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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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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何其芳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他认为学术观点与政治思想不能混为一谈，他没有对俞平伯施加压力，也没有盲从地跟随批判锋芒冷淡俞平伯。在他的主持下，在“文研所”这块小天地里，始终保持着*的学术空气，并针对某些不实之词深入调查研究，积极为俞平伯伸张正义。1956年“文研所”进行职称晋升时，何其芳没有因为俞平伯受到批判而影响职称的晋升，仍然提议俞平伯为一级研究员，获得学术委员会的通过。
在“文研所”共事期间，何其芳与俞平伯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俞平伯偶有诗作，一般都抄录一份给何其芳，而何其芳在学作旧体律诗时，也常向俞平伯请教、切磋对仗、韵律等问题。在1977年何其芳突发心脏病逝世后，俞平伯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篇《纪念何其芳先生》，文章称：“与其芳几十年的交往，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知己。他给我的帮助很多，是我非常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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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师当红娘：丁玲与瞿秋白
著名作家丁玲于1918年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读书时，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叫王剑虹。她是个四川酉阳的土家族姑娘，思想进步，多才多艺，与丁玲有着共同的理想抱负。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她俩相约于1923年来到南京，在这里她们结识了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瞿秋白建议她们到他所任教的上海大学读书。她们到上海租了间亭子间，并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就读。在日常接触中，瞿秋白经常教给她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从词汇、语法、变格都讲解得很仔细、很认真。丁玲和王剑虹也借此机会学习俄文。对于瞿秋白，王剑虹早就读过他的一些文章，特别是他的《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如今听了他的讲课，更是仰慕他的才华，不由心生爱慕。尤其是凭着少女的敏感，她在瞿秋白循循善诱地给她们讲解普希金诗歌时，似乎也意识到对方心底的秘密。
1923年11月间的一天，王剑虹突然告诉丁玲，她要回四川老家去。对于王剑虹突然决定回老家，丁玲觉得很蹊跷。无意间她从王剑虹的床垫下发现了一迭诗稿。平时王剑虹写了诗都拿给丁玲看，为什么这些诗稿却偷偷地藏在床垫下呢？丁玲仔细一看，原来是情诗：
他，回自赤都的俄乡，
本有潇洒更增新的气质，
渊博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
他那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
但，
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
此时，丁玲全明白了，原来她是在偷偷地爱着秋白老师！丁玲知道王剑虹是个不轻易表露内心感情的人，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她之所以要回故乡，就是想以此来回避瞿秋白，解脱自己没法开口表述的感情。想到这里，丁玲突然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于是抓起王剑虹的诗稿，就去见秋白老师。丁玲将王剑虹的诗稿摊在写字台上，对瞿秋白说：“我拾到几篇诗稿，欣赏不了，特地向老师请教。”瞿秋白拿起诗稿，知道是王剑虹所写，也不免有些激动。这时，丁玲也看透了瞿秋白老师的心事，就说：“瞿先生，剑虹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现在只有您能留得住她。你们将来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这时瞿秋白也激动得握住丁玲的手说：“我谢谢你！”
1924年1月2日，瞿秋白与王剑虹举行了婚礼，遗憾的是，他们结婚仅仅半年，王剑虹就因肺病不治而去世。
相携相助的师友：朱湘与徐霞村
朱湘是与闻一多、徐志摩齐名的中国现代诗人。徐霞村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1925年他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时就结识了朱湘。1924年，在清华读书的朱湘因带头抵制学校早餐点名制度，被学校开除。朱湘便依靠写作和翻译外国作品，赚取稿费为生。他出版了诗集《夏天》，还经常在《小说月报》和《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这在文学爱好者眼中是很令人景仰的。1925年夏天的一天，爱好文学的徐霞村经一位黎姓同学的引荐，拜会了仅比他年长三岁的朱湘。
他们一见如故，觉得非常投缘。几天后，徐霞村将自己试译的两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拿给朱湘看，朱湘很仔细地、逐字逐句地加以校阅，给他提了很多指导性意见。从那时起，徐霞村就成了朱湘家的常客。他们在一起切磋文字，研究学问，在朱湘的帮助和指导下，徐霞村的外文翻译水平提高很快，到1926年就经常翻译一些欧美作家的作品投稿了。因此，徐霞村一直尊朱湘是他“从事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指路人和启蒙老师”。
