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朝:易中天文集 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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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论），各人有各人的主义（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线（指异不同），皇上不能一统天下（上无以持一统），国家无法制定政策（法制数变），人民无所适从（下不知所守），怎么能做到孔子提出的“大一统”？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没有统一的思想，哪有统一的帝国？
　　这是秦始皇也曾考虑过的问题，只不过他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法家思想是一种政治谋略学，用来武装帝王可以，用来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适。法家思想培养的吏员，也只能处理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教化民众则力不从心。像商鞅那样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错特错，思想问题岂是暴力可以解决的？汉初提倡的黄老之学也不行。那种思想倒是温柔，却只能造就清静无为和一盘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统，更不能帮助好大喜功的君王成就霸业和帝业。但是现在好了，董仲舒帮帝国解决了这个难题。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就是儒家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　焚坑事业要商量（3）
儒家思想是一种蕴含着社会理想的政治伦理哲学。按照儒家的学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又很和谐，既有等级又有诗意。这其实也是帝国的理想──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当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爱礼让”的诗意，帝国则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儒学当作旗帜和招牌。何况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后，已经掺入了阴阳五行之类的玩艺，构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当然地占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这当然很对帝国的胃口。
　　儒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简单易行。比如“出必告，反（返）必面”（出门的时候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后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是什么难做的事情。这就有利于统治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于帝国思想的深入人心。既能尊君，又可愚民，还便于操作，岂有不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之理？于是从汉到清，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就几乎成了儒家的一统天下；而那个原本脱颖于百家争鸣的儒学，则由一家之言的民间思想，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官方哲学。统治者可以用来治国，也可以用来杀人，当然，更多的是用来谋杀各种思想。
　　董仲舒不愧为“帝制思想家”，他确实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找到了一个良策。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思想对人们尤其是对知识阶层的影响。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读书人）也很少参加造反，顶多也就是几个“落第举子”混迹其间。另一个可以用来作为佐证的事实是，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民间宗教信仰，从汉代的赤眉、黄巾、五斗米教，到后来的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这也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儒生向帝国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忠诚，帝国向儒生开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禄；儒生从帝国那里谋取了生存的空间，帝国把儒生从潜在的反对派变成了国家的支柱；儒生利用自己的知识给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帝国利用自己的权力让儒学在诸多学说中独尊；儒生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帝国则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统治工具。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但在事实上，帝国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翻脸不认人，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拒不履行合同，谁都奈何不得。相反，儒生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董仲舒代表儒生所作的这一次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但对于汉武帝来说，这一手却堪称“高明之至”。从根本上讲，他和秦始皇一样主张统一思想。他的“独尊儒术”，其实正是秦始皇“焚坑事业”的继续。但他知道，要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韩非有云：“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那么，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当然，软硬兼施仍有必要。独尊儒术就是软，罢黜百家就是硬。显然，这里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顾颉刚先生《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所言：“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帝国制度靠独尊儒术得以延续，也将因罢黜百家而丧失活力。“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于右任语），诚哉斯言！只不过这笔账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得到清算，而且得由大清帝国来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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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盛极而衰（1）
靠着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手段，汉武帝统一了政权，统一了财政，统一了武装，还统一了思想。于是，他就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在他的治下，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全盛。疆域既广阔，文化亦繁荣，丝绸之路延绵万里直抵欧陆，中华文明远播四海天下归心，汉帝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就在汉武帝的时代，帝国的危机也已经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前面说过，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其特点则是集权。虽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未必独裁，但汉武帝这个人，却多半是专制和独裁的。而且，正是由于他的专制和独裁，不但朝中大臣和地方郡守常常自裁以为解脱，就连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也终于自杀。结果，此公驾崩之时，继位的竟只能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即昭帝刘弗陵）。帝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废立皇帝的权力，从此落入外戚手中──先是为大将军霍光所掌握，后是为大司马王莽所把持。他们或者视废立为儿戏，或者视皇帝为玩偶。公元前74年，年仅二十岁的昭帝去世，霍光先是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二十七天后，又宣称这个皇帝“昏乱”，另立十八岁的武帝曾孙刘询（即宣帝）登极。这是视废立为儿戏。公元1年，哀帝去世，王莽迎中山王九岁的儿子刘衎（即平帝）继位，五年后又立了个两岁的孩子，来继承相传是被他毒死的平帝。这是视皇帝为玩偶。三年后，王莽干脆连这个玩偶也不要了，自己登极当了皇帝，大汉王朝也就因此而被腰斩为西汉、东汉两截。这都是汉武帝刘彻之遗祸。
　　汉王朝虽经光武帝刘秀“中兴”而起死回生，但整个帝国已难再有起色，不过勉强维持而已。后汉二百年的历史几乎乏善可陈，有所作为的也就是前面三个皇帝，即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和章帝刘炟。其他那些皇帝，不是弱冠践祚，就是在襁褓中被拉来充数，其中甚至有四个皇帝连十岁的生日都没来得及庆祝，帝国的最高权力则或为外戚把持，或为宦官窃取，或为女主搅和。等到野心勃勃的军阀董卓，率领所谓“勤王之师”进京来杀宦官的时候，他就顺手把汉帝国也一并杀掉了。据《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被劫持的汉献帝重返洛阳时，竟是“百官披荆棘”，“饥死墙壁间”。武帝时的恢宏气象而今安在哉？但只见，“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许，这就叫“盛极而衰”？
