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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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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萧红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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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情，深似海：鲁迅与台静农
台静农1922年9月在北大旁听时，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但直到1925年4月，才在小学同学、鲁迅的学生张目寒的引荐下拜会了鲁迅先生。
当时同去的还有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等几个安徽籍同乡，鲁迅对这几位年轻人的来访十分高兴，与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临别时还将他新出版的小说集分别赠送给他们。以后，这几位文学青年多次拜会鲁迅，他都十分热情，经常是谈到深夜才离去。1925年的8月，这几位文学青年来拜会鲁迅时，向鲁迅诉苦说，他们翻译的文学作品出版很困难。鲁迅说，他的译作也有没有出版的，主要是出版商赚不到钱就不乐意出版。他告诉他们，日本有个“丸善书店”，十几个大学生集资成立的。他建议这几个文学青年办一个书店，他可以为他们代审书稿，如经费不足，他可以筹措几百块钱，先印一本他的书，不要稿酬，等赚了钱，再给大家出版。这样，就在鲁迅的倡议和支持下，他们成立了文学社团“未名社”。
鲁迅在与这几位文学青年的交往中，发现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很有潜力，便鼓励他多读外国的文学作品，注意从自己熟悉的民间掘取创作的源泉。台静农遵从鲁迅的教导，从诗歌创作转向小说。他起初的创作还很稚嫩，鲁迅每次都将小说文稿仔细批阅，做好记号，与他交换意见。经台静农修改定稿后，鲁迅再推荐给《语丝》等刊物发表。在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下，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受到鲁迅很深的影响，因之有的评论家称台静农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都是师从鲁迅的。在台静农的小说《地之子》出版后，鲁迅十分高兴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称它是“优秀之作”。1934年鲁迅为良友图书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在选入的59篇作品中，就选入了台静农的4篇作品，足见鲁迅对他的重视和肯定。
台静农在1926年编选了一本《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收入了自1923年到1926年间的报刊发表的评论鲁迅著作的文章12篇。这是台静农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集。
1927年，在北大任教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他对鲁迅的文学贡献很重视，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就请北大同仁刘半农征求鲁迅的意见。当时刘半农与鲁迅的关系疏远了，刘半农就找到在中法大学任教的台静农，让他将斯文赫定的建议转告给鲁迅。台静农当天晚上就给鲁迅写信，恳请鲁迅答应提名参评。不料鲁迅在回信中，除了表示对刘半农表示深深的感谢之外，他还谦逊地写道：“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还有很多，“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婉辞拒绝了斯文赫定的建议。
在鲁迅与台静农交往的十几年间，台静农收到鲁迅的信函达69封之多。这些信函有的是通报事件，如发生女子师大事件时，鲁迅写信将他们状告教育总长的事告诉给在外地的台静农；有的是请托办事，如1934年鲁迅给台静农写信，让他帮助收集汉唐画像拓本。台静农对鲁迅的委托尽心竭力地托朋求友，帮助收集。在台静农及其朋友的帮助下，鲁迅收集到南阳汉画像拓片231幅，初步编成《汉唐石刻画像集》，但遗憾的是这本画像集在鲁迅生前未能付印；还有的是以诗代信，抒发鲁迅对时局的感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妥协求和。此外还有些信函是讲谈学问，联系出版，购买图书以及家常琐事等，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密切，无所不谈，可谓知心的师友。鲁迅逝世后，台静农将鲁迅的信函全部交给许广平，编入《集外集》和《鲁迅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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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拳难忘的师生情：郁达夫与刘大杰
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是湖南省岳阳县人，自幼父母双亡，依靠外婆抚养与资助读书。1919年他15岁时考入免费的武昌湖南旅鄂中学，半工半读，成绩仍然很优秀。1922年他考入武昌师范大学文科读书。在这里他认识了郁达夫。
1925年年初，郁达夫应邀到武昌师大文科任教。当时他已经出版了小说集《沉沦》，社会上有很大反响。学生们听说郁达夫来学校讲授“小说创作”课，都很踊跃地去听课。刘大杰本来就喜欢文学创作，听课自然非常积极，课后也经常提些问题向郁达夫请教。因此，郁达夫对这个好学的学生很重视，就越来越熟悉了。在郁达夫的影响下，刘大杰对文学的爱好更为执著。1925年冬天，师大中文系的守旧派联名反对郁达夫，他愤而辞职，离开武昌。刘大杰对学校的做法不满，也退学了。
