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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王朝:易中天文集 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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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据说是被杨国忠逼反的，因为杨国忠老在皇帝面前说安禄山要造反，结果安禄山不反也得反。这一反，才发现伟大的唐帝国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捅就破。所谓“帝国精锐部队”，不过是宫廷里中看不中用的仪仗队；被后人一再追忆的“开元全盛时”，则不过病态繁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原来并非国家人民所用。实际上，中央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钮，也就不堪一击。最后，九五之尊的皇帝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泪相和流”。当然，他同时丢掉的，还有皇位。
这场叛乱最后在胡人（回纥）的帮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却也从此一蹶不振。尽管此后它又维持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已无复当年的盛况和锐气。只要读读中晚唐的诗就知道，其气度与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语。什么“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那几乎是一片挽歌。
帝国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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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集权，再集权（1）
历史的经验总是会引起注意，前车之覆也理所当然地是后车之鉴。然而，作为集权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专制和独裁的“雄略之主”，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前朝的覆灭乃是因为过度的集权。他们只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们的吸取教训，也只能是专制、专制、再专制，集权、集权、再集权。
宋、明、清三朝的情况，大体如此。
北宋帝国的巩固政策，周谷城先生概括为四句话：集兵权于中央，以文臣知州事，提高监察之权，优待被征服者（《中国通史》）。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能够当上皇帝，就因为他握有兵权。他比谁都知道军队的重要和危险。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保他自己和他的子孙后代绝对能够指挥军队，而不是军队指挥他们。这件事甚至被说成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杯酒释兵权。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而是表现为一系列的措施。
宋代的军队，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就是中央军，也是帝国的“精锐部队”；厢军就是地方军，即诸州之兵；乡兵则是杂牌军，甚至是乡勇、团练之类；至于藩兵，大约连有组织的民兵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散兵游勇，因此史家也有不把藩兵计算在内的。显然，诸军之中，最重要的是禁军。宋太祖夺回来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兵权。夺回来以后，全部集中在京师，统一指挥，统一操练，统一调动，并指派最优秀的教官（《水浒传》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大约就是此类人物）。其中最精锐的“帝国卫队”，皇帝还要亲自检阅。禁军根据国家需要轮流调往各边陲重镇，且三年调防一次。统军的将领，一律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文官担任。这些文官，也是要轮值的。镇州的厢军，也要调防。总之，练兵的不带兵，带兵的不统兵。地方上没有常驻的部队，部队上没有常任的将领。这就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部队没有常任的指挥官，指挥官没有常属的部队）。
这当然有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国家的军队变成自己私人的军队。要知道安禄山之流之所以能够造反，就因为军队是他们自己的，手下的将士只认统帅，不认皇帝。一旦统帅有心谋反，顷刻之间就会大起祸端。即便一时不反，像中晚唐的节度使那样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也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所以，有宋一朝，防兵如防贼，决不允许出现兵权大于皇权的可能。实际上岳飞之所以被杀，就因为他有“岳家军”，还有一个很不合适的口号“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就犯了赵宋王朝的大忌。更何况这时的赵宋，又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逃命王朝，岂能不神经过敏，必欲去之而后快？说到底，秦桧其实不过帮赵构去了一块心病而已，正所谓“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征明《满江红》）。
