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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京都当艺伎:一个美国女学者的花街生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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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罚砩系墓ぷ饕惨粘＝小Ｋ裕�4月份和9月份，艺伎们每天上午十点就要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歌舞练场进行彩排。有些艺伎会缩减晚上的工作时间来保持精力，但是大部分艺伎都为自己的吃苦耐劳而骄傲。
就我后来所听到的故事来看，4月27日的晚上，一梅应该是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喝酒狂欢了。朋友们为她着想，让她早点回去睡觉。因为她那天喝得太醉了，而歌舞表演又即将开幕，她必须得到充分休息。凌晨三点发生火灾的时候，一梅正睡得昏昏沉沉。她大概也被人们的惊叫声或者火的高温所惊醒，因为后来人们发现她的遗体跌倒在离楼梯不远的地方。据报纸的新闻报道，一梅是因为吸入烟雾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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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总统与舞伎（1）
火灾过去一周后举行了一梅的葬礼，接下来的一周是追悼仪式。在人们送来的祭品中，除了无数绑着黑白带子的鲜花之外，还有一封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发来的唁电。
杰拉尔德·福特作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于1974年11月开始了他的日本之行，日本民众把这次访问视为一次全###动。福特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与日本首相共进午餐，政府还组织了大批学生在福特出现的每一个场所摇旗呐喊。当福特一行来到传统文化气息浓郁的京都，如果不在艺伎侍奉的筵席上体验一番的话，那京都之行绝对不能堪称完美。
福特及其随从人员乘坐黑色豪华轿车，驶过京都动物园和平安神宫，来到位于东山的一家名叫鹤屋的饭店。几年之前，伊丽莎白女王也曾经在这家饭店享用过美食。如今，这两位贵客的菜单一直被饭店所珍藏，他们向世人展示总统和女王是怎样按照日本的传统料理顺序品尝了生食、醋食、煮食和烤食。不过，神户牛肉和天麸罗也被端上了饭桌，而且这两样菜肴更加适合外国人的口味。
参加福特宴会的艺伎是从京都六大艺伎区中的三个区挑选出来的，分别是祗园、先斗町和上七轩。这三个艺伎区之间，有时候也会进行高低档次的比较，但总体而言都属于一流的艺伎花街，在外事活动中向人们展示日本传统文化的艺伎也都是来自这三个区。这三个艺伎花街的艺伎们彼此都算熟识，也认识各人的妈妈桑，但她们与另三个较低档次艺伎区的艺伎却往来甚少。
尽管都是来自一流花街的艺伎，她们仍然为能够侍奉福特总统的筵席而欢欣不已。新闻记者扛着摄像机在榻榻米上来回穿梭，总统尝试用筷子吃饭、艺伎为总统斟上日本米酒的景象，都是他们竞相拍摄的画面。
那时我正在加利福尼亚洲撰写我的学位论文。我饶有兴致地观看晚间新闻中，总统与两名面色雪白妆容规整的舞伎一起用餐。大概一年之后，我和妈妈桑在她的茶屋里聊天，还谈起了福特之行。
“在我来日本之前，我在新闻里见过福特和两名舞伎一起用餐，您知道那次宴会是在哪儿办的吗？”我问道。
“当然知道啦，就是鹤屋呀，你还去过那儿呢。其中一个侍宴的舞伎就是你的师姐一梅。”
“真的吗？这么说在我知道先斗町之前我就已经见过一梅了呀，她的头像登上了美国的各家报纸呢。”
我到房间翻出之前做的剪报——没错，那个颧骨微高、看起来略带一点迷惑神情的舞伎就是一梅。后来我见到一梅时，我问她对那次宴会和福特总统有什么想法。她说她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为福特总统斟了一杯米酒，随后就退到一旁把机会留给另一个舞伎了。“那么多闪光灯照着，还真是很热呢。”一梅说道。
