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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京都当艺伎:一个美国女学者的花街生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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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对新年的重视一样，每个月的第一天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艺伎在这一天同样要拜访茶屋的妈妈桑，通常这种造访更加正式，也更加重要。艺伎要步入玄关，在屋子里面郑重致敬。
围绕艺伎的身份变化而举行的活动也非常重要。舞伎的入门仪式、舞伎成为正式艺伎、艺伎学成出师、或许还有退出艺伎行业，这些活动当事艺伎都要告知所有茶屋。艺伎是为了自己和花街而举行这些仪式，并不是为了客人。先斗町的六十家茶屋在这种场合都会出现，她们每一个人会庄重地坐在玄关前，接受新舞伎或者新艺伎的问候。
在12月13日，艺伎的问候仪式是最为正式和隆重的。每位艺伎要带着佛手柑和两块镜饼拜访实习茶屋。｛43｝这个时候的茶屋搁板上，摆满了艺伎们赠送的镜饼和柑子。整个下午，妈妈桑都在接受艺伎们的问候。艺伎要以最正式的方式行礼；但是上茶之后，她们就会放松下来，或许还会聊聊家常。｛44｝凑巧的是，我在先斗町踏入艺伎之门的那一天，就是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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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疑的诞生（1）
我在京都已经住了三个月了。其实最初我是从东京开始进行艺伎研究的，而与三叶屋旅店老板娘的幸运相识，促使我搬到了京都。所有人都赞赏我的这个决定，认为在京都可以遇到最正宗的艺伎。（实际上，东京和京都的艺伎一样历史悠久，不过在人们的印象中，京都的艺伎、尤其是瓷娃娃一般的舞伎，更加传统一些。）三叶屋每个星期有两三个晚上会举行艺伎宴会，住在这里，我能看到艺伎们晚上如何工作，还能见到她们白天向老板娘如何答谢。
当老板娘去先斗町的其他茶屋串门时，我总是陪伴左右。渐渐地我熟悉了她出生的地方、长大的地方、成为舞伎的地方、遇到旦那的地方，以及现在她经营茶屋的地方。她就像是花街妈妈桑的一个缩影。她没有自己亲生的女儿，也没有附属于三叶屋旅店的舞伎或艺伎，所以在我来到三叶屋之前，她走访朋友、同行时总是一个人。
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已经习惯于见到我们俩同行。于是，后来我去采访艺伎时就会在门外这样说：“我是三叶屋的菊子。”我甚至自然而然地像其他艺伎一样，称呼老板娘做“妈妈”。
12月13日那天，妈妈桑对我说：“今天是‘事始’，我想你一定会对第一茶屋摆放的镜饼感兴趣，何不下午跟我一起过去看看呢？”在妈妈桑还是艺伎的时候，她的艺名叫“一乐”，自然她也和其他“一”姓艺伎一样，是在第一茶屋见习过的艺伎。尽管妈妈桑早已不是艺伎的身份，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她依然要去第一茶屋拜访，以示礼貌。
先斗町狭窄的街道上回荡着艺伎们互相打招呼的声音，她们总是一边鞠躬一边说：“Omedetosan dosu。”完全是京都风格的祝辞。（这句话是表示祝贺的意思，dosu属于京都地区的方言。——译者注）这个时候的天气有些寒意，但还没有到深冬的刺骨，穿着和服的女人也不一定需要披肩保暖。不过，妈妈桑却戴着一条银色的貂皮围巾。我发现妈妈桑们经常穿戴毛皮围巾，但是艺伎们却很少做这样的打扮。
