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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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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萧军与彭真在延河边上习练武术时，萧军说：“国民党蒋介石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可共产党却如此坦荡，我也要入党。”彭真听了萧军的表态，十分高兴，但他也知道萧军有自由散漫，口无遮拦的毛病，就说：“共产党有严格的纪律，入党就要加入一个基层组织，你能服从基层组织领导吗？”萧军一听就犯难了，心想：我这个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听别人的我心里难受。想到这里他对彭真说：“那我还是在党外吧。”尽管萧军不再提入党的事，可是彭真还是很喜欢他的这种直率性格。
1945年日本投降后，彭真受命到东北筹建东北局，萧军闻知，找到彭真，表示愿意到东北工作，彭真当即表示同意。萧军到哈尔滨后，被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又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萧军工作得很顺手，热情很高，于1948年7月就向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提出了入党要求。这件事汇报给已经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彭真。后经*中央、毛泽东同意，８月萧军就被批准为*党员。不久，萧军就被罗织罪名，受到批判，他所主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勒令停刊，他本人也被下放到抚顺矿山“体验生活”。
1951年萧军要求调到北京，东北局不予办理。萧军只好只身来京，但无法解决工资待遇问题。最终在担任被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同志的关照下，萧军被安排到北京市文委，才获得了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费。1987年在彭真同志的关怀下，萧军一家从居住了几十年的一处危楼搬入木樨地茂林居，改善了萧军的工作生活条件。
彭真40多年来一直与萧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解决困难。特别是在萧军身患绝症后，彭真不仅亲自给医院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萧军病情，请他们多多关心萧军的治疗，而且还在百忙中拨冗到医院看望萧军，慰问家属。对于与彭真的友谊，萧军曾对家人们说：“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有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正因为他们二位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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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相忆五十年：曹聚仁与周作人
曹聚仁是浙江兰溪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和记者。五四运动时，他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积极推动浙江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对他的影响很大，特别爱读周氏兄弟的文章，产生了由衷敬佩之情。
曹聚仁与鲁迅的首次见面，是在上海的暨南大学。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当时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担任记录，事后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发表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从此他们建立了联系。后来曹聚仁创办《涛声》时，得到鲁迅的支持，曾多次提供杂文在该刊上发表。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早于同鲁迅的交往，大约开始于1925年的冬天。他们间的交往是以通信为纽带的。当时周作人刚刚从孙伏园手中接过编辑《语丝》的工作。正在上海教书的曹聚仁很欣赏《语丝》中的一些宣扬自由主义的文章，他给周作人写信，表示他很崇拜周作人，称自己也是自由主义的信徒。
曹聚仁是在与周作人通信交往三十年后，才在1956年9月见到周作人的。这一年曹聚仁作为香港报界的特约记者，来到北京出席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他在北京期间，到八道湾会见垂垂老矣的周作人。这时的周作人已经71岁，身体衰弱，行动不便，医生要求他会客不得超过五分钟。可是，当周作人见到神交已久的曹聚仁时，喜出望外，兴奋异常，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尽兴。曹聚仁临走时向周作人约稿，周作人将自己的一部诗稿交给他。回到香港后，曹聚仁将周作人的诗发表在1956年11月出版的《热风》上。从此，周作人通过曹聚仁的关系，使得香港、台湾和国外的读者有机会读到他的作品了。
