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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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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鲁迅病逝后，周文作为鲁迅的学生与其他十五位青年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灵柩，为恩师鲁迅送殡。此后，周文始终以恩师鲁迅的精神激励着自己，将弘扬鲁迅精神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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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分寸的交往：鲁迅与马珏
当年的北大校花马钰马珏是鲁迅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时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幼渔）的女儿，18岁时考入北大政治系。当年，鲁迅与马裕藻同为浙江乡里，又在一起任教，交往很深，经常互相走动，因而与马裕藻的女儿马珏也很熟悉。
马珏年轻貌美，在当年的北大有“校花”之称。鲁迅对这个朋友的女儿很器重，马珏曾经写过一篇《初见鲁迅先生》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曾描写鲁迅：“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看见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的一丝一丝的。”鲁迅对这种充满着少女天真和调皮的描写非常欣赏，也很重视马珏的文学才华，后来每有新著出版，总要赠给这个忘年的小朋友一本。这种赠书在《鲁迅日记》中就有五十多次记述。
1934年秋，马珏毕业后与杨姓夫君结了婚，鲁迅出于尊重当时的社会风俗，就不再直接给马珏寄赠自己的著作。在鲁迅编的《萧伯纳在上海》出版后，他给梁实秋写信说：“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但有一本《一天的工作》，上册是给过她的，所以，将出的下册仍送她，……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可见鲁迅在与年轻女*往时，很注意分寸和社会影响，即使是他很重视的才女，在交往时也很慎重。
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鲁迅与胡风
胡风在1923年从《晨报·副刊》上读到鲁迅的《呐喊·自序》时，就受到了震动，从此他经常在报刊上寻找他的文章。1924年《语丝》问世后，为了读到鲁迅的文章，他几乎每期都要买。1925年的9月，胡风本来考取了清华大学英文系，可是当他听说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消息，就放弃了清华的学籍，而进入北大预科读书。在北大，鲁迅每周有两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的课，这两个小时成了胡风最喜欢的课。尽管胡风有机会亲自聆听鲁迅的教导，他却觉得自己与鲁迅的距离很大，不敢去打扰鲁迅。甚至有一次他在书店碰见了鲁迅也没敢上前问候，因而在校期间他一直没有向鲁迅面对面地请教。
后来胡风退学回到家乡湖北教书时，他选取了鲁迅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等文章，讲授给学生们。他认为这样的补充教材，对学生们认识鲁迅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1933年日本政府疯狂*左翼社会运动，正留学日本的胡风因介入日本左翼斗争被捕入狱，1933年6月，被遣回国。在上海，胡风住在司高塔路四达里的韩起家。有一天，周扬在内山书店碰见了鲁迅，告诉他胡风回到上海了。胡风的归来给鲁迅带来极大的安慰，于是鲁迅便与周扬一起去看望胡风。鲁迅向他介绍了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情况，介绍了上海文坛的复杂性和左翼文艺面临的压力等，并希望他多做些工作。
胡风与鲁迅会面后，就加入了左联。不久，他就担任了左联的宣传部长，后来左联书记茅盾辞职，由胡风接任。出于工作需要和个人友谊，胡风与鲁迅的联系日渐增多，胡风也力所能及地帮着鲁迅做些事情。1934年鲁迅的杂文集《准风月谈》出版时，胡风亲自拟写了广告，为鲁迅的作品扩大影响。
1935年年底，鲁迅找到胡风，说萧军和聂绀弩都曾写信给他想办刊物，让胡风与他们协商一下。协商的结果是大家合办一个刊物。起初鲁迅拟名《闹钟》，胡风则建议刊名为《海燕》，鲁迅当即同意，并在几天后写好了《海燕》的刊名。这个刊物虽然只出版了两期就被反动当局禁毁，但它在读者中却留有相当好的印象。鲁迅多次提到，他是一头卖苦力的牛，而胡风在与鲁迅交往中却总是想方设法为这头“牛”减轻一点负重。胡风对鲁迅所求甚少，从来不要求鲁迅为他办的那种不能付酬的刊物写文章。但为了鲁迅，胡风曾有半年时间完全白尽义务地为日本人鹿地亘口译、解释鲁迅作品。胡风的夫人梅志说：“胡风……甚至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工作还重要，往往是丢下自己正写的文章，按时赶到虹口区为鹿地当翻译和解说。”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口号，经冯雪峰授意，胡风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将这个口号公开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刘少奇也以化名参加了论争，也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