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像这样上下脱节，毫无凝聚力的军队，在战争中能不能奋勇当先，所向披靡，却又是一个大问题。兵权是夺回来了，但军队也废掉了。事实上，有宋一代，也几乎被公认为是战斗力最弱的一个王朝。不但无能力收复失地，最后连半壁江山也保不住；而让寡妇上阵打仗，将军徒唤奈何的故事，大约也只能在这个朝代上演。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 集权，再集权（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唐解放思想，结果放纵了军人，引来杀身之祸；宋加强集权，结果限制了军队，丧失抵抗能力。帝国制度的左右为难，由此可见一斑。
于是到了明清两代，最高当局就觉得必须进行制度的改革。
改制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此人也是一个集权主义者。他的统治手段，也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厉行集权制度，提高专制权威，屠杀文武功臣，整顿地方吏治（请参看周谷城《中国通史》）。这就比赵匡胤厉害多了。赵匡胤不过夺了武将的权，而代之以文官，朱元璋则还要夺文官的权。我们知道，明代原本是有宰相的，明代的宰相叫丞相。明代也原本是有相府的，明代的相府叫中书省。但是，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左丞相胡惟庸“谋逆”一案发难，撤消中书省，不再任命丞相，皇帝直辖六部。清人入关以后，承袭明制，也不设宰相职务，从秦汉开始实行了一千六百年的宰相制被彻底废除。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取代“宰相制”的是“阁臣制”。所谓“阁臣”，其实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因为这些高级秘书来自翰林院，办公的地点则或在殿（如武英殿），或在阁（如文渊阁），故被称为“殿阁大学士”，也叫“阁臣”。这些人，民间尊称为“阁老”，皇帝则称其为“辅臣”。事实上阁臣的任务也是辅佐皇帝处理国务，同原先的宰相差不太多，所以民间仍视“入阁”为“拜相”，称“阁老”为“相爷”，视“阁臣”为“相国”。明代和宋代一样，也是文臣统兵。朝廷重臣出则为将帅，入则为阁辅，这就叫“出将入相”。
其实阁臣与宰相并不能相提并论。第一，历代宰相都有相府（比如汉代的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府，唐代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府中有僚属，府下有部委。比如唐代的尚书省，明初的中书省，均统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阁臣却没有自己的行政机构，也不能直接指挥六部。后来，为了提高阁臣地位，以六部尚书充任阁臣，事情自然又另当别论。但这是人事，不是制度。第二，宰相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阁臣则品秩不一，明成祖朱棣时品级最低的一个阁臣竟只有从七品（副县级）。所以，要提高阁臣地位，就只有加衔，比如“太师上柱国特进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地位就高得吓人了。第三，宰相有行政权和执行权，许多事情都可以按照既定方针自作主张，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这也是阁臣望尘莫及的。当然，明代的某些阁臣，尤其是内阁首辅，实际权力也非常之大。比如严嵩、张居正，就被史家称为“有相权而无相位”。不过这两个人在后世也颇受批评，因为他们越权越位，身为阁臣却做了宰相的事情。
然而就连这样的“阁臣”，后来也被雍正皇帝“束之高阁”，成为“荣誉职务”。真正管事的，则是所谓“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每天都要面见皇帝，商量军国大事。皇帝的命令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下发，称为“廷寄”。外面的奏章也由军机直达御前，不必通过内阁，“军机处”成了最高权力机关。当然这是后话，回头再说。
明代专制与集权的另一“特色”，是“厂卫制度”。厂，就是东厂、西厂；卫，就是锦衣卫。锦衣卫原本是御林军。明成祖朱棣篡权以后，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特命其兼管巡察缉捕和刑狱，可以不经法司，任意处置人犯，用刑极其残酷，以至于京城居民一见白皮靴来（当时锦衣卫军官都穿白皮靴），无不大惊失色，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朱棣犹嫌不够，又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太监提督，专事缉拿“大逆不道”和“妖言惑众”者。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明宪宗朱见深又增设“西厂”，也由太监提督，同样是捕风捉影，滥施暴刑，屠杀无辜，大量制造冤假错案。东厂、西厂（此外还有一个专为宦官刘瑾所设为期极短的“内厂”）、锦衣卫，就构成了明代专制统治的极权手段；而所谓“厂卫制度”，则成为特务统治的代名词。
五 集权，再集权（3）
可惜，朱棣之流发明的“厂卫制度”，并未能保住他们的江山。国号中既有日又有月的大明，还是在内外交困中呜呼哀哉。接下来的王朝，就是大清。清和元，都是所谓外族入主中原。但他们的做法和命运，却颇不相同。总体上说，元人的统治是不太成功的。他们的许多做法，也不算高明。比如把天下臣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就只能引起强烈的反抗。何况元世祖忽必烈的中原称帝，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蒙古大本营的承认。所以明军北伐，势如破竹，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干脆放弃抵抗，半夜打开北京城门，一口气跑回了大草原。这样看来，所谓大元，只能算是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跑到中原来过了把瘾。
大清王朝的主要领导人就两样了。他们不但认同甚至醉心于汉文化，而且几乎是把帝国制度的精髓都琢磨透了的。的确，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满清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过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请参看《中国大历史》）。我猜想，这大约是因为他们能够将军事集权的经验，成功地运用于政治集权；又能够将汉民族创造的文化，灵活地运用于自己建立的王朝，并能在两方面都避免其不足。
