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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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端木和骆宾基等人抬着萧红先后躲避在周鲸文家、恩豪酒店和时代书店宿舍。12月25日，香港沦陷，很多进步人士撤离香港。此时的萧红喉肿、胸闷、呼吸困难，被送入养和医院。因医生误诊，做手术时大伤了萧红的元气，身体更加虚弱。接着又将萧红送往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萧红，在1942年1月22日，逝世在这所医院里。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根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修订版序》所说，一直是骆宾基守护在萧红的身边。病重的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因此，骆宾基总是谴责端木蕻良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将护理的责任推给他。可是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一书，则说端木离开萧红是外出购买食品、药物，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萧红病逝后，端木请人为萧红拍摄了遗容，又剪下一缕萧红的遗发揣入怀中。还以高价买了素色瓷瓶，来装萧红的骨灰。第二天，他与骆宾基一起，将萧红的骨灰瓶葬于浅水湾。
　　究竟事实的真相如何，鉴于端木与骆宾基都已经作古，很难说清楚孰是孰非了。不过，从1942年2月末，端木、骆宾基等人乘“白银丸”离开香港，辗转来到桂林这件事来看，在萧红病危期间，端木并没有撤离香港，至于有多少天没有陪伴萧红则是个不解之谜。
　　

怀柔与软化：林语堂与蒋介石
幽默大师林语堂提倡幽默，除了因为国民缺少幽默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林语堂曾如此夫子自道：“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
　　林语堂在他所编的《论语》杂志上，多次议论到蒋介石，每每冷嘲热讽，皮里阳秋，似褒似贬，令人真假难辨，如他自己形容的，是表演马戏的在绳子上跳舞。
　　1940年及1943年林语堂两次从国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受到国民政府的热情接待，蒋介石夫妇不仅多次接见，还委以侍从室顾问头衔。虽然林语堂声言接受此衔只是为了拿护照方便，而并未拿过政府的一文津贴，但从他单为方便拿护照就不避亲蒋之嫌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对蒋政府态度的改变：他已不是二三十年代的那个“不左不右”的林语堂了。
　　1958年10月14日，林语堂从国外飞抵台湾，这是他首次登上宝岛，受到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自然，人们的热情是当局对林语堂的态度的一种折射。林语堂上岛的第3天，下午5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士林官邸会见了林语堂夫妇。当时正是“炮轰金门”高潮时期，蒋介石却将金门军需补给等军务大事暂搁一边，与林语堂大谈《红楼梦》。
　　1966年元月林语堂夫妇二人上台岛，与8年前一样，蒋介石在第3天下午于高雄澄湖官邸会见林氏夫妇，半年后林语堂即回湾定居。起先是赁房而居，后来蒋介石专门为他在阳明山士林区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住宅。蒋介石对林语堂不仅在生活上很关照，还想给他官做，曾打算让林语堂任考试院副院长。
　　林语堂虽然不肯做官，婉拒了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好意却是心领的，加深了对蒋介石的感情。他定居台湾不久，即逢蒋介石80大寿，林语堂写了贺诗一首，中有“高山景行止”之句表达他对蒋介石的尊崇之意。
　　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消息传来，林语堂一跤跌在地上，起来之后，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不顾年迈体弱，亲至蒋氏遗体前“涕泗滂沱”了一番。
　　