后来曹聚仁将他与周作人的大量通信编为《周曹通信集》。这本通信集按着信件的内容编辑，分为“论辩驳斥”、“求援请助”、“请托转达”、“查询问答”、“诉述状况”、“怀念感谢”等几部分。从这些分类看，他们的通信内容十分广泛，关系也相当密切。既有思想交流，也有彼此的现状介绍；既有请求援助，也有疑问求解。这些广泛的内容是他们密切交往的记录和历史见证。
周作人晚年的封笔之著《知堂回想录》堪称曹聚仁友谊的结晶。因为这部书是在曹聚仁的建议与鼓励下写成的。周作人从1960年年底动笔，两年后竣稿。写成后委托曹聚仁拿到香港出版。曹聚仁抱病代为周作人校对书稿，尽心竭力，一丝不苟，尽到了为老朋友效力的责任。只是这部书在1970年才得以问世，而此时周作人已经被红卫兵折磨致死逝世三年有余。曹聚仁一直为此而耿耿于怀，常为周作人没能见到这部著作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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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尝试用新人：胡适与沈从文
沈从文 沈从文一向以“乡下人”自称。1923年他刚刚闯北平时，的确是个“乡下人”，可是，自从1929年经徐志摩推荐，被中国公学聘为讲师之后，他在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逐渐成为现代绅士派的自由主义文人。
本来，沈从文不会教书，可是在他与好友胡也频和丁玲到上海办刊物《红黑》时，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经营一年不仅没有盈利，反倒将本金也赔了进去。为了谋生和偿还债务，他们三人只有分头找工作赚钱。于是沈从文经徐志摩举荐，认识了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被聘为大学一年级现代文学课讲师。接到胡适的聘书后，沈从文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谈到自己不会教书，并表示，如果学生们不满意随时可以撤换。胡适对他极为重视，尽管第一堂课沈从文被“挂”在了课堂上，可是胡适并没有怪罪他。沈从文将胡适这次用他这个小学毕业生担任大学讲师，是个“大胆的尝试”，他认为“个人得失实不足道，更新的尝试，还会从这个方式上有个好的未来”。的确，沈从文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事无巨细，他都乐意与胡适请教和商议。当时，他花钱没有计划，经济拮据了，就写信给胡适要求预支工薪，还要求帮助他的妹妹暂缓交纳学费，胡适都给予满足。在教课时，有一个女学生引起了沈从文的注意。这个女生就是年仅18岁的张兆和。在沈从文与张兆和有了个别接触之后，他觉得口头表达不出他心底的感情，就给张兆和写信。当他给张兆和的求爱信得不到回音时，沈从文痛苦万分，便找到胡适，提出几个离开公学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他陷于爱情的漩涡，爱上一个女生。胡适劝他不要走，他会为他“做一切可做的事”。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冷淡，使得沈从文十分苦恼。不知怎的，校园里竟然沸沸扬扬地传说沈从文求爱不成想自杀。这个传言传到张兆和的耳朵里，她很害怕，就拿着沈从文写给她的一大包子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胡适仔细地听了张兆和的叙说之后，首先表示沈从文是个天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小说家。当胡适得知张兆和并不爱沈从文时，胡适希望她能与沈从文做个朋友，还劝说给沈从文写封婉转的回信。最后胡适答应劝劝沈从文。由于胡适的协调，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回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通信。经过三年多的爱情拉练，沈从文终于赢得了张兆和的爱情。
1930年5月，胡适联合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胡适的离开后，沈从文也觉得失去了靠山，同年秋天也辞职到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秋天沈从文到胡适的学生杨振声主持的青岛大学任教。此后的十几年间，胡适与沈从文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他们间的通信联系一直未断，直到1948年胡适离开北平去美国之前。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通信和会面了。 。 想看书来
雪中送炭的情谊：老舍与赵家璧
晚年的赵家璧与老舍有着三十多年交往的赵家璧是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他十分热爱编辑工作，早在读中学时就主编过《晨曦》月刊。在光华大学英文系读书时，还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因此，1932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1936年，他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为现代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
