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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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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陈独秀在北大受到守旧派的排挤，旋即辞职到了上海。他所创办的《新青年》也迁移到上海，开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但在这个阶段，陈独秀仍不忘旧情，总希望胡适能与他并肩战斗。他们经常在亚东图书馆会面。1925年冬，胡适因痔疮住进医院，陈独秀来医院探望他时，说不上几句客套话，就争辩起来。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和杜威，俄国革命和美国制度。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终以一方让步作终。可见，尽管他们思想分歧，观点有异，但个人间的友情之火还没有熄灭。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出于友情的系念，积极游说，致信顾维钧，为陈独秀开脱罪责，得到当局的释放。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在陈独秀坐牢的五年间，胡适仍然不改初衷，努力活动，只是他鞭长莫及，未能很快奏效。到1937年胡适找到汪精卫，通过汪精卫的工作，终于使坐牢五年的陈独秀获释。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后，生活拮据，十分艰难，依靠编写小学教材为生。汪孟邹看望了陈独秀之后，给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述说了陈独秀的生活困境。胡适十分同情，就多方设法为陈独秀办理来美国定居事宜，以便使陈独秀能够通过写作赚取生活费用，可是耿直的陈独秀却拒绝了胡适的帮助，从此以后，直到陈独秀贫病而逝，他们也没有机会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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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同者，道难合：胡适与周作人
1917年4月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在同一年的7月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后，也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他们同在文科任职，彼此间也就相识了。但他们间的联系是发生在这一年的11月。在文科研究所布置教师和学生们选择研究课题时，胡适和周作人都报名参加了“小说研究组”。他们在“小说组”的研究活动中，拉开了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序幕，也开始建立了个人联系和友谊。
1918年《新青年》改组后，在《新青年》的同仁中，胡适和周作人是配合较为默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1918年5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的译文，宣扬摒弃旧思想，旧道德，奉行新的婚姻观与贞操观。这篇译文得到胡适的响应，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了《贞操问题》，对热《贞操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联系中国实际，批评了“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贞操问题”是“第一无道理的”。
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提倡个人本位主义，指责封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对此周作人也积极响应，在同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将“人道主义”精神归结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要以此“为本”，建立“人的文学”。立场、观点的一致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是他们之间有时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其主要表现就是周作人提倡的“新村运动”。他提倡的“新村运动”是模仿日本的，胡适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先后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学术讲演上，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激烈抨击在中国推行新村运动。接着，周作人发表文章进行自强辩解。这次论争虽然进行得慷慨激昂，但并没有影响他们间的友谊。这也是当年的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
然而，在1920年8月，随着陈独秀与胡适的矛盾的加深，《新青年》内部出现了办刊方针的分歧。胡适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周作人与鲁迅则表示不赞成这种观点，仍然站在陈独秀的一边。这种政治分歧，为他们的友谊埋下了隐患。
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队包围紫禁城，驱逐清帝溥仪出宫，胡适却提出“抗议”，称驱逐废帝“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对此，周作人当即给胡适写信，认为“驱逐清废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信中还告诫胡适，“帝国主义的外国人”支持你的观点，是因为他们赞成复辟，不要上他们的当。这件事导致了周作人与胡适的根本分歧。