在大型的正式宴会上，舞伎们是非常文静的。作为实习艺伎，她们依然处于学习过程中，大部分的舞伎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无法在既是外宾又是政府高官的客人面前做到收放自如。但是舞伎不一定要诙谐幽默，她只要像个精致的瓷娃娃一般，端庄文静地坐在一边，这就足够了。如果恰好她既聪明又美丽，无疑是一件幸事，但人们并不希望年轻的舞伎过于健谈。应酬说笑的事还是交给年纪较大的艺伎吧，虽然她们已经必须依靠染发来造就青丝如云的效果，但多年的人生阅历让她们能够自然地拿捏客人的心态、把握谈话的分寸。
宴会上通常都会安排年轻的舞伎和年长的艺伎共同出席，舞伎们依靠身着独特精美的服饰烘托古典氛围，而艺伎们则依靠诙谐幽默调节气氛。客人们都有自己的喜好，所以在不太正式的筵席上，舞伎和艺伎出席的比例变化很大。有些男人觉得很难发现舞伎的个人特色（“全都千篇一律地画成白色脸孔”），所以他们宁愿叫一些熟知的艺伎前来侍宴。但是另一些男人有着浓厚的怀旧情绪，舞伎就像是从木刻版画里走出来的女孩子，所以他们偏爱与舞伎同席，享受浪漫的古典氛围。但即使是这种情况，艺伎还是会一同赴宴，只有舞伎出席的宴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且舞伎们的生活起居都是成群结队，在这样一个团体中，十七岁的孩子感兴趣的话题大概只有另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才会觉得有意思吧。
不管准备得多么周到，一旦客人是外国人，那所有的安排都无济于事。两方面的期待造就了这种多种族参与的“艺伎盛宴”。一是外国人期望好好了解日本，二是艺伎被认为是日本传统的缩影，于是艺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解日本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西方人在这样的宴会上往往是迷惑多于愉悦。礼节上的安排与实质上的愉快无可避免地产生正面碰撞。
比如，美国人对舞伎独特的妆容和华丽的和服充满了好奇，当艺伎也身着盛装带着假发出现的时候，他们同样会感到惊艳。可是这种最初的惊艳很快就因为“非天然”而遭到美国人的厌弃，美国人对艺伎通常的评价都是“她们的妆化得太浓了”。在美国人看来，艺伎的舞蹈是优雅而充满异域风情的，但仅仅只是充满异域风情而已，而她们的音乐伴奏恐怕连异域风情都谈不上了。另外，因为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日本人所推崇的年长艺伎善于言谈的魅力，美国人根本无法体会到。如果艺伎们试图通过“石头、剪刀、布”这样没有语言障碍的游戏来娱乐外宾，美国人也会努力配合，可是随后他们会暗笑日本人怎么会这么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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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总统与舞伎（2）
尽管外国人在与艺伎一起进餐时，除了满足了好奇心之外，几乎得不到任何欢愉，可他们仍然认为不见识一下艺伎文化会给日本之行留下遗憾。即使奢华如福特的那场宴会，也同样是以这样的概念为基础的。也许这恰好证明了艺伎作为日本文化象征的生命力所在吧。
上座
在日本的宴会厅，上座位于壁龛的前方。在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壁龛中，经常挂着与四季应景的画轴或者展现精美插花艺术的花瓶。这些装饰能够聚焦房间里所有人的审美目光。坐在上座的贵客其实是没有办法欣赏这些书画花艺的，但他的位置仿佛身处画中，并且因为其他人的关注而心满意足。所以，日本的上座，实际上是由他人的目光而构建起来的一个特殊位置。
