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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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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杨武之搭乘到北平接胡适和梅贻琦的专机到上海时，曾拜胡适多多留意，给儿子的婚事帮帮忙。不久，胡适到美国后，杨振宁已经与杜智礼女士结了婚。胡适对这对夫妻很满意，曾多次到他们家做客。
1956年下半年，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合作，完成了宇称不守恒定律。胡适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视，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酝酿院士候选人时，他给院长朱家骅写信，提议杨振宁、李政道为候选人。他还联络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共同提名，并建议适当延展提名截止日期，以便从容补办提名手续。
1957年初，杨振宁应邀到瑞士讲学，他父亲杨武之奉周恩来之命到日内瓦看望了他。这件事引起了台湾军统特务的注意。胡适得知后，给一位朋友写信，请他转告特务头子郑介民，“切不可轻信小报告，使忠贞之士感到不安”，“这些人是国家的瑰宝，国家应该完全信赖他们，不必多疑自扰”。在1957年10月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蒋介石给胡适写信，让他转达祝贺并希望他们回台讲演。对此，胡适婉辞拒绝了蒋介石的“盛意”。其实，胡适并不是故意违背蒋介石的心意，而是出于对青年才俊的爱护与保护，不希望他们被卷进政治的旋流之中。
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院士会议，审查通过了14名院士，物理学界就有胡适极力举荐的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等人。接着，胡适提出设立“国家客座教授”的建议，以便延请国外的中国学人回国作短期讲学。吴大猷、杨振宁等学人都作为延请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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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编辑与“鬼才作家”：施蛰存与穆时英
新感觉派小说是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经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作家的身体力行，我国的新感觉派小说也发展起来。
1928年他们创办了旨在介绍日本新感觉派作品的杂志《无轨列车》，但只出版了8期，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来，刘呐鸥自己掏钱先后办“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并创办《新文艺》月刊，由施蛰存主编，他就是这时候认识穆时英的。
有一天，还在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读书的穆时英风尘仆仆地来到水沫书店，见到施蛰存，拿出自己的小说手稿《黑旋风》，请求批评指导。这篇小说经施蛰存稍加修润后发表在《新文艺》上，接着，施蛰存又为他发表了小说《咱们的世界》，那时穆时英才17岁。他年轻有为，受到施蛰存的重视。在交往中，施蛰存发现穆时英虽然学习成绩不好，古文基础不足，但他相当聪明，无论学什么，一学就会。他就鼓励穆时英积极地进行创作实践。不久，穆时英又送来了小说《南北极》，施蛰存就将这篇小说推荐给《小说月报》发表，穆时英由此一举成名。因其年少多产而又风格独特，被称作“鬼才作家”。
1932年5月，应现代书局的邀请，施蛰存开始主编《现代》杂志，承续了《无轨列车》的编辑思想，成为新感觉派作家的一个阵地。在《现代》创刊号上发表了穆时英《公墓》，并作为头条刊出，还发表了施蛰存、杜衡的评介文章。这种安排更加激发了穆时英的创作热情，也进一步确定了他新感觉派作家的健将地位。此后，他相继出版的小说集有《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他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穆时英则被后人誉为“新感觉派圣手”。围绕这个杂志，一个思想驳杂，以解剖畸形都市文化、另辟蹊径的艺术探索为其特征的“现代”小说流派便羽翼丰满，在现代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
穆时英自《南北极》、《公墓》一炮打响后，施蛰存在《现代》杂志每期都为穆时英发表一篇小说，良友图书公司也相继出版他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人》、《黑牡丹》等小说集，稿费收入丰厚，生活得非常富裕。这时，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堕落起来。经常出入舞厅、电影院、赌场。日复一日，以致无法自拔。此后，穆时英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
1935年施蜇存退出《现代》编辑部，穆时英的作品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积蓄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从此，他那辉煌而又短暂的文学生涯便被消磨了。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徐志摩与沈从文
1923年沈从文独闯北平，本来是想进入大学深造，可是他只是高小毕业，大学的门自然不会向他打开，只好在北大旁听，开始自学。到1925年，沈从文的生活陷入困境，只好四处投稿，挣稿费来维持生活。