接着在1925年发生的北京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中，胡适与周作人的分歧更为明显。在这个事件中，周作人与鲁迅是支持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的，与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支持者陈源，进行了唇枪舌剑的斗争。而胡适则持折中、调和的态度，联合十几名北大教授，发表声明，对章士钊、陈源之流与学生爱国行动及其支持者，各打五十大板。周作人对此非常不满，当即写了《〈国魂〉之学匪观》及《忠厚的胡博士》等文章予以辩驳。
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吓坏了周作人。他开始闭门读书，明哲保身，不问政治。胡适与他的关系又开始密切起来。1932年，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接受出版周作人的译作《希腊拟曲》，并付给他较高的稿酬，周作人知道这是胡适的关照，是心存感激的。
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离开沦陷区，而周作人却留在北平，后经不起权势的引诱走上叛逆之路。
他们都喜欢拜伦的诗：鲁迅与苏曼殊
鲁迅与苏曼殊的交往缘起于创办《新生》杂志。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开始了文学活动。他从仙台来到东京，打算创办一个杂志，取名《新生》，意为“新的生命”。为了筹办杂志，鲁迅想约集几位熟悉文字和绘画的人。
当时苏曼殊因为在国内参与反清活动遭到通缉，逃往日本，住在章太炎办的《民报》报馆内，章太炎和陶成章就举荐苏曼殊与鲁迅相识。苏曼殊擅长绘画、诗文和翻译，正是鲁迅办杂志需要的人才。他们一见如故，谈话投缘，就共同着手《新生》的筹备工作。苏曼殊为《新生》绘制了几幅绘画，但遗憾的是，由于资金不到位，编辑好的创刊号却不能出版。鲁迅只好将他与苏曼殊为《新生》所准备的文章和图画，推荐给同盟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河南》杂志上。像鲁迅的《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以及苏曼殊的几幅水墨画都是在1907年到1908年的《河南》杂志上陆续刊出的。
鲁迅与苏曼殊的友谊，还与英国诗人拜伦有关。苏曼殊是我国第一位翻译介绍拜伦诗作的人，他曾用古体诗形式翻译过拜伦的《星耶峰耶俱无生》、《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带诗》等诗作。鲁迅对拜伦也是很喜欢的。他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就热情地讴歌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西方诗人，尤其是对拜伦的生平与创作介绍得更为详细。鲁迅敬仰拜伦，认为他的诗“力足振人，语有深趣”，对本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也寄望能对中国读者产生影响。这一点正与苏曼殊喜欢、译介拜伦的诗是不约而同的。这种共同的文学旨趣，使鲁迅与苏曼殊的思想感情越发接近，他在为文时曾几次提到苏曼殊，给予他很好的评价。
对于苏曼殊的文学创作，鲁迅一直很关注。1935年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的序言中，在总结“五四”前的文言小说创作成就时，鲁迅首先提到的代表性的作家就是苏曼殊。
1918年5月苏曼殊病逝于上海，终年35岁。十年后，在苏曼殊的墓碑前，有人冒名鲁迅题写了一首很拙劣的悼念苏曼殊的诗，鲁迅得知非常生气，马上写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一文，揭穿骗局，说明真相。在这篇短文中，鲁迅称比自己小三岁的苏曼殊为“曼殊师”。并特意指出诗中的“待到它年随公去”，是自己“梦里都没有想到过”的。这就反映出鲁迅尊敬苏曼殊，他们间也有着很好的友谊，但是鲁迅对苏曼殊的“畸言怪行”和*不羁并不认同。
共同耕耘俄苏文学：鲁迅与孟十还
孟十还，辽宁人。原名孟显直，因崇拜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普希金，曾用过笔名孟斯根（普希金旧译普式庚，“庚”与“根”音似）。从1920年代就在沈阳的《盛京时报》发表诗歌，后留学苏联。1949年定居台湾，担任郑成功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
他的“孟十还”名字还与鲁迅有过一段渊源呢！
1932年孟十还从苏联回国后，来到上海，开始以“孟斯根”为笔名，发表了很多篇介绍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文章和译文，还在《论语》、《人世间》等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散文小品。1934年鲁迅发起创办的《译文》创刊后，孟十还向《译文》投了一篇苏联作家左琴科的《我怎样写作》的译稿。负责编辑《译文》的黎烈文觉得这篇译文的署名“孟斯根”，多次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等刊物上出现，就跟鲁迅提出是否能请译者换个笔名发表。鲁迅允诺后，就委托孟斯根的朋友聂绀弩同他协商。聂绀弩立马找到孟斯根，顺手从书架上抽出本《红楼梦》，说是随手翻到哪个人物就参照他取个笔名。不料，聂绀弩一下子翻到了贾环，就自感有些唐突。贾环这个人物口碑不好，怎么能参照他来取名呢！正踌躇间，孟斯根说：“不妨事，贾环口碑不好，我比他还差上十倍，叫十环如何？”聂绀弩说：“既然这样，莫如换个字，叫‘孟十还’。”随后，孟十还就给鲁迅写信将自己的新笔名告诉给他。从此，孟十还的名字经常在各家报刊上出现，就成了大家公认，自己认可的名字了。