“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栗鼠毛的围巾。”妈妈桑说道。她现在戴着的围巾是一个朋友去美国旅行时以较为便宜的价格帮她捎回来的。妈妈桑正在考虑是否亲自组织几个朋友一起出国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顺便也可以采购一些宝石、皮革和皮毛制品。“墨西哥那边饲养栗鼠的吧？”她问道。
当我们到达第一茶屋时，玄关外面已经摆放着好几双鞋子了。“抱歉打扰了，三叶屋来访。”妈妈桑在屋外恭敬地说道。一个年纪很大的女人立刻出来迎接我们，于是我们脱了鞋，走进屋子里。玄关里放着一个三层的架子，上面摆着镜饼和柑子，自然是艺伎们送来的礼物；每份礼物下面挂着一张长条形的纸，上面写着赠送人的名字；资历越浅的艺伎，她的礼物摆放的位置就越低。第一茶屋的妈妈桑，是一个身材肥胖却有着尖下巴的女人，她坐在屋子的中央，似乎整个房间都归她独享。一些艺伎则整齐而僵硬地挤在墙边，恭恭敬敬地跪着。
妈妈桑向第一茶屋的女主人深深鞠了一躬，当她直起身子以后，立刻朝着那些艺伎点头示意。艺伎们微笑着，因为她们都打心眼里喜欢三叶屋的老板娘。严肃的典礼被认为是京都的特色，但我的妈妈桑虽然完全习得了京都文化的精华，却很少在礼仪上故作严肃。相反，她总是使大家的相聚充满了温暖和幽默。可以想象，当她是一名艺伎的时候，她该多受大家的欢迎呢！
第一茶屋的妈妈桑坐在一张矮桌的后面，一个劲地抽着时髦的进口健牌香烟。她六个月前才继承了这家茶屋，因而她这种粗率甚至有点自大的态度，正是为了强调她作为新女主人的身份。这间屋子有一个高大的桃木佛坛，佛坛的门开着，里面摆着一些食物和鲜花，正中间是一张挽着黑纱的黑白照片。
照片中那个头发花白的女士是第一茶屋的前任妈妈桑，她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而且几乎成为先斗町艺伎崇拜的偶像。六月份的一天，她和朋友们在一家法国餐厅聚会，回到家后因为心脏病发作而突然去世，终年八十二岁。无数艺伎都群集于先斗町，她们身着忧郁的黑色丧服，哀悼着一个时代的逝去。这位声名远播的妈妈桑，被新闻报道赞为京都艺伎文化的百科全书。可惜在我第一次到先斗町之前，她就匆匆离世了。然而，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她的存在，即使是在去世半年之后，依然鲜活地印在人们的心上。
当一户人家尚处于服丧期间时，提着象征丰裕与生命的镜饼前去探访，这在日本被认为是一件极为不当的事情。但是先斗町的艺伎们仍然决定按照“事始”的惯例拜访第一茶屋，她们说，去世的妈妈桑会希望被人们快乐地忆起，而不是沉默地哀悼。实际上，这个下午的主人更像是这位去世的女士，而不是她神经敏感的继承人。在许多艺伎眼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在漫长的一生中，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对继承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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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疑的诞生（2）
而这位新妈妈桑，似乎对这些观点毫无知觉，她着手把第一茶屋打造为自己私有的产业，和花街的许多人渐渐疏远了。但是不管艺伎们是否喜欢她，她毕竟是第一茶屋的妈妈桑。而我即将要第一次以艺伎的身份出席宴会，所以我的妈妈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个事情，以免我因为将来表现不佳而受到茶屋的指责。