当时徐志摩正担任《晨报·副刊》主编，他几乎隔三差五地收到署名“休芸芸”的稿件，而且有的写得相当不错，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很是欣赏，就陆续编发了他的一些散文、诗歌、小说。其中有一篇《市集》在《燕大周刊》上发表后，沈从文又投给了《晨报·副刊》。徐志摩很欣赏这篇散文，他写了篇《志摩的欣赏》附在文后，称赞沈从文这篇散文：“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著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育，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徐志摩的点评，无疑将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新人正式推出了。不过，有位读者发现这篇《市集》是作者的一稿两投，就对《晨报·副刊》提出批评。沈从文闻讯马上向徐志摩解释和道歉，并表示从此不再用“休芸芸”的笔名，开始用沈从文的名字发表作品，目的是“就让他永久是两个不同的人名吧”！可是，徐志摩并不在乎这些，他对沈从文说：“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
这件一稿两投的事件，并没有影响徐志摩与沈从文的关系，他还多次带着沈从文参加诗歌朗诵会和各种文艺活动，让沈从文结识了朱湘、刘梦苇、饶孟侃等抒情诗人，使得这个只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说的沈从文进入了“新月派”作家群。
1928年，沈从文的生活又陷入困境，他给徐志摩写信表示，想到上海美专去跟刘海粟学画画，徐志摩却劝他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当时，胡适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徐志摩就给胡适写信举荐沈从文去教书。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
1931年的暑假后，徐志摩又推荐沈从文到山东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的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沈从文悲恸万分。他撰文悼念师友徐志摩时写道：“志摩先生的突然死亡，深一层次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别一个师友能够代替。”沈从文对徐志摩的奖掖、举荐之恩是难以忘怀的。正是徐志摩的扶助，使沈从文得以立足于文坛；也正是徐志摩的举荐，使沈从文这个只有高小文凭的人，登上了高等学府的教坛。
鼓励与举荐：老舍与许地山
许地山是现代作家、著名学者。1917年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许地山是基督教徒，经常在礼拜日到教堂做义工。此时的老舍是个小学教师，于1922年受洗入基督教，也常去做义工。两人因此相识，许地山说话直爽，尤其是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这就使老舍感到他平易近人，所以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做义工期间，老舍为了提高英文水准，到燕京大学跟埃文斯教授学习英文。埃文斯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校外考官，对老舍的印象颇佳，举荐他为东方学院教师。这样，25岁的老舍，便于1924年9月，来到伦敦任教。
这之前许地山已经来到英国研究宗教比较学，两人在伦敦住在一起，在一起谈佛学，谈文学，对老舍的启发很大。
老舍在东方学院的酬金是每年250镑，每月仅有20镑，生活是较为艰苦的。他还要给母亲寄些生活费用，这就显得更为拮据了。老舍心情不好，就埋头在小说堆里，广泛阅读英文名著，到后来自己也觉得手痒痒的，想试试身手。
许地山见老舍迷上了小说，就鼓励他写。在许地山的影响和鼓励下，1925年老舍用3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许地山对这部小说大为称许，认为老舍写得非常幽默诙谐，便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上海的郑振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老舍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长篇《赵子曰》、《二马》等作品，成为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光彩的明星。
生活无着时的援手：冯铿与马宁
“左联”作家马宁，原名黄振春，1909年生于福建龙岩。在厦门集美师范读书时，参与地下党领导的*，被开除学籍。不久他流亡到汕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等文章，激发了他从事文学革命的思想，1927年春他只身到上海拜会郭沫若。但因郭沫若参加北伐，未能如愿。后经创造社同仁的介绍，到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被查封后，马宁生活无着，在艰难的环境里开始创作小说。
1930年初春，他找到一位同乡，借了一块大洋，将它兑换成铜板，分摊为每天十八个铜板的生活费，开始了他的中篇小说《铁恋》的创作。小说写的是以海陆丰农民暴动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在《铁恋》将近脱稿时，他的生活费所剩无几，就给南强书局写了封求援信，意思是说，小说交稿的第二天，就预付部分稿酬。当他写完这部小说之后，身上只有一个铜板了，只得用白水充饥。他将小说初稿交给南强书局。第二天就通知他去领稿酬。事后他才知道是书局特约编辑冯铿审阅了他的书稿，决定出版的。
《铁恋》出版后，冯铿约见他。冯铿直率地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名字是在《乐群》杂志上，你在那篇《通讯》，称共产党是‘新的太阳’，我觉得很有新意。”或许是这种新颖的提法，使冯铿很快就拍板出版他的小说的。不久，他又认识了钱杏村（阿英），在《铁恋》出版后，钱杏村还介绍他加入了“左联”。