在艺伎参加的所有宴会中，占据上座的客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受到艺伎最多的关注。艺伎进入房间之前，客人们已经各就各位，通常大的宴会厅会有五六个艺伎前往侍宴。最先进入房间的艺伎会径直走到上座客人的身边，其他的艺伎则分散在宴会厅的各个部位。众人坐定，于是开始第一次干杯，宴会就算是正式开始了。随后艺伎们就开始在众多客人之间穿梭周旋，但总体的分布模式永远不会改变。每个艺伎都要在上座客人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一旦上座客人身边出现空缺，其他艺伎要立刻补上。年长的艺伎在这方面非常善于把握分寸，年轻的舞伎则不太能够体会其中的精妙，因而需要师姐们的指导。
福特总统在宴会上自然是坐在上座，一梅当时正准备帮他斟酒，恰好赶上了拍照的一个高峰。实际上，没有艺伎注意到在美国播报的新闻，所以当我拿出报纸上的照片给她们看时，她们打趣一梅是“福特先生的女朋友”。一梅与杰拉尔德·福特这个淡薄的交集，完全是因为偶然的摄影高峰造就。但正是因为这一交集，促使我写信请求福特先生给一梅的妈妈桑发去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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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地形（1）
我再次回到日本的时候，妈妈桑和她的儿子渡濑恒彦一起到关西机场接我。在我和妈妈桑等渡濑恒彦取车的时候，分别一年的妈妈桑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福特先生的唁电是否和我有关。她说一梅的妈妈桑认为是我把一梅去世的消息告诉福特先生的，毕竟她只认识我这一个美国人。一梅的妈妈桑至今仍然住在医院，失去了女儿，没有了房子，又断了生计，巨大的打击摧残着她的身体和心灵。妈妈桑说，我见到她时一定会被她急剧衰老的面容吓一大跳。
走出机场之后，温暖潮湿的空气立刻让我气喘吁吁。在夏天的京都，人们见面打招呼时最常说的就是“天气真是炎热又潮湿啊”，男人们会一边这样说一边擦去脖子后面的汗水，女人们则用手帕轻轻拂去额头的汗珠。正当关西海岸送来了一缕微风的时候，渡濑恒彦的汽车也开来了。
天已经快黑了，所以我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渡濑恒彦开着的是一辆崭新的丰田皇冠，属于丰田车系的一线品牌，配备了很多我还没有听说过的功能。渡濑恒彦用脚跟踩熄吸剩的香烟，帮我把行李放进车厢。“欢迎回到京都，天气真是炎热又潮湿吧？”他喘着气说道，一面钻进车里，把空调开到最大档。
从关西机场到京都至少有五十五分钟的车程。在这辆汽车的仪表盘上有一个报警器，当汽车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八十公里限速时就会发出警报声。于是，谈论这个报警器就成了我们这一路的话题。
在我离开的这一年里，妈妈桑向我诉说得最多的变故就是死亡。离开我们的除了一梅外，还有菊五郎的旦那。菊五郎居住在热海，是一个中年艺伎，她的名字取自著名的歌舞伎演员尾上菊五郎。在我调查下等酒馆里艺伎业发达的原因时，常常去热海找她。而那位旦那，是一个东京的商人，也是妈妈桑旅店里的常客，他和菊五郎就是通过妈妈桑而结识的。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温和、慷慨的男人，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也非常难过。
另外，四十五岁的山小黑（黑人）因为心脏病而去世，她跟我们是同一个小歌（一种通俗短小的日本歌谣）演唱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一共有五十五个人，包括艺伎、商人和家庭主妇，全都跟着同一个老师学习小歌。有些和我上课时间相同的朋友我非常熟悉，另一些同学我就只在学期演唱会上见过。我不太确定这个山小黑是指哪位黑人朋友，因为当时班上有好几个黑人同学，老师都是这样戏称她们的。不过，我还是觉得非常遗憾：“多可惜啊，还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呢。”