我在京都的头两个月，依然像在东京时那样，通过对艺伎的采访继续我的研究。三味线课程我也没有中断，只不过换成了先斗町花街的老师。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妈妈桑对我说道：“菊子，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不亲身尝试的话，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艺伎的生活。我可以帮你找一些和服，一梅也能做你的师姐。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实际上，当我在先斗町生活的时间越长，我就对艺伎的生活越痴迷，艺伎迷人的美丽与严苛的纪律都吸引着我。当妈妈桑提出这个建议时，我觉得我应该像艺伎那样克制自己兴奋的情绪。妈妈桑为了帮我准备衣服而找了几个朋友，大概花了一周的时间。然后，她又对我说：“菊子，还有一件事你得注意。在艺伎宴会上，客人们一般都不会要你唱长歌的，他们一般都只懂短歌。三叶屋每个月都会有一位教短歌的老师过来授课，你为什么不跟着学一点呢？你已经学会了三味线，我相信短歌对你来说会很容易的。”事实上，学习一种全新风格的音乐并不容易，但当我上了几次课之后，我决定将短歌作为我的专攻技艺。
怀着满腔热情，我的妈妈桑开始向第一茶屋的女主人描绘着我们的计划。“菊子的三味线水平比其他年轻的艺伎都要出色，而且她已经开始学习短歌，可以一边演奏一边伴唱，这确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当妈妈桑努力使第一茶屋的女主人对美国艺伎的实验感兴趣的时候，我始终端庄地坐在一旁。终于，这位女主人似乎起了一点兴头：“但是她穿什么呢？”大概是看到我五尺七寸（约米）的身材，她疑惑地这么问道。
这是妈妈桑最乐于听到的问题了，她立刻细述详情：“我从一御和久鹿那里找来了一些半新的衣服，这些和服和腰带看起来都不错，一御和久鹿跟菊子的身材也差不多。”她提起我的黑色长发，向第一茶屋的妈妈桑展示道：“这头发在美发室里能做出多么漂亮的艺伎发型啊！而且，”妈妈桑继续说道：“她的日语很流利，又会讲英语，如果有外国客人的话，她不正好可以接待吗？”
老妈妈桑承认确实是这么回事，她看起来对这个主意越来越有兴趣了。“那么，她叫什么名字呢？”她转过头来又对我发问道：“菊子是你的本名吗？这听起来也太过时了。”“不是的，”我回答道：“我的本名叫丽莎。”“丽莎！这个名字不错——非常有异域情调，”她说道。
在先斗町有个四十多岁的艺伎名叫来羽（らいは，日文发音为riha），是最出色的舞者之一。于是她们讨论让我做来羽的师妹，名字就叫来座（らいざ，在日文中发音和丽莎Liza相似——译者注）。不过，我的妈妈桑指出，我跟随“一”姓艺伎在第一茶屋进行培训更加方便一些；而且目前没有叫“一疑”的艺伎（上一位叫一疑的艺伎已经去世多年），那么一疑不是很合适的名字吗？我内心也深以为然。既然我想以全新的面貌做一个艺伎，那么我当然希望有一个全新的名字。何况“丽莎”并不像艺伎的名字，一梅也已经准备好了做我的师姐。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成为了一疑。我的妈妈桑终于成功地使第一茶屋的女主人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允许我亲身体验真实的艺伎生活。我的第一次登场就安排在了第二天晚上，我将和一群艺伎以及几位妈妈桑共同出席城外的一个宴会。第一茶屋的妈妈桑也将同行，以便了解客人们会有什么反应。几乎所有的人都担心一疑初次登场会表现不佳，而当我在第二天下午前往美发室做头发时，心里也渐渐开始紧张起来。
初次登场（1）
1960年代晚期的美国女大学生，就算已经成年，也没有多少去美容院的经历。我们都留着长发，用草药香波，呈现的是纯自然的状态。所以，一直到我作为艺伎初次登场的那天，我才第一次摆弄我的头发。首先，美发师将头发洗干净并且绕上滚轴卷起来，然后就让我坐在一个头盔下面使头发烘干。接着，把滚轴抽出来，将头发做成一个完美的圆屋顶的形状。为了使头发从后面看起来也很饱满，美发师会把用尼龙细丝填充的小包（我的祖母喜欢叫这种东西做老鼠）塞进头发里。最后再给头发喷上一种粘稠的喷雾，使发型彻底定型。我像是顶着一个奇怪的新帽子，回到三叶屋准备穿戴和服。妈妈桑和女仆们见到我的新形象都大为惊叹，显示出相当满意的神情。
