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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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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投靠端方后曾诱捕革命党人陶成章。为此，革命党人王金发挟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下跪求饶幸免一死。但后来汪公权还是被王金发处死。章太炎在得知此事后致书刘氏，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并给予谅解，希望他能幡然醒悟。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端方在保路运动中被杀，刘师培幸免于难。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仍然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共同署名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可是他依旧没有理会。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后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声中，刘师培悄悄地逝去，年仅35岁。
目标不同绝难相谋：梁启超与袁世凯
梁启超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曾严厉批评揭露袁世凯对维新运动的背叛。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为收买人心，招揽人才，邀请梁启超回国。梁启超也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遂于1912年10月，结束14年的流亡生涯，回国任政府司法总长。袁世凯一开始对梁以礼优待，梁启超也对其满怀期待，以为可以通过他的统治实现自己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确立立宪政体，自此中国将有一番新气象。但随后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显露，梁启超曾当面规劝，袁却一意孤行。梁启超失望之余，开始转向和国民党合作，抵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除与蔡锷等秘密商议武力抗袁外，他的另一枚重磅炸弹，就是作于1915年的长篇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强烈抨击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的行为。
袁世凯深知梁启超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得知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后，赶快送来一张20万两的银票，为梁启超父亲祝寿。意在收买，希望他不要将文章发表出来。梁启超毫不客气地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又派人找梁启超，说，先生曾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也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找苦吃？
梁启超大义凛然地回答说：“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我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的空气中生存。”坚决将文章发表于8月20日《大中华》第1卷第8期，反对恢复帝制。一时舆论哗然，兴起一股讨逆风潮。
后来梁启超更是亲自参加讨袁斗争，更亲赴两广活动。终于使袁世凯在当了83天短命皇帝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
两位宗师的论战：章太炎与康有为
章太炎的政论鲜有论敌，但他始发政论却是缘起于康有为。1895年康有为等人为施行维新变法，筹办强学会，征召各方有志之士，章太炎也收到邀请，于是寄去16个银元的会费，算是入会了。后来强学会被取缔，康有为和梁启超身在民间，只好努力办报，为维新鼓与呼了。但这需要人手，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梁启超就按照会员地址，将章太炎请了来。
梁启超当时肯定也没想到，这一请，给老师请来了一个劲敌。章太炎和康有为不仅在学术上所尚相左，在政治观点上其实也大不相同。康有为是要维新变法，西体中用，只是要改良朝廷，以利于更好的统治；而章太炎则秉承幼教，从外祖父那里沿袭了牢固的“夷夏之防”的观念。康梁请他来宣传维新，他却念念不忘排满。
而且康有为章太炎都非泛泛之辈，在道德文章上都是颇为自许的，都有名士气。康有为自比当世圣人，孔子被称为“素王”，他就自称“长素”，俨然在孔子之上了，他的一帮弟子也是推波助澜，康有为也就不客气地当起了“教皇”。对此，章太炎多有诟病，康氏门人自然对章心怀不满。有一次，章太炎闲谈中，将康有为比作明朝的李卓吾，说两者“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这话传到康氏门人耳里，正愁找不到由头的一众弟子“攘臂大哄”，毫不客气地群起而殴之。一场混战下来，章太炎离开《时务报》。章康两人，从此结怨。
戊戌变法后，康梁亡命海外，共和党和保皇党的一场辩论中，章太炎是恣肆汪洋，畅快淋漓地批驳了康党一顿，让他们词拙理穷，对他避无可避却又招架无力。
章太炎犹自不忘沪上之争，他曾写过一联讽刺康有为，云：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取《左传》“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文质彬彬地将康有为骂作了妖孽老贼了。