汽车渐渐驶近京都，我开始见到一些熟悉的地标性建筑：京都府酒店后耸立着西本愿寺的古塔，远处的比睿山顶上闪着星星点点的亮光。我一直非常偏爱京都这种简单规整的城市布局，主要道路都以直角交汇，与其他日本城市迷宫一般的街道格局大不相同。京都的旅游手册上告诉人们：京都是在公元794年以唐朝都城长安为范本建造起来的，当时，日本人醉心于唐朝的灿烂文化达一个世纪之久。恒武天皇——日本历史上的第五十个天皇，将都城从三十五英里以北的奈良（一个稍小一些，但同样是仿造长安建造的城市）迁至京都。京都四周被群山环绕，是典型的盆地地形，皇宫就建造在鸭川河的西岸。像中国都城的格局一样，皇宫座落于正北方，城市道路就是从这里往外延伸的。
日本战后的工业化进程对京都的影响并不剧烈，这多半是因为京都群山环绕的地理环境。另外，京都本身没有重工业（大部分重工业都集中在大阪），所以不会有大批外来人口涌入京都。对京都来说，最主要的产业就是京都本身——它的文化、历史和景致。
京都市内禁止修建十层以上的建筑，这条法令是为了保护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刹宝塔的景观。丑陋的京都府酒店却赶在法令颁布之前修建起了高楼，极大地破坏了京都的景致。也许正是这样一个反面教材的存在，促使后来的人们都严格遵守着这条法令。
京都人解释任何事情都喜欢说“由于京都地处群山环绕的盆地”，他们认为正是京都的盆地地形，使京都比东京更具有包容性。（“在某某事情上，我们和东京人可不一样”是京都人的另一条格言，也许这一想法正是产生以上两种观念的基础。）由于地处盆地，京都的夏天分外潮湿，整个城市仿佛都被热雾所笼罩。而同样因为地处盆地，京都的寒冬也格外的湿冷刺骨。
群山环绕的京都没有更多的土地可供城市扩建，但正因为这样才使珍贵的传统文化不断积淀。和东京比起来，京都更像一方精致的丝帕，而东京则如一条褴褛的围巾。
京都古旧的电车已经于1970年代遭到废弃，但是乘坐出租车的话，可以从位于南端的京都车站穿行至位于北端的植物园。电车虽然已被弃置，但残留的轨道却为京都划分出了一道界线。这条矩形的轨道东至东寺，西至西寺，北达北寺，南到九条。一旦踏出轨道包围的地区，我就感觉像是要出去远行一般，其实京都市政区的范围比这块区域大很多。
京都地形（2）
走在像京都这么小巧而布局规整的地方，如果你依然对方向不能确定的话，就看看远处的比睿山吧。位于盆地东北角的比睿山，在京都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有这样一个坐标，跟我一样的路盲们就不必害怕了。手持地图漫步京都，比睿山顶远远的亮光总是会让人觉得亲切而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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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斗町重逢（1）
渡濑恒彦把我们送到了三叶屋旅店的门口。这座传统日式风格的建筑虽然命名为旅店，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收入来自住宿。出租提供艺伎侍宴的宴会厅，是三叶屋绝大部分的收入来源。三叶屋是为数不多的政府许可的艺伎服务场所之一，偶尔在此留宿的客人一般都是老板娘熟识的朋友。
尽管留宿的客人会付房费给老板娘，但应允他们留宿实在是人情上的照顾大过生意方面的考虑。旅店的女仆因为要为客人铺床、准备早点而抱怨不已，而且她们还得不情愿地把电视的音量调到很低。女仆们晚上为了宴会厅的生意已经非常辛苦了，不希望白天的休息时间还要被逗留的客人所侵占。
在三叶屋的门前立着一面钉着木板的土墙，上面有一扇推门，但是这扇推门从来没有打开过。如果不是白色招牌上写着“三叶屋”这几个字，这里简直就像一座私人宅院，陌生人一般是不会到这儿来投宿的。
三叶屋的大门有着平整的屋檐，进门之后一个狭长而精致的小花园映入眼帘。花园的尽头是正屋的入口，侧面则是不起眼的木质祠堂。
旅行回来的家人，在经过祠堂前要再三双手合十表示敬意。负责三叶屋日常工作的老女仆，每天早上会给花园浇水，然后给祠堂里粗糙的瓷碗中加满水。每年的春天和秋天会有专业的园艺师来整理树形，但有些植物往往等不到那时候就需要修剪了，三叶屋的老女仆经常一边清洗树叶一边抱怨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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