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我来生还给您当儿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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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考试，不论大考小考，只要我每门课考试成绩低于98分，放学回来就自觉的把搓衣板拿过来，双膝跪在有一道道齿痕的那一面，并且大腿与上身必须成直线，两臂必须下垂，不许把屁股坐在脚后跟上。

　　娘看到我这样做了，就知道了，我没有考出好成绩。弟弟妹妹也就看到了，考试成绩只要低于98分，就要遭受这样的惩罚。跪搓板时间的长短完全由娘自己掌握。小考没考好或者离98分不远，跪的时间就短一些，要是寒暑假和期中考试没考好或者离98分距离太远，跪的时间就长一些。

　　只要跪搓板，饭照例是不给吃的，到上学时间了，就会被娘喊起来，要是晚上或是周六，那么跪的时间就长一些。只是笔直的跪着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如实回答娘的审问。态度不诚恳还要挨打。如果是夏天，经常是泪水汗水鼻涕和嘴角被打出来的鲜血混在一起往下流啊！当兵时，我们练习步兵跪姿射击动作时，全连170多个战士，就数我能吃苦，跪的时间长，操枪还稳。150米实弹射击时，3发子弹都不会脱靶，一般都在8环左右。班排长都现场表扬我，说我在苦练杀敌本领方面做的最好。

　　可是，我丝毫没有一点成就感。

　　大家要我介绍经验，我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一句成语：“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大家听后是一头雾水啊！都说我当兵前肯定拜过名师。

　　那时的小学老师，责任心非常强，每学期一般都会家访一两次，和家长互通情况，共同对学生负责，不象现在家长一学期要请老师吃一到两次饭，不请，学生就要受委屈。

　　有次，期末考试刚过，是寒假吧，我把成绩报告单交给娘，然后就去跪搓板了。语文考了满分，算术考了98分

　　娘看后非常生气，严厉的审问我。我委屈的流着泪，不敢说一句话

　　正巧，班主任来家访，看到了这个场面，连忙要拉我起来。

　　我哪里敢起来呢，就继续坚持跪着。见到了非常疼爱我的老师，就象见到了亲人，也感觉人格被侮辱的场景被老师看到了，哭声就大了起来，寻求娘的宽慰的心态就强烈了起来。娘不管我，热情的招呼着老师。

　　老师也是个个性非常刚烈的女性，看到我受罚，情绪顿时激动起来，开始教训起娘来：“这次算术考试，全年级就他一个同学得了98分，其他的都在98分以下。语文只有两个得满分的，都在我们班。他是班长，成绩、品德都是最好的，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学生呢？！”知道这些，娘却不以为荣，也不生老师的气，非常冷静的问：“考试内容可是教过的？”老师点点头。“那还是做学生的不是了，那他就该打。不打，他就不长记性。长大工作了，出错了，上级就会处理他，到那时说什么都晚了！”

　　老师没等娘说完就气走了。娘就连忙追去送她。娘回来后，看到在一旁发呆的弟弟妹妹，叹了口气，然后命令我不再继续跪了。

　　娘的这些管教办法，锻造了我性格中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我所负责的一个系统几千名工作人员，都被我的“做事必须绝对正确、完美，做任何事都必须做到最好”的理念所感染着。只要提起这个理念，大家就会诚惶诚恐，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娘的棍棒之举造福了人类。试想，一个最基层的工作人员，不把事情做对，不把事情做好，那么后果会怎样呢？

　　1966年“*”开始的时候，我已上到小学五年级。

　　记得五年级刚开学吧，刚上六年级和六年级毕过业的学生都在闹着要参与当时时兴的革命大串联，要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学校就开始乱了，课也上不成了。

　　我们这些刚上五年级的新生也跟着吵闹着，叫嚷着要到宿县（现在的宿州市）扒火车去北京，去见毛主席。校长和老师不让我们去，我们就不上课，就闹，就开始疯狂起来。那时的场景我记得很清楚。