1926年春，朱湘曾参与新月社在《晨报》创刊《诗镌》的工作，徐志摩担任主编，朱湘任编委。不料，出版了几期之后，朱湘就声明与《诗镌》脱离关系。事后，徐霞村拜会朱湘时，问及此事，朱湘仍愤愤地说：“徐志摩利用编选的权力，搞文人间的互相吹捧，这种市侩作风，我是不能容忍的！”自此以后，朱湘在新月社的同仁中，只与闻一多保持着友谊。同年夏，清华换了曹云祥当校长，朱湘的同学罗念生和孙大雨向校长反映情况说，朱湘一向品行很好，建议恢复朱湘的学籍。曹云祥随即向有关教师了解朱湘的情况，大都反映不错，就批准朱湘复学了。
1926年年底，徐霞村在上海的姑父病重，姑母来信要他来*助照料一段时间，然后资助他到法国留学，他马上去征求朱湘的意见。朱湘听了很高兴，非常支持他到法国去。在徐霞村去上海前，朱湘主动给上海《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写了封举荐信。郑振铎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约他给《小说月报》写稿，还被聘为欧洲通讯员，要他把一路见闻记录下来，陆续寄回国内发表。后来徐霞村的许多小说创作和翻译的长篇小说，都是在《小说月报》发表的。
1927年5月，徐霞村赴法国留学，不久朱湘则去美国留学。他们先后于1928年和1929年回国。朱湘回国后，在安徽大学外文系任教，后因他举荐上海文艺界的友人来校任教，校方没有接受，他则愤然辞职。从此失业，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11月的一天，面容憔悴的朱湘来到北平的徐霞村的家，提出借150块钱。徐霞村将这些钱交给他时，他却很严肃、认真地说了声“谢谢”，徐霞村为此十分同情他的处境，觉得很难过。送他到大门外，给他雇了辆人力车，一直目送他消失在夜幕里。不料，在1933年12月，他就从上海《新闻报》上看到朱湘于12月5日投水的消息。
拜师学诗：苏曼殊与章太炎
苏曼殊，本名苏戬，又名元瑛，曼殊是他的法号。他父亲是旅日侨商，母亲为日本人。1902年从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转入成城军校学习军事，并参与发起成立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回国宣传革命，并削发为僧，依然为宣传革命而奔波，因而被称作“革命和尚”。苏曼殊多才多艺，精通英、法、日文，也擅长绘画。他的绘画，融合中国画、西洋油画和日本画的特色，兼采众长，风韵独标。
他与著名学者章太炎相识，是在1906年他再次回到日本时，恰巧与来日本参加同盟会的章太炎租赁在同一所住宅内。当苏曼殊得知章太炎不仅是位革命者，还是一位国学大家时，就想拜章太炎为师，学习中国诗词。他总想效法古人绘画时题上诗词，相得益彰地增强绘画的意境，同时也可以抒发自己慷慨激昂的感情。但他在日本长大，一直苦恼于国学功力不足。如今有机会与章太炎相识，就主动提出拜师学诗。章太炎知道他的汉学功力不足，就告诉他学诗要从读诗起步。于是就选了几本诗集给苏曼殊，让他熟读和领会诗的要旨。此后，苏曼殊竟然有两个月，除了吃饭外，没有出屋，将自己关在屋里苦读。
章太炎得知他如此苦读，如此专心致志，就赶快去看望他。苏曼殊将自己的一摞诗歌习作拿给他看。章太炎读着这摞诗作，不住地点头称赞。最后章太炎说：“曼殊，按你的天分、禀赋和性情，与诗最接近。你的诗写得相当不错，你成功了！”
1907年的秋天，苏曼殊与章太炎准备结伴到印度朝圣，深造佛学，但因资金筹措不足，只好作罢。
1909年的夏天，苏曼殊在杭州时，收到一封匿名信，警告他不要再与叛徒刘师培夫妇沆瀣一气，否则将要得到可悲的下场。刘师培是苏曼殊在日本时结识的朋友，是同盟会的盟员。1908年他提议改组同盟会，被拒绝，随即变节。革命党人发现苏曼殊与刘师培关系密切，才对他发出警告。此事惊动了章太炎，立即为苏曼殊辩诬。他在辩诬书中称苏曼殊是“独行之士，从不流俗……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章太炎的辩诬为苏曼殊化解了革命党人的怀疑，免除了一个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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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李叔同与丰子恺
漫画大师丰子恺是浙江崇德县（今桐乡）人，原名丰仁，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国文老师给他取了个“子恺”的号，后来就以这个名字传世了。
丰子恺从小就聪颖好学，很小就显露出艺术天分。1914年他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遇到了多才多艺的老师李叔同，使得他心灵里的艺术种子获得了萌发的雨露与土壤。
李叔同在浙江一师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师。他教学严格认真，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教图画时，他不像以前的老师那样让学生照猫画虎地临摹画作，而是教给学生用炭笔画石膏模型素描或到野外写生。在李叔同的指导下，丰子恺绘画水平提高很快，深受老师赞许。李叔同建议他多学国外的绘画艺术，可是丰子恺在学校学的是英语，英语画刊在国内几乎没有。于是李叔同建议他学习日语：“日本画坛很活跃，出版的书籍、画报也很有水平，你要是想学日语，我可以教你。”在他的谆谆教诲下，丰子恺的日语水平提高很快，仅仅一年，就可以用日语对话了。
1918年春天，李叔同请来中国观光的几位日本画家，辅导丰子恺在西湖写生。这几位画家看出丰子恺的艺术天分，建议他到日本留学，深造绘画艺术。这一年的7月，李叔同决定出家了，在13日这天李叔同让丰子恺等三个得意门生，送他到虎跑定慧寺，从此成为弘一法师。这件事对丰子恺触动很大，恩师告别了红尘，今后的路就要靠自己走了，于是在1921年就东渡扶桑去学习绘画。一年后回国，和几个朋友到上海筹办立达中学。