老舍与赵家璧的第一次联系始于1932年，当时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他写信给正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的老舍，请老舍给这套丛书写一部长篇小说，要求的条件是先不要在报刊上发表。对这位素昧生平的编辑约稿，老舍想把他的《小坡的生日》给他，可是他听说老舍正在撰写小说《离婚》，就盯着索要，终于在1933年的7月得到了这部小说，8月份就列入“丛书”出版了。1934年8月，老舍来到上海，顺便到编辑部拜会赵家璧。这是他与老舍的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之后，他和老舍的联系就逐渐密切起来。接着又拿到了老舍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赶集》，并于1934年列入“丛书”的第十一种出版。
老舍与赵家璧的第二次会面是在1944年年末的重庆。为纪念良友图书公司创办20周年，赵家璧决定出版一本纪念性散文集《我的良友》。当他向老舍约稿时，老舍写了篇《三函“良友”》的散文，文中谈到他的交友之道，也谈到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在重庆期间，老舍的《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已经在《扫荡报》上连载，第二部正在《世界日报》连载。赵家璧就同老舍商量，拟将这两部列入《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出版。将尚未动笔的第三部《饥荒》列为第三种。当时老舍提出在书籍的印刷上要用第一流的印刷条件，三部出齐后，再印一部有着一百幅插图的精装本。老舍还向他提出将来的《老舍全集》由良友出版，为此，赵家璧与老舍签订了一份出版《老舍全集》的合同。1946年的2月间，赵家璧因为股东间发生了意见分歧，旋即退出良友公司，这个出版计划就无法兑现了。
正在赵家璧左右为难时，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途经上海。赵家璧在他的寓所为老舍和曹禺饯行。第二天老舍约赵家璧到他留沪的住处，刚一见面，老舍就握着他的手说：“家璧，你现在的处境，我都知道了。你办出版社的态度，一向是认真负责的。现在‘良友’既然有人作梗办不下去了，我们两个人合办一个新的出版社。你不必恋恋不舍那块‘良友’的老牌子。我到了美国可能会拿到一点钱，如果有多，我就给你汇些美金来。你自己也去想法凑些钱。这个出版社，除了出《老舍全集》外，其他仍按你过去经营‘良友’的办法。我仅投一点资，一切由你去主持，赚了钱，分我一份，亏本，不能再向我要。我们用‘相见以诚’四个字来共同合作。”
为了组建这家出版社，赵家璧变卖了部分老家的田产。接着老舍陆续从美国汇来他的版税，总计约2000美元。于是在1946年7月申请注册了“晨光出版公司”。公司资本总额五亿元（旧币）分500股，赵家璧200股、舒舍予（老舍）150股、陈熙元22股、陆祖琬98股、胡絜青30股。这五个股东为发起人，赵家璧、舒舍予、陆祖琬为董事，胡絜青为监察人。陆祖琬与胡絜青分别是赵家璧与老舍的夫人，陈熙元是赵家璧的外甥女婿。公司设在上海哈尔滨路258号赵家客厅里，雇员只有一名，那是赵家璧的内侄陆元勋。
老舍为了支持晨光出版社，除了将自己的新作交给晨光出版外，还把分散在各书店的旧作版权收回，经修订后，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在这套丛书中，出版老舍的作品最多，如《猫城记》、《离婚》、《老张的哲学》等旧作，还有《四世同堂》、《方珍珠》、《龙须沟》等新作，都被列入丛书出版，共有16种。遗憾的是，原拟出版的《老舍全集》未能如愿。
1950年1月老舍回国后，与赵家璧商议终止晨光出版公司业务，但未能获得上级批准。1954年4月公私合营，晨光并入了新美术出版社，经营了将近八年的晨光出版公司也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然而，就是因为老舍用美金入股与赵家璧合办晨光出版社，在“*”期间成为老舍的罪状，多次在批斗会上受到红卫兵的拷问。这也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置老舍于死地的主要借口之一。
他们一起编教材：沈从文与杨振声
沈从文与杨振声是在青岛山东大学认识的。
1931年的秋天，经徐志摩的推荐，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职。杨振声虽然在美国学的是心理学专业，可是他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了新潮社，出版了中篇小说《玉君》，引起文坛的注意。或许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对沈从文还是很器重的。在青岛大学的这段时间，沈从文每月有一百块钱的工薪，生活得还算惬意。课余时间还能创作一些作品。
1933年夏天，杨振声对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军阀统治不满，与沈从文相约辞去青岛大学的职务。他们到北平，和朱自清一起为北平的*编纂小学国文教科书，他们编辑了《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还亲自到师大附小作实验，这套教材体现了他们对儿童教育及其改革的思想和观点。与此同时，沈从文与杨振声还接替清华研究院吴宓教授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他们接手后，将原来的刊名改为《文艺副刊》，由原来的侧重学问，转向侧重文学创作。沈从文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这样，沈从文也就成了北方著名的报纸副刊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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