　　一天早晨，校长在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县文教局规定，不准我们五年级和五年级以下的学生去扒火车见毛主席。我们当时张狂的嗷嗷乱叫，群情激愤，乱喊口号，要打倒校长！回到家以后，我气愤地把书包扔到床上，叫嚷着，说校长偏心，不让我们扒火车去北京看毛主席！狂热的情绪驱使着我一个劲地发疯。

　　突然，我屁股上被重重的击打了一下，我冷不防的跪倒在地面上。接着，头、脸、肩膀、手，先后被鞋底、巴掌狠狠地抽打着，火辣辣的疼，两眼直冒金花。

　　我一下子楞在那里。是娘在打我！

　　娘一边打着一边骂着，“我叫你去见毛主席！”“我叫你去见毛主席！”我不躲闪，由着娘打，脑子里交替着电影里日本鬼子被长官扇耳光、八路军地下党被敌人严刑拷打等宁死不屈的场面。大概十几分钟吧，娘打累了，拿起一个四条腿的小板凳坐在那里，喘着粗气，开始放起连珠炮来：“你要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愿意见你这样的？还扒火车？你是学生，不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凭什么养活你自己？你没有本事对国家做贡献，没有功劳，毛主席见你？我看你是吃多了撑的！白日做梦！”

　　娘骂累了，就去做饭了。我就一直跪在那里。中午饭照例又是不给吃了。到下午两点多钟吧，娘说，起来，去上学！下午还上学吗？我说，上学。我直起身来，拍打着膝盖上的灰土（那时，家里可是没有木地板铺地，连水泥地面也没有，就是眼下连乡村农户都少见的土质地面）拿起书包昂首挺胸地上学去了！只听到身后传来娘的一声沉重的叹息。这个叹息，被我轻手轻脚的关门声拦在院门里面的空间里了。

　　从那天下午起，学校就真的不上课了。然而，我们每天还都按时到学校去。去了，就在教室里疯乱着，争夺着黑板，在上面胡乱涂抹着，发泄着对校长、老师、家长等人的不满。我们写累了，就用双手拍打着课桌。

　　这种拍打可不是胡乱拍打的，那是按军乐队的鼓点去拍打的。一人按大鼓点拍打，其他人按小鼓点拍打。教室里的20多张课桌就是20多面鼓啊！声音甚是雄壮、浑厚、震撼！我是当然的按大鼓点拍打的。

　　因为我学习成绩好，群众基础厚实，领头有人响应！很快，我们的发明传遍了全校。

　　整个实验小学院内，到处是此起彼伏的军队打击乐的旋律。这个旋律直到现在我们还相当熟悉，双手接触到任何一个物件，随手就来。

　　现在我有音响有随身听有MP3播放机了，多数也都是军乐或是打击乐，也许是儿时疯狂的余兴吧。

　　有一天下午，当我们正沉浸在音乐的痴迷之中，有同学叫喊，说外面有人找我。我连忙叫第二鼓手接替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出教室。

　　出了教室门，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娘站在教室走廊尽头，远远的怒视着我。我怯怯的迎上前去，喊了一声娘。娘强忍着满腔的怒火，笑着说，去把书包拿着，跟娘回家。

　　我跟在娘的身后，忐忑不安的回到了家。进了家门，我非常自觉的拿起搓衣板，然后对着有齿的一面，直直的跪在搓衣板上，无声的准备接受娘的一顿暴打。娘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做完一连串动作后，轻声轻语地说，起来吧，别跪了，娘又没罚你。

　　我如大赦般的连忙爬起来，感动地顿时热泪盈眶！

　　现在，当我写到这里时，也是热泪盈眶啊！

　　娘问：“我说这几天怎么你老是说没有作业呢！怎么不上课了呢？老师呢？老师都上哪里去了？”

