞蹈带给你的欢乐，我以为这就足够了对吧！
能在你的文章里用上我的语言，这是我的幸福，希望早日看到美文。
谢谢向我介绍了你的家庭成员。
北京天又转暖，而暖气就变得烫手了，中午需要开窗，让凌厉的冬之风吹进来。这就是生活的五味瓶。
仅复。
梅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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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三
景玉乡兄：
岸阳子论文，偕万千绿叶而来，春花已经逝去，北京的春与夏，几乎是相偕而至，热得只穿一件衬衫了，街上多了一道风景线，那就是，是一半的人戴口罩，这使得人有负重之感，因为摸不清规律，所以真的总体有安全感还需时日，人们已经安静下来了，前几天的哄抬口罩价格之事已成过去，学校泰半放假，学生娃在院内嬉笑奔跑，平添了许多生气，蔬菜公司组织送菜车进大院，足不出大门，便有新绿之菜可吃，政府真的是在办实事，盼望不再有新病例出现，炎日之下，才会有清凉之感吧！
复印阳子之文，添了很多麻烦给你，本地一个研究《女声》的小博士，本来约我一起去上海找资料，她的北大宿舍已被封锁，来了电话，说是只有可疑病例，只能等待时间证明了。
我这里很好，我们的大院是绿洲，只是一切交往都停止了，个人过个人的日子，晨对骄阳，晚送落霞，我在看民间说部，《三侠五义》，看的津津有味，深厚的民族情在滋养着我，请释锦念。
谢谢寄文！
梅娘〓5月4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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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四
景玉乡兄，言昭姑娘：
我在巴哈马国的自由港市曾发一信（）聊报平安，时已月余，不见下文。那个加勒比海的新国家（上世纪60年代脱离英属），有独立之名，缺乏独立内容，一切都是热带风情，懒洋洋的，做起事来，不紧不慢，现代化服务好像是一种漫长的游戏，通信足以佐证。我们住的自由港市，只对美国服务，寄往远东（包括日本）的信，要先送到位居另一小岛上的首都，才能上路，已经是两次配信发信了，还不知道要跨过什么关卡，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了，不丢便是大幸了。
12月中来到了美国号称黄金海岸的棕榈湾，这里当然是另一番景象了。柳青在这里拥有一套公寓房，面临碧海，海浪声声，十分温馨。昨夜寒流来耶，风卷白浪堆起千堆雪，十分雄伟。我不由得衷心赞叹起汉文字的妙用来，痴望良久，心中是割也不断的故国深情。我这个人是真正的“有福不会享”的犟种，这里的舒适对我甚至是种困缚，暂住可以，长居碍难做到，我情愿守着我的蜗居。
柳青的大女儿也来度假，她们这些改变了身份的中国人，家园已经模糊了，喜欢尖端，有份工资保证，生活中，只有追赶，追时尚衣物，追保健方式。美国为人人设置了各种超前消费，房子是有贷款的，汽车也是有贷款的，甚至旅游也可以用贷款。我的价值观不行，这一项项的“贷”压下来，我会心神不宁，我恪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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