康有为见了，只怕也只有徒叹奈何。至于后来，康有为的政治见解逐渐被历史所淘汰，章太炎就更加不屑于与之论争了。
政见各异难共处：章太炎与梁鼎芬
《正学报》总办梁鼎芬1898年，张之洞筹办《正学报》，当时章太炎已经离开《时务报》，在杭州办“兴浙会”，于是便请他来任主笔，同时请到的总办便是刚因为参劾李鸿章而罢职的梁鼎芬。
梁鼎芬也是一个很有才情的名士，而且对清室忠心耿耿，而章太炎之所以欣然受命，部分原因却是因为张之洞是汉族大臣，他正想以自己的“去夷排满”去策动他。道路观念的迥异，就注定了两个人难以善处。
果然，章太炎很快就把梁鼎芬给“震”了。有一天，两人闲谈时，梁鼎芬说起维新派，问：“听说康有为想做皇帝？”章太炎说：“我就听说他想做素王，没听说他想做皇帝。其实帝王思想，人人都有，本不足怪，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这话在章太炎说来轻描淡写，在梁鼎芬听来却简直是十恶不赦，震得他张口结舌，许久才骇然道：“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言！”当时就愤然作色，认定此人“心术不正”。而章太炎平时也毫不掩饰自己夷夏之防，排满论调，甚至对清朝历代皇帝直呼其名，更加让梁鼎芬难以忍受了。
《正学报》要出第一期，章太炎领命作文，洋洋洒洒，挥毫而就，不久一篇六万余言的《排满论》就抄呈于总办梁鼎芬面前。梁鼎芬不看则罢，一看怒不可遏，直气得一个劲大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急忙上轿，直奔总督衙门，要求将章太炎拿下治罪。幸好有人代为说情，而且章太炎也是张之洞自己请来的，所以张之洞只命梁鼎芬将章太炎即日逐出，理由是“时有欺君犯上之辞”。
梁鼎芬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回去后将章太炎揪出来，命令轿夫将其按住，抽出短轿棍，狠狠打了一顿屁股，扫地出门。
于是，章太炎就这样结束了不到一个月的武昌之行，他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梦想也破灭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实现南北统一的努力：李大钊与吴佩孚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怎么会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发生交往呢？其实这是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的。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中国“防贤”，他们找过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吴佩孚和孙中山。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威金斯基到中国，找李大钊、陈独秀联系组建中国革命组织问题时，就带来了“联合吴佩孚”的任务。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梦幻家”，而吴佩孚是“资产阶级*主义者”，是中国“最好的军阀”，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
1921年4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中国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筹建中国共产党时，就主持制订了“与吴佩孚接近的政策”。根据共产国际的这种政策，李大钊从1922年1、2月间开始通过他的同窗好友、吴佩孚的主要幕僚白坚武与吴佩孚接触。
共产国际之所以认为吴佩孚是“可以合作的人物”。这与当时吴佩孚的政治表现与标榜的政治主张有关。落魄秀才出身的军阀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接二连三地发表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秘约，“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博得了舆论的好评，甚至有人把他当成北洋军阀集团中倾向人民的“英雄”，将其捧为“救时之伟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才“在北方找过吴佩孚”，远东局才确定了“联合吴佩孚”的方针。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思想和行动。李大钊与吴佩孚接触不是个人行为，是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取得共识的，而且陈独秀也通过李大钊会见过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
在1922年上半年，共产国际远东局曾派霍德列夫到保定会晤吴佩孚。这是因为在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获胜，吴佩孚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核心人物，依靠奉系军阀上台的总统徐世昌被迫下野，吴佩孚力主黎元洪复职，主张建立一个“好人政府”，实现中国统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于1922年6月7日去保定与吴佩孚会谈。会谈时，李大钊表示支持建立一个社会公认的“好人政府”，还与吴佩孚商谈了新内阁与苏俄建立关系的问题和工人运动的开展问题。根据这次商谈，当年8月苏俄派来新的代表、特使越飞，使得北洋军阀政府与苏俄的关系得到改善；吴佩孚还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的“四大政治主张”。尽管吴佩孚的“保护劳工”的主张，是怀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阶级的权益。
