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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王朝:易中天文集 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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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秦的所谓“暴政”，一半是因为不得已，一半是因为不高明。所谓“不得已”，就是在那个其实还有野蛮遗风的时代，如不采取高压血腥手段镇压反对派，靠战争建立的新政权和新制度就无法立足。所谓“不高明”，则是如我们在前一章所指出，大秦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将中国从武力社会导入了权力社会，却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它并不需要动用暴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实现依靠暴力无法实现的目的。唯其如此，社会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方式，才终究要从使用武力（典型暴力）走向使用运作成本较低的权力。而且，正因为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所以，在帝国时代的所谓“承平时期”，就会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情调和安定祥和的氛围。同样，善于使用权力者，也用不着轻易动武，露出杀机。汉王朝统治者的高明，就在于他们把“硬打压”变成了“软控制”，成功地实现了从武力社会向权力社会的转型。
这当然需要学习。上层统治者需要学会使用权力，下层老百姓需要学会适应权力，而学习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无为而治”。好在天赐良机，秦的二世而亡使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不敢也不能再施暴力。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全国上下对秦的“暴政”无不怀有切肤之痛，而且心有余悸，记忆犹新。当此之时，除了实行“开明专制”，也没有别的办法。何况作为一个替代他人行使绝对权力的集团，如果不给人民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过去。正如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所说，他们执掌的皇权，除了“奉天承运”和“为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到一个能够更好地支持其存在和作为的逻辑。因此，“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而一个王朝无论最后是否走向专制，在其开国之初，也总是会有一段时间的相对节俭和宽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 软硬兼施（2）
于是，高明的汉高祖刘邦，就做出了两个聪明的决定。一是将秦代名目繁多的刑律简约到只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一句话，即“约法三章”；二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放弃那些暂时可以不要的盘剥，即“与民休息”。说起来那时也真苦，就连皇帝都配不起由四匹纯色骏马驾驶的专车，文武百官甚至只能坐牛车，因此都能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克己奉公。高祖的几个子孙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汉初规定地税不过十五分之一，景帝时又减到三十分之一，不满千钱的贫困户还能得到国家救济。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自己则恭俭无为，不事更张。这样经过多年努力，就形成了帝国创立以来第一次被史家称羡不已，号称“文景之治”的相对安定繁荣局面。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汉初这几位皇帝的克制和让步，究竟有几分出于自愿，几分出于无奈。但可以肯定，帝国在本质上是聚敛的，尽管这种聚敛通常表现为非暴力或者非典型暴力，却不会因此而不是聚敛。作为寄生在帝国躯体上的吸血动物，统治集团如不聚敛就无法生存。之所以说是“寄生”，是因为他们在征收了赋税之后，并不像现代国家的政府那样为纳税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是用于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包括他们的好大喜功。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聚敛，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专制。同样，正如最“好”的专制不过是“开明专制”，最“好”的聚敛也不过是“有限聚敛”。它的下限，是不能杀鸡取蛋，竭泽而渔。如果在聚敛之余，一般民众尚能维持温饱，即是太平。若能“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那就是盛世了。所谓“文景之治”便大体如此。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里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铸钱，比如土地私有，比如盐铁专卖，比如独尊儒术。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中央集权来进行的。事实上，统一和集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动声色地将某些有错或无错的藩国借故削除）。只不过到了汉武帝时，已是全面出击，左右开弓，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一直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首先是限制民间的财力。这就是盐铁专卖和官方铸钱。我们知道，冶炼、制盐和铸钱，是当时的三大暴利行业。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理所当然地将其全部收归国有。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向豪强让步，允许民间私营，结果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危害。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胆敢领头造反，就因为吴国地处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雄厚的财力成为他谋反的后盾。覆辙岂能重蹈？因此汉武帝软硬兼施，一面立法严禁盐铁私营，一面招募歇业的盐商铁商为盐官铁官，从此开官营工商业之先河；而那些民营工商业，则从此一直受到帝国的遏制和压榨，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