刘大杰的成长和事业有成，与郁达夫的影响和资助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大杰羡慕郁达夫留学日本，但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当郁达夫得知他的愿望后，便于1926年年初，资助他到日本留学。1930年回到上海。起初在大东书局当编辑，后来受聘到复旦大学担任教授。
1933年郁达夫移家杭州后，曾委托刘大杰与北新书局联系他的著作的版税问题。刘大杰也曾请恩师帮助他的朋友“撑一下场面”，对这样的委托，郁达夫都能慨然应诺。师生情谊，非同一般。
他们间的诗词交往也传为佳话。郁达夫的诗词造诣被郭沫若誉为“方家”，其诗词创作水平不亚于小说创作。刘大杰自幼喜欢古典诗词，读中学时就发表了一首旧体诗《卖糖儿》，受到国文老师的赏识。他们经常以诗词唱和，互表师生间的深情厚谊。1931年刘大杰曾写了首“七律”赠给恩师。郁达夫读后当即写了《读刘大杰词》：
未免三分名士气，
半生清苦理应该。
岳阳人物无多子，
乱世文章出异才。
立志勉追刘禹锡，
填词漫学贺方回。
长君一日为师友，
岁暮题诗代折梅。
诗中以唐代诗人刘禹锡和宋代词家贺铸（方回）作比，鼓励刘大杰矢志奋斗，同时也表达了师生间的深挚情谊。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到南洋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也常有诗词唱和，1945年因汉奸告密，郁达夫被日寇杀害。第二年刘大杰得到这个噩耗后，步恩师的一首“七律”的原韵，写了首《哭郁达夫》：
春云旧梦已如烟，
醉酒谈诗十七年。
当日谁能怨贾谊，
而今我自哭张颠。
休言湖海难逃网，
只恨文章不值钱。
窗外潇潇秋意冷，
断肠风味写吴笺。
刘大杰这首悼念诗，回忆了师生间的深厚友情和对恩师的深切思念的感情。此后，刘大杰怀念恩师，还写过三首诗悼念恩师，也可见师生情谊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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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我国第一个女编剧：洪深与赵清阁
我国第一个女编剧赵清阁 赵清阁是我国三四十年代享有盛名的剧作家，出身于河南信阳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33年到上海美专学习绘画，同时也在天一电影公司兼职，做宣传或做场记。在这家电影公司，她认识了一些左翼作家，其中给予她影响最大的就是剧作家洪深。
当时洪深已是很有名气的剧作家，他的《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桥》在剧坛上影响很大。赵清阁进入天一电影公司就在洪深手下工作，得到洪深的指导与帮助，对她投身于电影事业给予很大的鼓励。在工作中，洪深经常结合具体工作给她讲电影剧本的镜头感，蒙太奇的特征与运用，让她经常抽时间看导演拍戏，还鼓励她练习电影剧本的创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洪深、金山等著名戏剧家，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组成抗战演剧队。赵清阁参加了洪深领导的演剧二队，她为演剧队写些小戏、独幕剧，帮助学生剧团拍戏，还跟随演剧队到开封、武汉等地宣传抗战，慰问苏联志愿空军大队。他们的工作很艰苦，可是赵清阁却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抗战胜利后，赵清阁的身体累垮了，经济上也陷入窘境。洪深闻讯登门拜访，鼓励她写电影剧本。当时洪深已和大同电影公司约定，给他们写一个剧本。洪深将构思的基本思路说给赵清阁听，经过研究与商讨，由赵清阁执笔创作了电影剧本《几番风雨》。这个剧本投拍后，赵清阁被电影厂聘为基本编剧，接着她相继创作了《蝶恋花》、《自由天地》、《女儿春》等电影剧本，使她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女编剧，也是我国第一位女编剧。
启蒙导师与挚友：郑振铎与王任叔
郑振铎的常用笔名是西谛，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县。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1月，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一起创办《新社会》杂志，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学旬刊》。他与王任叔就是在编辑《文学旬刊》时认识的，称得上是王任叔的启蒙导师和挚友。
王任叔，常用笔名巴人，浙江奉化人。1920年从宁波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萌生了对新文学的兴趣，特别是刚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更是激起他立志献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1922年5月，王任叔撰写了一篇评论作家徐玉诺诗作的文章《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投给上海的《文学旬刊》。当时主编这个刊物的郑振铎读了王任叔的文章，非常赞赏，立即就签发在同月11日出版的《文学旬刊》第37期上。还在文末以编辑附记的形式，予以推荐。几天后，王任叔将自己的新诗草编成集，取名《恶魔》，寄给郑振铎，又得到了郑的赞许。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40期上选发了《恶魔》中的短诗《遣闷》，并在给王任叔的回信中表示：“此集我必尽力为谋出版，现在且先在旬刊上选登出来。”
这一年的7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应宁波教育界的邀请赴甬讲学。在这次讲学活动中，郑振铎与王任叔第一次会面，由此开始了他们间的友谊。1922年年底，经郑振铎介绍，王任叔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早期作家之一。