1922年秋天，李大钊又曾两临洛阳与吴佩孚会晤。这主要是为执行党内制定的“孙吴联合”主张，继续做吴佩孚的工作，以实现南北统一的革命局面。这一年的9月，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和*中央西湖会议的精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实现国共合作问题。为此李大钊到洛阳会见吴佩孚，通报了与孙中山会谈的情况，以便争取吴佩孚，实现“孙吴联合”。一个月后，李大钊陪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到洛阳会见吴佩孚。吴佩孚当时表示支持孙中山，实际上是想用此来粉饰南北统一局面。李大钊的两次洛阳之行，对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1923年2月7日，汉口发生了“二七”惨案，吴佩孚公然下令**的铁路工人，在江岸车站杀死工人30多人，杀伤工人200多人，林祥谦等*领导人壮烈牺牲，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后也被杀害。得知这一凶讯，李大钊对于这么多阶级弟兄的牺牲，心如刀割，悲愤交加，心情悲伤到了极点。他立刻写信给白坚武，断绝他与白坚武多年的友谊。对吴佩孚，他更是深恶痛绝，将其视为整个革命事业和人民的仇敌。
同门异户的“芥蒂”：周扬与丁玲
周扬和丁玲都是湖南人，周扬的故乡益阳与丁玲的生长地常德相距仅几十公里，到了外省一般都以同乡相称。他们同为“左联”作家，也都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是在丁玲1933年被捕后，接任这个职务的。
最初，周扬与丁玲的关系很正常，1932年丁玲创作短篇小说《给孩子们》时，还特意将小说人物的名字用了周扬孩子的名字，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子，很好玩么！”就是在延安周扬担任了鲁艺学院院长之后，丁玲见到他，还总是直呼他的名字“起应”，而不是称他为“院长”，可见，他们的关系很不错，并没有表现出尖锐的矛盾。
周扬与冯雪峰的矛盾很尖锐，而且他也知道冯雪峰与丁玲的关系很好，但是，当年进行“两个口号”论争时，丁玲被关在监狱里，没有参与他们的论争。即使是周扬因冯雪峰而对丁玲心存芥蒂，但在当时却没有显露出周扬怨恨丁玲的迹象。
他们的矛盾是1940年以后发生在延安的。1941年4月《解放日报》创刊，丁玲担任文艺副刊主编。于同年10月，她在副刊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在她的号召下，延安的一些作家，特别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后，吸纳的一些新来延安的作家，积极响应，发表了一些杂文，引发了文学创作的“暴露与歌颂”的争论。而周扬的文艺理论的核心则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文艺思想，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的内容以“歌颂”为主。因此，在延安整风时，丁玲遭受到严厉批评，虽然在毛泽东的保护下她过了关，但她与周扬的矛盾也就形成了。有一次，丁玲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就表示了对周扬的不满，并要求搬掉周扬这块文艺界的“石头”。
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将稿子送给担任*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审阅，请他提意见。但稿子交给他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反应。同年10月在晋察冀边区举行的土地会议上，彭真讲话时批评有的干部有地富思想，说有的作家写地主家的女儿如何漂亮，贫农家里怎样脏。丁玲马上意识到这是指她。让她纳闷的是，她的小说初稿只给周扬看过，别人都没有看过。她怀疑是周扬给打的小报告。这件事后，丁玲与周扬的隔阂进一步加重了。
1949年6月第一届文代会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征求丁玲的意见，问她文艺界党内谁挂帅为好，丁玲出于公心和周扬的社会威望，建议周扬挂帅。这说明，丁玲对周扬的工作能力和业绩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建国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不久又任*副部长。丁玲担任《文艺报》主编。丁玲作为周扬的下级，在工作联系中，她发现周扬对同志有亲疏之分，对那些与他有过意见分歧的同志，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等人，态度冷淡，甚至怀有戒备。一次周扬到丁玲家来时，丁玲建议他应该团结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周扬承认对有的老同志心存戒备，但并没有主动去团结。丁玲还发现，平时周扬对丁玲主编的《文艺报》很少过问，可是一旦出了差错，他不是雷厉风行地开会讨论，就是四处宣扬。对此，丁玲十分反感。她认为周扬平时不动声色，关键时刻突然猛刺一枪，让她防不胜防，自然也就逐渐加深了他们间的矛盾。
1983年，周扬发表了《关于*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引发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周扬受到不指名的批判，作了检讨。丁玲也趁机表态，指出她的对手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并向文坛发出“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此后，周扬大权旁落，丁玲觉得自己出了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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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同，道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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