其实这正是帝国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有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造成一个足以与自己抗衡的财力社会。欧洲的帝国和王国，就是被这样一些由民间资本形成的财力社会搞垮的。中华帝国的维护者们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预见到资本社会游戏规则对专制社会王纲道统的颠覆。他们当然也意识不到市场经济的自由本性是专制和集权的死敌，但却对工商业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忌恨和敌视。比方说，后来明代江南商人沈万三出巨资赞助朱元璋修城墙，并表示愿意犒赏军队，却招至杀身之祸（后改为流放），便是证明。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 软硬兼施（3）
正是出于这种忌恨和敌视，“重农抑商”的呼声在帝国的历史上不绝于耳，而且从来就是主流意识。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名为充实国都（内实京师），实则进行监控（外销奸猾），后来又将商人发配去修长城、戍五岭（《史记·秦始皇本纪》）。汉则甫一建立，便实行抑商政策，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为吏”。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更确定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此后历朝历代在具体政策方面虽略有变更和松动，但对民间资本和财力社会的忌恨和敌视却不曾稍减。
这种忌恨和敌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想当年，秦的崛起、强大和一统天下，便曾得益于那些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如乌氏倮、寡妇清、吕不韦）；而商人势力之大，也足以“建国立君”，左右朝局。这就不能不防了。因为可以把你扶上马的，也能够把你拉下马。对那些出生入死血战疆场的开国元勋，尚且要“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何况商人？对担负着保卫帝国和王室重任的武装力量，尚且要严加控制，何况商业？事实证明，对民营工商业的遏制和打压，确实维护了帝国的生存，却使我们民族在进入近现代社会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使帝国陷入王朝更替的轮回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汉武帝和他的先辈们在打击民间资本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解除民间武装。山东豪侠氏和周庸就是被景帝剿灭的，中原豪侠郭解则为武帝所灭。这同样并不奇怪。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而权力社会是从武力社会过渡而来的。因此武力在权力社会中也必定受到制约，而且其制约较财力为尤甚。因为建立和巩固政权，无非靠三样东西──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这三样东西，都必须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何况“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私人武装和民间思想向来就同为专制与集权之大忌。如果只是街头斗殴小打小闹，问题还不大。如果居然成了一支武装力量，则必被剿灭，比如宋江和方腊。就连那些独往独来的侠客，也是官方的眼中钉。不是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消灭，就是要千方百计将他们收编，就像《七侠五义》里面写的那样。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当天下大乱流寇横行，或者外敌入侵防线崩溃时，允许各村各户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不过，那往往也是旧的社会结构解体，新的权力集团诞生的时候。这时，社会将暂时退回野蛮社会或准野蛮社会的无序状态，各种各样政治的经济的势力和集团，都会凭借武力来争夺最高权力。逐鹿中原的结果，是最高绝对权力落入某一集团手中。这时，这个集团就会重新出来制约民间资本和武装，重新将财力和武力纳入权力社会的体系之中。武帝时代正是帝国蒸蒸日上之时，岂容民间武力成了气候？自然要将其与割据的诸侯一并消灭。只不过，诸侯都是皇亲国戚，最好“推恩”（即下令各王国和侯国将土地再分给自己的子孙，最后每个人只有一小块地盘，力量也就削弱，故名为施德，实为分国）；游侠不过泼妇刁民，则不妨大开杀戒。
汉武帝打击了民间资本，解除了民间武装，现在他要来对付民间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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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焚坑事业要商量（1）
作为一个享国极久、好大喜功又确有建树的君主，汉武帝刘彻在历史上常常被看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即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正是他，对内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础，对外“鹰击为治”，平南越，征朝鲜，伐匈奴，通西域，使大汉声威远播海外，王朝国势达于顶峰，也使他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历史坐标。