马宁加入“左联”后，与冯铿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曾将闽西苏区的见闻，介绍给冯铿听，冯铿很感兴趣地说：“你有亲身经历，怎么不写苏区呢？”马宁在她的鼓励下，以《苏维埃随笔》为总标题，写了20篇散文，发表在李伟森主编的《红旗日报》上。由此马宁又认识了李伟森，并经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单身汉租赁房屋十分困难。马宁找到一个亭子间，可是房主不租给单身汉。冯铿得知后，就装成马宁的家属，帮助他租下了房子，为马宁解决了难题。
冯铿牺牲后，马宁写了《记冯铿同志》一文，称冯铿是他的救命恩人和革命的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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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低首求同群”：陈师曾与齐白石
陈师曾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中国画家。原名陈衡恪，号朽道人，后更名为陈师曾。1876年3月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他六岁开始学画，跟随其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散原在湖南时，曾得到长沙书画界名流的指点，使得他的艺术天分得以开掘，显现出非凡的造诣。陈师曾还是大画师吴昌硕的高足，得到过吴昌硕的亲传。他的大写意花卉画，笔势雄健，气魄雄伟，设色瑰丽，颇具吴昌硕的风采。
1902年陈师曾带着三弟陈寅恪东渡日本，先后在弘文学院和东京美术专科学校求学，1909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江苏、湖南的教育界任职。从1914年起，开始在北平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和在北平国立高师教授图画。
1917年的夏天，齐白石应老朋友樊樊山的邀请第二次到北京卖画，住在法源寺的藏经楼。一天，齐白石正在伏案作画，忽然进来一个30多岁的人。他自报家门说：“我是陈师曾。从书画店见到你的刻印和画作，才知道你来北京了，特地来看看你。”当年，齐白石到京城卖画，没能得到书画界的认可，甚至有的画家还很瞧不起这个木匠出身的画家。可是陈师曾仔细地看了齐白石的几幅画作，觉得齐白石正处于一个转折的关头，只要从因袭模仿中走出来，彻底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就能成为杰出的画家。于是他特地来会见齐白石。齐白石对陈师曾早有耳闻，一直没有机会相识。今日相见，格外感到亲切，连忙让座，请他坐下。陈师曾很客气地说：“您是前辈，不必客气。”说罢就提出欣赏一下齐白石的大作。白石将他很得意的一幅《借山图》拿出来展现在画案上。
陈师曾右手抚着下颏，端详着这幅画，思忖了良久说：“您功底深厚，画格也高。只要自出新意，变通画法，自然能闯出一条新路。”齐白石听了心里十分佩服这位年轻人。他们谈了好久，齐白石从这个年轻人的谈吐中获得很多启发和教益。陈师曾临走时，为齐白石题写了一首赠诗：
曩于刻印知齐君，
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
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
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
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
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
何必低首求同群。
这首题诗肯定了齐白石篆刻与绘画的成绩，也指出了他因袭传统的不足，劝导他走自己的路，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来。它对齐白石形成自己的风格启悟很大。齐白石后来能走出自己的路子，陈师曾也颇有指点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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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掖青年的好范例：郭沫若与傅抱石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在日本避居期间，结识了到日本深造的画家傅抱石。
那是在1933年，傅抱石在日本留学时，得知避居日本的郭沫若研究中国甲骨文字很有成就，而这种甲骨文正是他研究中国美术渊源需要探讨的内容，于是就在朋友的帮助下，拜会了郭沫若。两人因此相识并成为经常往来的朋友。
傅抱石是一位治印高手，他一直想将自己的多年的篆刻编成一个集子出版，这个想法得到郭沫若的大力支持，还找到自己甲骨文著作的出版商田中庆太郎，帮助他于1935年出版了篆刻集《摹印集》，还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同一年，在郭沫若的鼓励下，傅抱石在东京银座举办了个人首次画展。郭沫若为扩大画展的影响，不但为许多画作题写了题款或题诗，还亲自在开幕式上向参观者介绍傅抱石的绘画成就，之后举办了记者招待会。
1937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投身于抗日的洪流，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任少将厅长。尽管他工作繁忙，但还时常想念先前回国的傅抱石，曾多次寻找他的信息。直到第二年春天，在江西新余县老家赋闲的傅抱石才得知这个消息。于是前往武汉看望郭沫若。郭沫若对他的到来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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