1927年弘一法师云游上海，住在丰子恺的上海江湾寓所。他们商定合作绘制《护生画集》，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配诗，其创作动机是劝人行善，戒除杀机。在1929年弘一法师50岁生日前，丰子恺画了50幅画，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了《护生画集》第一集，以祝贺弘一法师的50岁生日。1939年将近弘一法师60岁生日时，丰子恺正避居广西宜山。但他不忘恩师的嘱托，陆续绘出60幅画，出版了《续护生画集》，以庆祝恩师的60岁寿辰。正在泉州的李叔同为他的画题了偈，并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70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这本画集出版后的1942年，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丰子恺不负恩师重托，于1949年、1960年、1965年和1973年先后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三集到第六集的创作，终于在他逝世前绘制完《护生画集》的一百幅画。特别是第五集是在“*”时期，丰子恺以极其保密的方式绘制，终于兑现了自己对恩师“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1978年广恰法师将《护生画集》的手稿收集在一起付梓印行，遗憾的是丰子恺本人并没有看到这套画集，就驾鹤西游了！这套《护生画集》在1993年由深圳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使得丰子恺50年的辛勤创作有了一个圆满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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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骂不相识：章太炎与黄侃
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是他的门生。两人俱精通音韵，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被誉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世称“章黄二学”。
他们的相识完全出自偶然。1905年黄侃经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推荐，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而当时的章太炎因在国内号召革命排满，剪掉辫子，遭到清政府的*而遁居日本，担任《民报》总编辑，并创办国学讲习所，传授国学。
黄侃到日本后，租住的公寓里住着好几位中国人。他向来孤傲自恃，轻易不与人交往，也不认识住在他楼下的章太炎。一天夜里，黄侃要解小便，他根本不去楼下的厕所，而是站在窗台上就地解决。章太炎喜欢在夜深人静时读书，突然窗外撒下一泡尿来，正值夏天，开着门窗，一股臊腥味扑鼻而来。他素来脾气火暴，以骂人闻名，被人称作“章疯子”。章太炎破口大骂，将楼上的撒尿人骂个狗血喷头。殊不知，黄侃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虽然理亏，却不愿认错，反而不甘示弱，以国骂回击对方。双方骂了好几个回合，直到其他的住户出面相劝，才偃旗息鼓了。第二天，有个邻居告诉黄侃，昨夜跟他对骂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才觉得自己的唐突，便到楼下主动致歉。从此他们就“不骂不相识”成了朋友。时隔不久，黄侃的母亲患病，他想回国侍奉母病，就向章太炎请教回国后怎样学习国学。章太炎给他推荐了几位国学学者，黄侃都没有答应。章太炎见此，就说：“你要是不急于回国，我可以指导你。”话一出口，黄侃就给章太炎叩头，拜他为师，深造国学，后来成为章太炎门下最为得意的大弟子。
1915年冬，袁世凯筹谋称帝时；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在北大教书的黄侃得知恩师被软禁，便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见到章太炎生活寂寞，还以“问学”为借口，留下来伴宿。黄侃白天到北大教书，晚上则与老师谈论学问。直到几个月后，由于警察干预，不准客人来访，黄侃才不得不离开恩师。黄侃从袁世凯篡权复辟这个事件，进行反思，认为“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是以国祚屡斩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振”，而“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乃是“报国自请之具”，因此他埋头国学，不再过问政治。
黄侃目中无人，恃才自重，但对恩师章太炎却特别尊敬。在与章太炎交往的二十多年间，始终是执弟子礼。对于当时的几位资深学者，他多有不恭，而对章太炎先生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偶尔有人背后议论章太炎先生，他就据理反驳，极力维护恩师的声誉。章太炎对黄侃的才华很器重，很认真地传授学识，提拔奖掖，认为黄侃是“举世罕与其匹”的学者。
黄侃闲暇时喜欢作诗，一旦成章就拿给章太炎，请求恩师指导。章太炎往往是给他写信点评。黄侃对老师的每封信都特别珍视，全都裱糊成册页珍藏。
每逢新年或章太炎的寿诞之日，黄侃都要到章家叩贺。在章太炎60大寿时，黄侃还专程从北平到上海为老师祝贺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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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与闻一多的相识是在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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