情绝于利：林语堂与赛珍珠
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美国人赛珍珠，在她出生前，她的父母在中国传教，在她4个月大时就把她带到中国，此后20多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因此对中国充满了感情，视中国为第二祖国。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评论周报》中的一个闲话中国政治、社会的专栏《小评论》引起了赛珍珠的注意，她为作者的无畏与幽默才能所钦佩，于是想要见他，他就是林语堂。
　　1933年的一天晚上，他们见面了。之后林语堂在赛珍珠的鼓励下，着手用英文写作《吾国与吾民》，该书后来作为赛珍珠丈夫的戴约翰公司组织的图书在美国出版，赛珍珠在序言里极力称赞该书及其作者。该书在美国十分畅销，英美一些机构纷纷发来邀请，赛珍珠也力劝林语堂到美国去。1936年，林语堂率全家赴美，1937年他的《生活的艺术》在不断听取赛珍珠夫妇意见后完成，出版后成为1938年度美国最畅销的图书。
　　此后林语堂又在赛珍珠夫妇的鼓励下写出了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并由戴约翰公司出版。次年，戴约翰出版了林语堂的散文集《讽颂集》（又译《爱与刺》）。集子中所收的大多是当年《小评论》中的文章，赛珍珠又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在此之后，林语堂陆续写出了《风声鹤唳》、《啼笑皆非》、《枕戈待旦》、《苏东坡传》、《唐人街》、《朱门》等著名作品，且都由戴约翰公司出版。
　　从1933年起算，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友谊维持了20年，其间虽因林氏著作的巨大成功而使他们的友谊几番出现高潮，但毕竟彼此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差异，最终葬送了他俩这段本来传为佳话的跨国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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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与感恩：林语堂与谢冰莹
北伐女兵谢冰莹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写日记，因为担心遗失，便把它寄给在武汉《中央日报》编副刊的孙伏园，请他代为保管。孙伏园则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发现了这些日记的价值，于是就把它们以《从军日记》为名一篇一篇地在《中央日报》副刊里发表了。林语堂曾把其中一篇译为英文，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后更全部译为英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冰莹解甲回乡后，被家长强迫嫁人，后逃出婆家，来到上海，虽然有孙伏园与林语堂作她的朋友，但仍感前途茫茫，情绪低落。林语堂为开导她，花了不少时间，谢冰莹后来回忆道：“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和我谈，一谈也许就是两三小时。”
　　当时谢冰莹几乎没有生活来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来水充饥的记录。谢冰莹说：“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
　　不仅如此，林语堂还关心谢冰莹的写作，在他的极力劝说下，谢冰莹才同意将她原本认为“不成文学”的日记出版单行本。林语堂亲自整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从军日记》出版后，风靡一时，后被译为日文、法文、朝鲜文出版。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读到法文版后，特地给谢冰莹来信表示祝贺和赞扬。
　　抗战爆发后，谢冰莹在长沙竖起大旗，召集成立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亲自带领近20名女青年，开赴前线协助作战，这使林语堂很受感动，他给她去信道：“你自称小兵，实我对你们小兵只有惭愧。……弟在国外，惟有文字尽力而已，余不足道，打胜仗还是靠诸位小兵。”
　　就在这一年里，林语堂的长女与次女将谢冰莹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译成英文，林语堂校正后又写了序，把它交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的戴约翰出版公司出版。
　　林语堂逝世一周年后，谢冰莹在纪念文章中满含深情地说：“林、孙两位先生是最早栽培我，使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先进，没有他们的提携与鼓励，我绝对不会有今天，饮水思源，我没齿难忘他们的恩情。”
　　

志趣道不同的同乡同龄人：陶行知与胡适
陶行知与胡适都是安徽人，陶行知的歙县与胡适的绩溪县相距不过几十里路程。不仅家隔得不远，两人的年龄也出奇地近，陶行知只比胡适大两月。两人先后赴美留学，各自辗转一圈后，竟在同一年里入哥伦比亚大学，又同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回国，一南一北，同样做了高等学府的教授。
　　五四运动那一年，陶胡两人一同接待了来华访问的他们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杜威的来访，给中国的“平民教育”加了温，胡适对“平民教育”多有鼓吹，陶行知更全身投入其中，并作为终身致力的事业。
　　1923年夏秋，胡适到杭州休养，与他私爱的表妹曹珮声优游于西湖山水间。中秋之日，陶行知冒雨来见胡适，当晚就住在山上。
　　陶行知此番与胡适同游，自不免时而谈及平民教育。有回陶行知问胡适：“你家里可能办平民教育吗？”胡适说能。陶行知又问：“谁教咧？”胡适说：“我的车夫可以教。”陶行知顿受启发，一个教一个、被教的在学的同时又可以教下一个的“连环教学法”在他头脑中明晰起来。隔不几天，陶行知就给胡适夫人江冬秀寄了6本《平民千字课》，同时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连环教学法”，希望胡府的车夫吴二做教员，教别的佣人识字，连胡适的儿子“祖儿或者也可以教几课咧。”
　　胡适过的是养尊处优的学者生活，而陶行知则放弃了这种生活，走上了一条大众教育的“野路”。道不同，思想观念也就产生了差异，两人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后来陶行知在南京市郊创办晓庄师范，因收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学生，学校被当局查封，陶行知也被通缉。此时，胡适已与陶行知形同陌路，但他将卫戍司令部解散晓庄师范的布告、陶行知的通缉令、报纸对事件的评介连同晓庄师生乘火车不打票的油印宣言，一并粘贴在他的日记本里。虽然他并不了解事实真相，所收剪的报章也多是歪曲的报道，妨碍了他对陶行知生怀同病之怜，但他对陶行知终也不能冷漠到视若无睹，充耳不闻。
　　在早年，陶行知与胡适同样都是以自由主义立身的知识分子；抗战胜利后，胡适作了政府的“诤友”，陶行知则成为一个与政府对抗的*斗士，两人再无一点共同语言了。
　　