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首先，清代统治者明确宣布，皇权的行使（包括亲王摄政、太后垂帘）和皇位的继承（是立嫡、立长，还是立贤）纯属皇室家务，不容外人（主要指汉人）置喙。这就避免了朝中大臣为这些决定是否合乎礼法争论不休，而汉家那些理学大臣偏偏又对此特别热衷。实际上，大明王朝就是在诸如此类的争论中活活拖死的。清人的决定，显然吸取了明亡的教训。但他们能够公然不顾历朝历代“君臣共治”的传统，将朝臣排斥于这些重大决策之外，则无疑得益于他们是满人，可以不管汉人的那一套。
其次，他们规定，满族王公勋贵包括皇帝的父辈，在皇帝和太后面前一律自称“奴才”，这就杜绝了所有“自己人”的“不臣之心”和“非分之想”，而那些八旗领袖、亲王郡王们可历来都是桀骜不驯的。事实上，清王朝建立之初，八旗旗主权力极大。由他们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顺治帝、康熙帝都曾受到钳制。这时，光讲“君君臣臣”那一套是不行的，因为那是汉人的东西，必须用满族传统来包装。汉人称臣，满人称奴，一朝两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第三，他们发明了“秘密建储制”，即皇帝生前不再册封太子，只指定接班人，但秘而不宣，藏之高阁，皇帝驾崩以后才由顾命大臣当众宣布。这就避免了储君抢班夺权，太子结党营私，诸王阴谋夺嫡一类事端的发生。有此基础，他们放手让皇子皇孙、贝勒贝子参政议政，甚至代管部务，这显然又是吸取了前明皇族只会享受太平，不能保家卫国的教训，确保了皇室的坚强有力，应该说是煞费苦心，也算周密细致。问题是帝国制度此时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大清帝国最后几个皇帝，是连儿子也生不出的。建储制度设计得再好，又能如何呢？
不能说赵匡胤、朱元璋，以及清代统治者们的政策没有用。宋以后，鸦片战争以前，确实不再有藩镇割据和权臣谋逆，不再有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然而帝国也从此变得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再也焕发不出生命活力。结果，宋亡于元（蒙古人），明亡于清（女真人），清则差一点亡于来得更远、武力也更强的“洋人”。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不过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王朝，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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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王朝的气数（1）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到公元1911年清朝廷交出政权，二千一百年间，中华大地上建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这些王朝，大体上都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那么，它们的命运如何呢？或者说，帝国的历史如何呢？
让我们做一个回顾。
如果以所谓“五代十国”为界，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到公元907年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灭唐，共一千一百二十八年，是为上半段。从这一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共一千零四年，是为下半段。上下两段的年头，只差一百二十多年，大体上还是对称的，堪称“上下两千年”。
上下两段的结构也很对称。上半段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秦、汉、隋、唐。下半段也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宋、元、明、清。上半段的秦汉与隋唐之间，夹了个半统一的魏晋南北朝；上下两段之间，则夹了个半统一的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在帝国史上是个异类──中原五个汉胡杂糅的小朝廷，周边十个不成体统的小帝国（实为王国），就像五道热菜加十个冷盘。中原那五个小朝廷，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国号都有个“后”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所以叫“后”，是因为此前已经有过梁、唐、晋、汉、周了。可见这些立国的武夫，是一点创造性都没有的。周边十个小王国，吴（扬州）、南唐（金陵）、前蜀（成都）、后蜀（成都）、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南汉（广州）、南平（江陵）、北汉（太原），就更是七零八落可怜兮兮，而且前前后后此起彼伏，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这些小朝廷的寿命也很短：后梁十七年，后唐十四年，后晋十二年，后汉五年，后周十年，十分短命。十国的历史长一点：吴四十六年，南唐三十九年，前蜀三十五年，后蜀四十年，吴越八十六年，楚五十六年，闽五十三年，南汉六十七年，南平五十七年，北汉二十九年。但这些小国不过割据一方，苟延残喘，并不能算数。而且，按照“正统”的计算方法，整个五代十国总共只有五十三年，因此我们宁肯把它看作帝国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由这个小插曲分隔开来的帝国历史上下段也十分有趣。上半段四个王朝，隋唐是秦汉的翻版；下半段四个王朝，明清是宋元的翻版；而下半段中的宋，又可以看作是上半段中晋的翻版。晋和宋，都是后来只剩下半壁江山，只不过一个是东西（西晋东晋），一个是南北（北宋南宋）。甚至就连他们夺取政权的方式都一模一样。晋武帝司马炎是向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曹奂（魏元帝）逼宫，宋太祖赵匡胤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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