1936年鲁迅辞世后，胡风为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日文版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还参与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1937年他又编辑出版了分别以《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等为题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四辑，搜罗鲁迅的遗著，宣传鲁迅思想。胡风是从人格、精神、事业、思想上全面地吸收、感应着鲁迅的。后来他到湖北创刊的《七月》和在重庆改刊的《希望》，都是胡风继承鲁迅精神的标志性的结晶，从而使他成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鲁迅文艺思想的捍卫者和实践者。
先生鼓励她写作：鲁迅与陈学昭
鲁迅一向爱护和重视培养青年作家，特别是对勇于向旧的营垒宣战的青年作家更是这样。女作家陈学昭就是在鲁迅的爱护下成长起来的。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因为她很喜欢读《昭明文选》，就取了个“学习昭明”的笔名“学昭”。1923年冬，参加《时报》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征文，被评为第二名。《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鼓励她“多多写稿子给他们报纸”，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
1925年，陈学昭在北京适存中学和黎明中学找到教书的职位，并借此机会在北京大学旁听和从事散文创作。9月9日这天，陈学昭通过朋友引见，去拜访鲁迅先生。他们刚一进门，鲁迅就对陈学昭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鲁迅说的“三先生”是指他的三弟周建人，陈学昭曾经给周建人主编的《妇女杂志》投过稿，认识了周建人。后来陈学昭来上海后，也曾在周建人家搭过伙，鲁迅因而知道她与周建人关系密切。此后，陈学昭在北京大学听了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相互间熟悉起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鲁迅和周建人都劝陈学昭到国外留学。一年半以后，陈学昭回到上海，住在鲁迅家里。有一次吃饭时，鲁迅同她谈起了“娜拉”，鲁迅问她：“你看，娜拉出走后的出路在哪里？”陈学昭很爽直地回答：“说不定只好回家去。”鲁迅对她的看法很赞赏。他几次同陈学昭谈到，做一个中国女人，要能够忍受一点打击，提防突然间从天外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像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一样，坐下去它果然会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弹起来，恢复原状，这就要坚韧。
半年后，陈学昭又要去法国求学，临行前鲁迅夫妇和他的三弟一家在“中有天”饭店为她饯行。席间鲁迅十分高兴，喝了不少的酒，也对陈学昭说了不少的嘱咐话。鲁迅告诉她：“白薇新出版了本《打出幽灵塔》写得不错。”言外之意是鼓励她多写，多实践，争取拿出自己的作品来。
1935年陈学昭回国后，去看望鲁迅先生。她给鲁迅带来一双小木鞋，这是欧洲童话里经常提到的一种民俗产品。鲁迅拿在手里反复把玩，很是喜欢。他指着书柜里的书说：“那里的很多书都是你给买回来的。”的确，她在法国时，鲁迅让她给买木刻画集，他找了很多家书店才买到了。1936年9月17日陈学昭到鲁迅家去看望他，陈学昭告诉鲁迅：“法国人用人工气胸的办法治疗肺病。”鲁迅没有在意就谈起别的事情，陈学昭没有料到，一个月后鲁迅先生却辞别了人间，这次拜会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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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而与之相谋：鲁迅与废名
废名是在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与鲁迅相识的。1924年《语丝》创刊，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被邀请为撰稿人。后经周作人举荐，废名也被吸收为撰稿人。废名在接触新文学作品之初，在思想上更接近周作人，文学上受周作人影响较深，但对鲁迅的文章也很喜欢。他于1924年发表了《“呐喊”》一文，是文坛上较早出现的一篇评论鲁迅这部小说集的文章。此文对鲁迅的《孔乙己》评价很高，称这篇小说是他最为推崇的佳作。
1925年的三四月间，废名曾两次拜会鲁迅先生，第一次，他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单独拜会鲁迅，谨小慎微，甚至连自己晚到了些许时间，也感到内疚。到第二次会见鲁迅时，交谈中鲁迅流露出忧国伤时的苦闷心情，这加深了他对鲁迅为人的理解。他开始意识到鲁迅文章里讲的一些“不干净”的话，实际上是映现着“他干净的心”。鲁迅对废名的文学才华也很重视，希望他能写出关注人生的作品。