惜才：张爱玲与柯灵
张爱玲　　1943年7月里，张爱玲亲至上海《万象》杂志编辑部，将她的中篇小说《心经》交给新任主编柯灵。此前柯灵已经读到《沉香屑》，正有心向张爱玲邀稿，《心经》便于次月发表了。两人由此成了朋友。
　　张爱玲在沦陷区那样的环境里四处发稿，这使得一些正直的人们因为惜才而为她担心，生怕她不小心沾了灰尘。郑振铎就曾要柯灵劝说张爱玲不要急于发稿，但张爱玲不肯听从柯灵的劝告，说她主张“趁热打铁”。
　　随后张爱玲由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灵感，编了一出话剧《走！走到楼上去》，因为缺乏编剧经验，她在柯灵的指导下，将剧本改了多次。后来她将她的长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又蒙柯灵倾力帮助，连该剧最终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也是由柯灵联系的。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张爱玲送了一段宝蓝色的绸质袍料给柯灵，柯灵很高兴地把它做了一件皮袍的面子。
　　后来柯灵被日本人抓进宪兵队，张爱玲知道后，叫胡兰成到宪兵队说了话，把柯灵救了出来，柯灵因此对张爱玲充满了感激。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柯灵做了所长夏衍的助手，夏衍有心聘张爱玲为编剧，柯灵听了很高兴，因为那样，他们就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可是他还未来得及把这消息告诉张爱玲，她就已匆匆离开大陆了。
　　1984年，柯灵写了篇慧美双修的文章《遥寄张爱玲》，表达了对大洋彼岸的老友的深情怀念，这篇文章对大陆兴起的张爱玲热起了很大作用。

为抗日组建“老子军”：张一与李根源
张一麐曾长期在袁世凯手下任职，官至机要局局长，教育总长。1916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南归，回到苏州。1923年李根源也辞官归隐苏州。两人在民国初就已经在北京相识，如今故交相逢，相知相惜，过从更密。李根源在自己的住处“阙茔村舍”专门为张一麐准备了一间卧室，让他随时可以来同住。每天两人早起，一起打太极，然后张一麐抱着水烟筒，李根源则手执旱烟杆，相对而坐，闲话家常，纵论国事，也是两个报国无门的老人最惬意的时光了。
　　在苏州期间，两个处江湖之远的老人，还是时刻不忘庙堂之忧，两人一起，组织了“善人桥农村改进会”　，组建善人桥新村，还创办起阙茔小学和成人夜校。关心民生福利，种种业绩，流惠至今。其中后来声名赫赫的，当属两人共同参与创办的中国国学会。
　　“一·二八”与“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两人积极组织抗日救亡；现在江苏吴县藏书乡善人桥马冈山英雄冢与石码头砚山无名英雄冢就是两人组织埋葬的阵亡将士墓。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中，两人也是合力营救，都是具保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两人义愤填膺，商议亲上前线，共赴国难。张一麐提出组建一支“老子军”，号召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抗日。这个提议得到李根源的赞同，于是两人雷厉风行的行动起来，起草宣言，着手筹建，将张一麐的住所作为军部，张一麐为司令，李根源为参谋长，军事统帅则是已经98岁高龄的马相伯老人。8月，宣言在报纸上刊发出来，称：“青年来日方长，若过多牺牲，未免可惜。老人年龄已高，即从容赴死，犹如商贾之早有盈利，不能算作亏本生意。当年范仲淹，即被西夏人称作‘龙图老子’，故取其意而成立之。”一时不仅全苏州，全国都轰动了，各地老人群情激昂，纷纷响应，筹建工作热火朝天的展开了。
　　后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劝阻”，老人们的壮志未能得酬，但是张李二人的救亡活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他们组建“老子军”的号召和行动，却大大激发了国人同仇敌忾，共退外敌的决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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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中义结金兰：章太炎与李根源
民国*李根源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时任“兼署国务总理”的民国*李根源愤而辞职，隐居苏州。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和章太炎交往，当时章太炎还在上海，二人书信频仍，仅1923年至1926年间，章太炎给李根源的信就达79封之多。“九一八”事变后，李根源等人发起的《全国军民共御外辱》的通电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