　　这样一个过程在唐帝国那里又重演了一遍，只不过来得更快，也更具戏剧性。这是一段不断被人提及说起，反复被人编撰演绎，并用多种形式（著作、论文、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来回顾的历史，因此特别值得反思。
　　唐，是帝国历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它的辉煌被和汉一起并称为“汉唐气象”。不过，汉的伟业基本上是本族和本土的，唐的成就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或者说，较之开辟了“丝绸之路”的汉，唐的成就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请看名单。隋唐两代，被征服的西域各国有：高昌（新疆吐鲁番）、龟兹（新疆库车）、党项（甘肃西部）、土谷浑（青海）。维持通商友好关系的有：焉耆（新疆焉耆）、疏勒（新疆喀什）、于阗（新疆和田）、天竺（印度）、罽宾（克什米尔）、康国（中亚细亚中部）、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半岛）、甘棠（里海之南）、朱俱婆（葱岭之北）、泥婆罗（尼泊尔）、石国（中亚细亚北部）、大秦（东罗马帝国）。这还只是西域各国。其他，则还有高丽（朝鲜半岛东北部）、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渤海（辽宁、吉林两省境内）、契丹（河北东北部及辽宁部分）、吐蕃（西藏）、突厥（中国北部）、回纥（中国北部）、南诏（云南）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或被征服，或来朝贡，或来通商。唐帝国国门大开，一视同仁地表示欢迎，也一视同仁地相互学习。

四　盛极而衰（2）
这就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于是大唐帝国的京都长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中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相貌古怪服装离奇的“追星族”。唐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是他们狂热崇拜和竞相模仿的对象。其中最热忱的是日本人。他们派遣的“遣唐使”，起先每次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三千人。除正副使节外，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有的来了就不再回去，有的回去就立即照搬。京都和奈良，就是仿照长安修建的，只不过规模和范围远远不及而已。
　　大唐，难道不是盛世？
　　唐成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是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再说），隋的统一中国也是一个原因。没有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没有隋的创业奠基，就不会有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太宗的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摘了个桃子。当然，能够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把桃子丢了，应该说还得归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开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举措，就是坚持、发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创立的两个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说：“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学者皆怀牒（谱籍）自列于州县”，也就是凭户口或出生地证明自由报名参加公开的考试，并根据考试的成绩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候选人。这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中国古代叫“选举制度”（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样一种制度，要远比秦汉的察举（察举征辟）和魏晋南北朝的荐举（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于国家。它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详本书第三章）。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科举制度既有利于人才选拔，又有利于中央集权，因此它也就被后世王朝所继承，并视为关系到王朝命运的头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续到公元1905年。
　　与此相同步，自隋始，郡县僚属（副职）不再由主官（正职）自辟（自己选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这无疑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另一项也是由隋创立的重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央机关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尚书省下又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负责办理下行的文件，门下省负责审核上行的公事，尚书省总揽六部，负责所有的行政工作。这样看来，中书省有点像立法部门，门下省有点像监察部门，尚书省则有点像行政部门。三省分权，同为宰相。但这种“分权”（实为分工），只是为了皇帝更好地集权，甚至只是为了更好地办公（中书、门下两省其实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和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两码事。
　　不过“三省六部制”的意义仍不可小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统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国。任何一任皇帝无论贤愚，都必须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团来管理国家。这个官僚集团历朝历代人数不一，但即便精兵简政，对于那位“孤家寡人”来说仍未免过于庞大。如果没有起码的权力制衡，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权力的运行就将无法控制。因此，帝国制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军事、监察的“三权分列”；至隋唐，则又有尚书、中书、门下的“三省分权”。这是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减相权。宋代开国以后，太祖鉴于唐末五代政局紊乱，内则权奸专横，外则藩镇跋扈，乃尽收地方之权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于君主，实行唐末以来文武分权的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制”，进一步用枢密院来制约中书省（宋代中书省其实包括唐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到了明代，朱元璋干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国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脑，就更是集权了。当然这是后话（详下节）。总之，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三省制度制约权力，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大唐帝国就可以实行它的全面对外开放政策了。

四　盛极而衰（3）
这里面也许有种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国的创始人是都有少数民族血统的。隋文帝杨坚有鲜卑血统，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晋北胡人血统，因此无论胡汉，均能一视同仁，无论中外，均能兼收并蓄。唐太宗曾对身边的人说：“自古皆贵华夏，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们甚至对各种宗教也能一体扶植，不加阻挠。唐代皇帝因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归来，太宗竟亲自接见，并资助他翻译佛经。其他如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一种古波斯宗教），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则由政府不分畛域地授以官位品职。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都在这里和平共处，和衷共济（请参看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岂能不天下归心？
　　然而，唐因混血皇帝而兴，又因混血将领而衰。公元755年，被称作“营州突厥杂种胡”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自渔阳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次年攻进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创造过开元、天宝全盛局面，此刻已年逾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在马嵬坡处死了他的爱妃杨玉环和宰相杨国忠之后，逃进四川。这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其时间，距公元618年李唐代隋，是一百三十五年；距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则是一百五十二年，差不多刚好相等。
　　安禄山据说是被杨国忠逼反的，因为杨国忠老在皇帝面前说安禄山要造反，结果安禄山不反也得反。这一反，才发现伟大的唐帝国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捅就破。所谓“帝国精锐部队”，不过是宫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