　　我如实地向娘汇报着学校里发生的一切。

　　娘惊讶地听完后，忿忿不平地说，不给学生上课，叫什么学校！我去找老师，找校长！然后快步离开了家门。

　　个把小时以后，娘失望的回来了，无力地呆坐在那个她常坐的小板凳上，没有说一句话，一直坐到该做饭时候了，就叹了一口气，心不在焉的去忙她的家务活了。

　　第二天早饭后，娘说，去上学吧，不上课就赶紧回家。从今天起，天天都要去，我就不信他永远不上课！于是，我就每天都去学校。学校里哪里有什么上课的迹象呢？我背着书包在学校里转悠着，看着空荡荡的操场，摸着铜铃下面的铃绳，抚着双杠，踢着单杠的腿，听着校园里间或的闹叫，然后，委屈地喊叫着，为什么不上课？为什么不叫我扒火车？为什么我就不能去见毛主席！喊累了，就失望地委屈地回到了家。回到家后，就拿起四年级的课本大声的朗读。

　　那段时间，我天天如此。那时，我是那么渴望着集体，渴望着知识，渴望着掌握知识以后的满足！

　　但是，我的努力没有感动学校，学校最后终于锁上了大门。我只能扒着门缝看着校门里面我曾经拥有的一切了。

　　过了一段时间，世道真的乱了。大街上成天都能看到头戴着纸糊高帽子的人被胳膊上戴红袖章的人　牵着赶着游街示众。县城闹市区俗名叫隅顶口，那里搭起一个木制的舞台，每天都有人被强行站在那里示众。很多人能认出示众的人。在示众的人中间，有的是县委书记，有的是文教局长，有的是卫生局长，有的是哪个公社的书记，等等，都是当官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所谓的大字报，上面写着我们看不懂的文章。

　　有一天，我们惊讶的发现，我们实验小学的陈校长也被老师们拉到舞台子上了。我们都被同学喊去，仰着脖子看着陈校长受侮辱。

　　想起几个月前全体师生大会上神气十足的陈校长，几个月后却是胸前挂着大大的木制牌子，胳膊被反绑着，低着头，不敢面对他的员工和学生。

　　看到已经威风扫地的陈校长，我心中积聚的对校长不让我们扒火车去见毛主席的不满情绪一扫而光，心情感到十分的悲凉和迷茫！

　　我再也没有兴趣看热闹了，轻手轻脚地挤出了人群，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什么也没有兴趣做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非常郁闷非常抑郁。

　　娘看出了我的心思，命令我从她说这话的那天起，不准上街看批斗人，在家念书给她听。

　　于是，她只要有空就和我面对面坐着，我就念书给她听。

　　两年多时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竖排版的繁体字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被我念了好几遍啊。我念累了，娘就接着念。

　　娘在建国前在县城当点汪（现在的凤仪市场）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上了两年学，认了很多字，但没到学写字时共产党就把美国教士撵跑了，所以娘就一直没学会写很多字了，但朗读能力非常的好。只要看到书本，娘就精气神十足，也叫兴趣盎然吧。

　　我参加工作以后至今这34年里，无论到国内各地还是到缅甸的书摊，到美国大城市社区的书亭，到加拿大小城镇的书店，都要如饥似渴的浏览着各种书画，尽管洋文我看不懂，但书画的装饰、插图的精细、签名的洋洋洒洒等都紧紧的吸引着我的眼球。

　　娘对知识的渴求被我完整的继承了下来，也许会影响我的一生了！

四
我们娘俩也不是一直都靠念书来打发时光的。

　　我们首先要生存，要吃饭。要生存要吃饭当然首先要有钱。可是一家8口人仅靠父亲那几十块钱只是杯水车薪啊！

　　娘有很多办法！

　　娘在每年午季小麦收割时，就带领我们去拾麦子，靠这个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去铲麦茬来弥补烧煤的不足。