在王任叔与郑振铎的交往中，郑振铎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给予王任叔以极大的影响，王任叔发奋写作，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就相继出版了《监狱》、《破屋》、《殉》、《阿贵流浪记》等多部作品，成为文学研究会中有成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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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无辜的株连：胡风与绿原
绿原，本名刘仁甫，1922年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其父是个手工业者，依靠照相和制作竹篁工艺品为生。绿原两岁时，父亲去世，13岁时母亲病故。人生的遭际并没有销蚀绿原的志气，尤其是当年燃起的抗日烽火，更是激荡着他的心。1939年他写了一首宣传抗日的诗歌，贸然地投给武汉出版的《七月》杂志。
他的这首习作写得水平有限，还带有模仿的痕迹，投寄出去之后，并没有抱什么发表的希望，可是他竟然收到一份署名“七月社”的回信，信中指出他的诗作有些概念化，缺乏生活的气息，还没有提炼成诗。最后还鼓励他“写出更成熟的作品”。当时他还不知道给他回信的编辑是《七月》的主编胡风。在以后的多次书信联系中，他才发现给他回信的总是那种十分熟悉的字体，因而断定这位编辑就是主编胡风。
1942年胡风着手编辑《七月诗丛》，入选者都是《七月》的撰稿人，如田间、天蓝、鲁藜、阿垄、邹荻帆、冀汸等人。当时，绿原正在西迁重庆的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有一天，同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邹荻帆找到绿原，将胡风写给他的信给绿原看。信中提到：绿原先生也向《七月》投过稿，现在他的诗成熟了，希望他也编选一本诗集，列入《七月文丛》。胡风的重视与奖掖使得绿原激动万分，随即选编了一本诗集《童话》寄给远在桂林的胡风先生。
第二年胡风来到重庆，绿原才有机会与胡风见面。胡风在重庆期间，他们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1944年绿原和几个同学被征召，为来华参战的美军当翻译。经过受训后却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绿原拿不准主意去不去，就找到胡风商议。胡风对“中美合作所”不了解，就建议他别去，并帮助绿原在川北的岳池县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位。
1947年夏天以后，胡风来到上海，着手编辑《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的第二辑，收入了绿原的第二本诗集《又是一个起点》和第三本诗集《集合》。
1954年，胡风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即三十万言书），由此引发了对胡风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批判。到1955年1月，胡风决定检讨自己的错误，但胡风经常头痛，纷乱的头绪需要整治，思想的脉络需要梳理，只得求助于朋友，于是绿原、路翎帮助胡风分析认识，最后由胡风自己整理成文，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此后随着批判胡风运动的深入开展，绿原也于1955年7月14日受到株连审查，被捕入狱。直到1962年6月5日才获得“免于起诉”的处理，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1980年3月胡风从成都来北京治病时，绿原和胡风才在相别25年之后得以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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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为师，终身敬之”：何其芳与俞平伯
何其芳在1931年考入北大时，俞平伯已经是北大教授了。当时，何其芳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十分喜欢文学创作和古典诗词，尤其是喜欢俞平伯的散文，因此每逢俞平伯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课，他都去旁听。听俞先生课的学生很多，何其芳没有机会与先生单独联系，但却始终本着“一日为师，终身敬之”的古训，尊其为师长。
1952年北京大学筹建文学研究所时，何其芳被任命为副所长。此时他才与从中文系调入的俞平伯，有机会共事。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校点80回本《红楼梦》。为做好这项重点工程，担任正副所长的郑振铎和何其芳，给予俞平伯很大的支持。为他选派了得力助手，提供了很多校勘资料。俞平伯也觉得工作干得得心应手，很感激何其芳等领导人的关怀。然而，好景不长。1954年9月出版的《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信，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又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由此学术界开展了批判俞平伯错误文艺思想的运动。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何其芳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他认为学术观点与政治思想不能混为一谈，他没有对俞平伯施加压力，也没有盲从地跟随批判锋芒冷淡俞平伯。在他的主持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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