鲁迅对孟十还很重视，因为当时的《译文》是将译介俄苏文学作为重头戏的，很需要介绍俄苏文学名著和苏联文艺理论的文章，所以，在孟十还的译文发表后，他与鲁迅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当时的孟十还还是个青年人，涉世不深，在译文选题上还摸不准时代的脉搏。鲁迅告诉他翻译作品的选题，要避免与别人重复，出版社是要盈利的，重复的译著不好卖，就不容易出版；还告诉他选题切忌“犯忌”。有些敏感的苏联作家容易犯忌，而选择那些俄罗斯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则稳当些。受到鲁迅教导的启发，孟十还翻译了果戈理的《五月的夜》。当他将译稿给鲁迅看时，鲁迅非常激动。因为他早就想介绍果戈理的作品，现在有人翻译了，而且译文水平很好，于是就同孟十还商量准备翻译一套《果戈理选集》，纳入译文社与生活书店合作出版的《译文丛书》出版。经过协商，他们计划这部选集为六部，只有《死魂灵》由鲁迅翻译，其他五部由孟十还完成。在鲁迅抱病翻译《死魂灵》时，孟十还得知鲁迅正在搜集各种版本的插图，到处访求，后在一家小书店寻得，随即买了下来赠给鲁迅。这套选集因鲁迅病逝只完成了鲁迅译的《死魂灵》和孟十还译的《密尔格拉德》两部，后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为着同一的目标”：郭沫若与鲁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郭沫若是一对耀眼的巨星，都对我国的现代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作家却有着很深的积怨，成为同道而不相谋的人。
其实，最初鲁迅与郭沫若并没有矛盾与纠葛。1920年10月，上海《时事时报》的“学灯”副刊出版的“*增刊”，刊登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散文《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对于这种编排，郭沫若很不以为然，当即就给“学灯”主编李石岑写信，提出创作犹如“处子”，翻译犹如“媒婆”，版面编排应该突出创作的地位。尽管郭沫若这是为自己的创作争地位，但在信中还是认为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这说明当时的郭沫若对鲁迅还是没有成见和芥蒂的。
1921年的1月和7月，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先后成立，分别打出了“文学为人生”和“提倡浪漫主义和艺术至上”的旗帜。对于这两个文学团体，鲁迅倾向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但对创造社的作家并没有个人恩怨。特别是北伐革命开始后，创造社的作家们纷纷投笔从戎，鲁迅对他们的新选择很是赞赏。当时鲁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受到创造社作家的鼓舞，也想到广州“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当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时，郭沫若已就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军北上，失去了与鲁迅相见的机会。
1927年9月，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谈到：“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信中谈到的对创造社的评价，其实也渗透着对郭沫若的看法，可见鲁迅是将革命后的创造社视为同一战线的战友的。
然而，出乎鲁迅的意料，1928年1月和2月，创造社的中坚分子冯乃超和李初梨先后在新创刊的《文化批判》上发表文章，以极左的面目攻击鲁迅是“小资产阶级作家”，“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与此同时却大力宣扬郭沫若对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接着成仿吾发表文章攻击鲁迅“以趣味为中心”，“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就是根据他这句话，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三闲集》的。对于创造社的同仁以“革命”的名义清理文坛的举动，郭沫若是持支持态度的。他亡命日本后，化名“杜荃”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文章，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他们对鲁迅的围攻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弄得上海文坛硝烟弥漫，杀声四起。之所以出现创造社围剿鲁迅的局面，是与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及其盟友太阳社的作家们，想用“革命文学”的口号，在文化界掀起一个革命的新高潮。出于这种愿望，他们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对凡是不与他们为伍的作家一律大张挞伐，鲁迅作为很有影响的作家自然就成了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
鲁迅孤军奋战，力挽狂澜，先后写出多篇犀利的杂文予以反击。1929年党的六大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李富春、潘汉年才责令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
后来围绕着“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郭沫若赞同“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鲁迅与郭沫若也产生过意见分歧，但鲁迅始终宽厚以待。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写道：“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沫若读了这篇文章深受感动，他在《嵬苗的检阅》中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歉意。他说他以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我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记着个人恩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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