1927年废名读了鲁迅发表在《语丝》上的《马上支日记》之后，写了篇《忘记了的日记》，文章坦诚地说出了他与鲁迅的思想差别：“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虽然与鲁迅的志趣并不怎么相同，但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还是让他很景仰，并且“时常念他”。不久，鲁迅的杂文集《坟》出版时，特意赠给了废名一本。1929年鲁迅回京省亲时，废名还专程去鲁家看望了他。
1930年由鲁迅、郁达夫、冯雪峰等51人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后，废名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在同年5月出版的《骆驼草》周刊上化名“丁武”发表文章，称组织这个“大同盟”是“文士立功”的表现，言外之意他们有政治野心。两人也就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选录了废名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等三篇，这都是废名早期的作品。并在“导言”中对他后期作品“……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表示惋惜，这也表明了他们思想上的分歧。不过鲁迅并没有因此而贬抑废名在文学画廊上的地位。
慷慨解囊，资助流亡作家：鲁迅与萧军、萧红
1934年5月，萧军与萧红来到青岛。在这里萧军完成了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生死场》的创作。为了得到早已崇拜的鲁迅先生的指导，并使这两部小说得以出版，他们于1934年10月贸然来到上海。
到上海后，他们未能及时见到鲁迅先生。他们不知道鲁迅已遭到当局的通缉，与陌生人接触需要谨慎。鲁迅给他们的回信说见面“从缓”。这对于人地两生的萧军和萧红来说，自然是急躁而愤懑的。在给鲁迅回信时，萧红针对鲁迅信末提及的“吟女士均此不另”，表示了不满。萧红的“抗议”，使一向欣赏青年的那种充满稚气和不安分的鲁迅对她产生了好感，于是就决定与他们见面。
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根据与鲁迅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内山书店。他们刚一进门，鲁迅便迎了上来说：“是刘先生和悄吟女士吗？”他们二人来不及寒暄，就被鲁迅带到附近的咖啡店。在交谈中，鲁迅先生很喜欢萧军、萧红的纯朴和爽直，而萧军和萧红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指导，更是受宠若惊，对先生的人格魅力钦佩不已。临分手时，先生又取出20元钱送给他们，更使他们觉得三生有幸，结识到最令人敬佩的文学导师。此后，鲁迅帮助他们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还为这两部小说写了序言，使得他们开始走入上海文坛。鲁迅十分关心萧军和萧红的创作，他将他们介绍给美国和日本的作家朋友，将他们的作品译成外文出版。
萧军和萧红在上海期间，得到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萧军略通俄语，经常在霞飞路见到一些俄国人，就和他们攀谈几句俄语。鲁迅得知后，告诉他这里的俄国人都是白俄，他们中有许多告密者，会被怀疑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革命者。要他提高警觉，不要与陌生人说俄语。还有一次，萧军、萧红和胡风在鲁迅家待到深夜，已经没有电车了。他们回家时，边说边笑，后来竟然赛起跑来，喊叫着十分开心。后来鲁迅知道此事，就批评他们太大意，要是遇到巡捕就麻烦了！
萧军的为人莽撞、粗犷，说话直率，可是鲁迅毫不计较这些，依然很关心他。在萧军的晚年还感慨地说：“我那时年轻，个性和举动都相当粗鲁，也有点狂妄。鲁迅先生胸怀博大。他不但容忍我们，还理解我们，花费心血培育我们。我们当时对先生的一番苦心理解不深，今日思之，追悔莫及！”
鲁迅对萧红很热情，他们相处得很和谐。萧红经常到鲁迅家来，只要萧红一来，鲁迅就很高兴，谈话的兴趣也很浓。鲁迅爱吃北方的饺子，萧红去他家时，就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有一次萧红在鲁家待到深夜，临走时鲁迅还特地嘱咐许广平给萧红零钱乘车回去。1936年夏天，由于与萧军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她决定东渡日本。7月15日，为给萧红饯行，鲁迅不顾身体发烧，设家宴宴请萧红。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萧军悲痛欲绝。他一路小跑赶到鲁迅寓所，直奔鲁迅床前双膝跪倒，抱着鲁迅的双腿号啕大哭。接着参与了鲁迅治丧办事处的工作，还为鲁迅守灵三夜，在10月22日为鲁迅送葬时，萧军担任总指挥，在万国公墓下葬时，萧军是16个抬棺人之一。萧军代表鲁迅支持过的文艺刊物在鲁迅墓前宣誓，表示“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鲁迅逝世后，萧军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工作，还协助许广平对鲁迅遗著《且介亭杂文集》三集进行校对、付印及出版发行等工作。此外，每逢周日，他都要到鲁迅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来寄托自己的哀思。
鲁迅逝世时，萧红正在日本。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来悼念恩师。没能亲自为鲁迅送行，成了萧红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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