　　在每年放暑假干部孩子可以自由地玩耍时，娘就领着我们到沟河旁、荒地里去割青草，晒干了卖给当时的马车站喂马来换钱，靠这个来攒够下学期的学费。

　　在秋季收秋时，娘带着我们去七里庙子斜路张家二姨家，在生产队公家地里扒拉社员们没拾净的山芋（山芋，我们这里叫白芋，这种活叫捞白芋），然后就地切成薄片晒成山芋干，然后就用平板车拉回家，当作冬春季口粮不足的补充。

　　冬天里，娘带着我们到县城东关菜地里挖大白菜根，回来买一些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加上辣椒吵着吃，既能当菜也能当饭。不过，吃多了可是老放屁啊，一个接着一个。看着我们几个为几个很响的臭屁而笑，娘也跟着我们笑！

　　然后，娘就把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又重播一遍：“不吃苦中苦，哪知甜中甜啊！”“不做人下人，难为人上人”。

　　2001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当我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欣赏举世著名的音乐喷泉时，这几句话反复出现在脑海里，也许在当时，娘的灵魂也随着我的躯体一道和着美妙的旋律在共鸣吧！

　　娘的这种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一直强烈的影响着我，也影响了她的6个孩子。　　

　　1970年，老五7岁，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上学，打得再狠也不奏效。娘的杀手锏用上了。

　　娘带着老五一个人去顶着秋老虎的毒太阳去割青草，去了很远的荒地，她老五都不戴草帽，就那样光着头皮曝晒。

　　那年的秋老虎特别厉害，延续了将近一个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我省，野外的气温不会低于50℃。

　　娘闭口不提上学的事，就这样天天老五一起去割草。

　　我呢，我就带着其他几个弟弟妹妹到离家近一点的地块去割草。

　　一个秋季下来，老五身上的懒劲晒光了，第二年刚过阴历年（春节）就对娘说他想上学了，到了8月就去报名，到了九月就老老实实地去上学了。

　　2000年的“五·一”节，当他和时任国家主席的*在一起合影时，他肯定不会忘记头顶烈日励志的场景。

　　没有当年的历练，他能成为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劳动模范吗？他能培养出众多的外交官科学家企业家吗？非也！

　　随着我们几个孩子的成年，仅靠每年午秋两季的拾荒和冬季的刨白菜根已经远远不能维持最低的生存需求了。

　　1970年起，娘开始给县军人接待站洗被子挣钱，我那时开始上高中了，嘴唇上已经长起小胡子了，娘就不许我干活了，就叫老二老三干活，每天早晨他们要去县军人接待站把脏被子扛回来，娘就开始一床一床的洗。那时可是没有现在的自动洗衣机啊！娘就用搓衣板一遍一遍的搓洗，一直洗到她满意为止，根本不去计算什么成本。

　　白白净净的床单和被子晾晒在院子里，就是一道道与命运抗争的求生风景线啊！

　　下午，娘把被子再一床床缝好，然后由老二老三他们扛到县军人接待站去。洗一床被子娘能挣5毛钱，去掉肥皂等洗涤用品费用，或许可以挣2到3毛钱，劳动力就不算价格了。一天下来，娘能挣10块钱左右。

　　到领工钱时，娘就非常高兴，会计给的钱，她从来都不数，而且诚恳的感谢站长的关怀和照顾，还要叫我买几盒当时算是好的香烟送给站长。就这样，这份苦工才能继续干下去。一般情况下，来回扛被都是老二老三去，偶尔老四老五妹妹也会去，但娘从不叫我去，说我是大人了，要知道爱面子。

　　那时我是不情愿去扛被的，怕同学认出来丢面子，可见我饭都还没吃饱还如此虚伪。

　　命如纸薄的我心比天高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976年，老二高中毕业，就按当时的规定，到本县邱庙公社半曹大队当知识青年了，也已经是大人了，但早晚回家后照样去扛被，一直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