我以前曾经穿过几次和服，所以自己先准备了起来。我穿上一双崭新的二趾袜，这种袜子在穿木屐的时候格外方便和舒适。艺伎，特别是舞伎，她们穿二趾袜就像芭蕾舞女穿芭蕾舞鞋一样。她们往往都有熟悉的定制商，二趾袜都是成批定购的。在艺伎眼里，最缺乏教养的事情莫过于穿着皱巴巴的脏袜子。
艺伎是不穿内裤的，这一点成为了醉酒后的男人永恒的话题。｛45｝由于和服将臀部裹得非常紧，因而内裤容易在和服上显现痕迹。而且，内急的时候，就算不用手忙脚乱地褪去内裤，可光是对付这身和服就已经够困难了。所以，艺伎们最贴身的一层衣服就是传统的“腰卷”，大概一码宽（约合米）、两码长（约合米），面料有棉质、丝质和尼龙的，简单地在腰部围上就可以了。
我穿上腰卷，套上一件棉质薄纱的汗衫，然后等着妈妈桑帮我穿上衬裙的衣领和袖子。这件黄色的丝质衬裙和浅粉色的缎子和服都是久鹿给我的。妈妈桑和另一个女仆一起，帮我系上织锦的宽腰带，上面是金色和银色的菊花图案。穿上这一身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的和服，我赶去第一茶屋和其他艺伎碰头。当我离开三叶屋的时候，“欧巴桑”大声说道：“你的脚在打架呢，”嘲笑着我笨拙的步伐。
艺伎们即使是被请到先斗町之外的地方赴宴，客人们依旧必须通过当地的某家茶屋雇佣艺伎，这是先斗町艺伎协会的规定。那个晚上是由第一茶屋选派六个艺伎——包括我和一梅——赴宴，大家都在茶屋等着豪华轿车接我们去石尊大厦。这座大厦是一座精致的传统建筑，最初是由作家谷崎润一郎出资修建的，在1920年代，他经常在这里举办文学沙龙。
现在这座建筑归住友集团公司所有，公司最高层的行政官员可以在这里宴饮娱乐以及款待客户。当天晚上，是住友公司大阪分公司的社长预定了宴会厅。当我们驶过漫长的沙砾路到达这里时，天色已晚，长着苔藓的石灯笼在松树林里闪烁着光亮。这是晚上六点钟，艺伎的工作时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参加宴会的客人们已经到达了宴会厅，一共有十个人，全都是男性。他们喝着苏格兰酒，谈着生意上的事情。艺伎们被带到旁边的一间小会客室，里面有沙发和电视，我们就在这里等待客人的召唤。红叶带来了她的三味线，年轻的女孩子带了舞扇。考虑到客人可能会要求她们表演节目，她们简短地就音乐类型讨论了一会儿。红叶可以演奏任何风格的音乐，就看一年前成为正式艺伎的一梅和一照能够跳什么类型的舞了。她们很快就从保留剧目当中选择了两个，一个是《松之舞》，另一个是双人舞《石桥》，两个舞蹈的配乐都是长歌风格的。我们当中有一个叫一若的舞伎，能够跳更流行的《祗园歌谣》，歌谣的内容是列举与京都和舞伎有关的种种画面。
红叶调了调三味线的弦，以手指代替象牙琴拨，轻拨琴弦，让两个年轻的艺伎预演了一下。她转而又问我是否能表演唱歌，我说，大概能唱《水润新茶》，这是我目前为止掌握的两首小歌之一。艺伎们听说我会演奏三味线，还学习了小歌，不过她们都不太相信。于是红叶把她的三味线借给我，希望我可以亲自表演一下以满足她们的好奇心。
我接过她的三味线，发现这是一把用猫皮、黄金配件和象牙钉制成的精美乐器，比我那个结实但粗糙的狗皮木质三味线好多了。我将琴弦调到了本调子，这是三味线的调弦法中最基本的一种。艺伎们立刻产生了一阵骚动，“你真的会弹呢！”其中一个说道。这是日本人的一种习惯，当看到外国人展示了哪怕是最初步的日本传统艺术技能时，他们都会表现出极大的惊奇。“我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演奏长歌了，”我告诉她们，这也许为我的调弦能力做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实际上，虽然我能够演奏比短歌更复杂的长歌，但我以前却没有学习过唱歌。那些唱词，对有些艺伎来说非常简单，可是对我而言则相当困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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