平心而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基本上都不过是利用前人奠定的基础，完成前人未竟之事业。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汉武帝的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全凭从惠帝、高后到文帝、景帝数十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和国家财富。甚至就连软硬兼施的治国方略，也是其先祖留下来的，只不过被他用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而已。
那么，汉武帝就没有“创造”吗？有。比如“独尊儒术”就是。
据《汉书·董仲舒传》，这事原本起因于董仲舒的一次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绝不是董仲舒一时兴起的随口建议，也绝非汉武帝一时冲动的胡乱拍板，而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与民间思想之间最成功、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交易。我们知道，这次交易的有效期竟长达两千多年。因此，它只能是双方长期探索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董仲舒是乙方的代表，他代表着一种学说和一个阶层。这种学说就是儒学，这个阶层就是“士”。士，原本是邦国时代最低一级的贵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他们都是“领主”。士却没有领地，顶多有一块没有主权和治权的田地（士食田）。没有领地，所以没什么家产。因为是贵族，所以不事生产。没有家产又不事生产，就只有“寄生”。所以士的依附性极强。他们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事实上，士的安身立命之本，无非修齐治平。修，就是修身；齐，就是齐家；治，就是治国；平，就是平天下。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后面三件事则分别是大夫、诸侯和天子的，但需要士来帮忙。也就是说，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学成文艺武艺，这就是修身；然后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辅助诸侯治理邦国，这就是治国；协助天子安定四海，这就是平天下。总之，士一定要有所作为，也一定要有所依附。于是，文士便依附于诸侯大夫，替他们出谋划策（也兼做文秘）；武士便依附于霸主枭雄，替他们出生入死（也兼做刺客）。而且，由于士没有不动产，所以流动性很大；又由于他们有一技之长，所以颇受欢迎。因此，士们便朝秦暮楚，出将入相，游走于各国之间，号称“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王充《论衡·效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股十分活跃的力量。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士虽然没有领地，也没有主权和治权，却有自由人的身份和一身的本领。而且，正因为他们没有领地，也就没有拘束，反倒比天子、诸侯、大夫自由，当然可以今天依附这个，明天帮助那个。但是，邦国制度解体，天下归于一统以后，这个活跃的力量就成了帝国的不安定因素。这时，做文秘的文士已成为儒，做刺客的武士已成为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为集权制度所不容，于是有汉武帝的剿灭武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惜，侠也好儒也罢，都剿不胜剿。他们就像那“离离原上草”，当真“一岁一枯荣”。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跳出来破坏捣乱，包括侠的无法无天和儒的胡说八道。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 焚坑事业要商量（2）
何况武侠可以剿灭，儒生却不能杀光。因为武侠的任务可以由军队来承担，儒生的工作却无法由吏员来完成，除非那吏员原本是儒生（文官）。我们知道，帝国作为权力社会，它在本质上是“文治”的（即依靠权力这种非典型暴力来维持统治）。既然本质上是“文治”，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了。所以儒生不但不能“剿”，还得“用”。问题在于，从邦国时代过来的儒生还保留着自由散漫和仗义执言的个性。因此，如何让这些搞惯了“自由化”的儒生为其所用，是帝国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儒生也在寻找出路，而最好的出路莫过于为帝国效劳。这一点他们倒大多想得通。第一，儒生作为“毛”，总归要依附在一张“皮”上。附在诸侯身上是依附，附在皇帝身上也是依附，没什么两样，而且附在皇帝身上更体面，再说除了皇帝也没别人可依附。第二，儒生饱读诗书，原本就是要为政治服务，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不为帝国效劳，岂不是浪费？第三，儒生的抱负，如前所说，从来就是“修齐治平”。现在，身已修好，家无可齐，如不“平治天下”，如何施展抱负？而如不投靠帝国，又如何经世济民？再说，如果这样一些知书达理、通晓先王之道的人不去治理国家，却让昏官武夫胡作非为，则奈天下苍生何？于心不忍啊！
有了诸如此类的“正当理由”，儒生便认为应该尽可能主动地投怀送抱。因此，汉高祖天下初定，叔孙通就赶去效力；汉武帝金殿问策，董仲舒就对答如流。一方正要招安收编，另一方也正要卖身投靠，双方各有所需，自然一拍即合。
不能说在此之前就没有人起过这种念头，帝国也应该早就看出了士们既独立又依附的双重性，这是他们能够达成交易的根本原因。然而董仲舒与汉武帝一拍即合，却因于一个更重要的共识，那就是：统一的帝国应该有统一的思想。据《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孔子作《春秋》，讲的就是天下一统。这是宇宙间的永恒规律（天地之常经），人世间的根本道理（古今之通谊）。可是现在，学说不统一（师异道），议论不统一（人异论），各人有各人的主义（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线（指异不同），皇上不能一统天下（上无以持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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