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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锋怪异的真话集:尾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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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手榴弹结缘始于初中一年级。其时，学校成了革命派、造反派的摇篮，斯文扫地，知识分子和书本被视为红头苍蝇和垃圾，作为学生，在革命和造反的夹缝中学会撒野和放羁，那不啻是一种时髦。我赶时髦，以至爱上了手榴弹这种不乏“撒野”、“放羁”象征意味的玩意。可以说，是时代让手榴弹走进了我荒唐而苍白的中学生涯。
因了手榴弹，我产生了深深的沙场情结，听见“运动员进行曲”就热血沸腾；因了手榴弹，我为母校和体育教师赢得了尊严和微笑，但文化课成绩却一落千丈；因了手榴弹，我蔑视陈规陋习，在家乡第一个穿上为乡人所忌讳的白色田径鞋；因了手榴弹，我从芙蓉中学插进了乐清中学，使城关学生变得更加优雅高贵；因了手榴弹，我成了一位“假非洲”，全身黑得像块炭，而且，四肢畸形发展，右的总比左的粗；因了手榴弹，我领略了不少异地风光，出了许多带有乐清地方特色的洋相，结识了一批出手沉重的拳坛高手，领教过省级教练、地级教练、县级教练、乡级教练种种风格不同的厉害，同时忽略了红尘间最具生命魅力而又最具审美价值的动物——女人；因了手榴弹，我曾忝于温州地区少年田径队教练行列，显得师爷气十足，并自我感觉良好，高中一毕业，便高声大嗓地当上了芙蓉中学的体育代课教师；也因了手榴弹，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教练李再乐老师赐给我的最高奖励：“倪蓉棣平时是英雄，比赛时是狗熊。”……
诚然，手榴弹不是和平鸽，它是粗俗、野蛮、放肆甚至是危险的化身。我与手榴弹为伍，从立身上讲，似乎是个错误，因为由物及人，我很可能被定位为“四肢发达、思想简单”的粗人；而从立业上讲，又似乎错了位，因为我的身高、体重、体格、脉搏、力量，命中注定不会终身驰骋沙场。惟其如此，一方面，我对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取消手榴弹比赛项目没有感到吃惊、沮丧，恰恰相反，我为自己因之成为乐清体坛上第一个“永远冠军”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的“立身错误”和“立业错位”感到不无懊悔、痛心——因了手榴弹，我白白浪费了六年最珍贵的中学年华，并因之铸就了轻提重放、就实避虚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命中注定不会为世俗所接受而成为某些人善意责难甚或攻讦的靶子，以至与这个圈子、那个圈子无缘或格格不入。
今天，手榴弹已远离我而去，当年的声势、体面、豪情和深深的沙场情结已不复存在。我常常想：假如当年我与笔墨为伍，或者与真的手榴弹为伍，今天会是怎样一种活法呢？我有时甚至这样想：许多人不了解我这段风风火火的历史，而他们一旦了解了，会不会因此怀疑或提防“倪蓉棣有一颗爆炸的心”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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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十八岁那年中秋
在城里过中秋，年年况味相近，我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印象。但十八岁那一年，我在老家芙蓉街度过的那个中秋，事情很好玩，它影响了我的人生，我倒记忆犹新，怎么也忘不了。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
那年中秋，晚饭后，我被一班弟兄拉出去荡街。所谓弟兄，就是指喝过酒、拜过神、发过誓的朋友。誓言也简单，就两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从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里学来的。芙蓉街上的年轻人，到了十八岁，大都加入各种弟兄班。我没有加入弟兄班，但我的一位邻居兼朋友，他有自己的弟兄班，平时他便拉着我与他的弟兄们一起玩。大家不见外，对我很友好，因而把我也看作了弟兄。
荡街近似于逛街。我们一班弟兄，七八个，沿着扭来拐去的街道，慢悠悠地散步，步子也扭来拐去。芙蓉街格局小，三街九巷，荡来荡去，也乏味，于是，后来我们就转移地点，去了溪涧。溪涧连着大海，潮涨潮落，大海源源不断地向它输送鱼虾蟹，它便成了一座猎趣乐园。自然，我们热爱这座乐园，几乎天天去那里捕鱼捉蟹。我们还常常在溪潭上比扔石头，比打水漂漂。我扔石头，远达一百二十多米，打水漂漂，最高一手四十六漂，比当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还多八漂，在芙蓉街绝对没有敌手。可惜，来到溪涧，月亮爬得还不高，四周不怎么亮，我们无法在溪潭上比扔石头和打水漂漂了。大家只好沿着溪滩慢慢地游走。
我们这班弟兄，年龄相仿，虽没有筹钱设立拳坛，请师傅授拳，但大家眼睛亮，记性好，平时在各拳坛间穿梭，无师自通，每人也多少学会了“三脚猫”的本事。我也一样。于是，大家一边走路，一边说着拳坛和拳师的故事。说着说着，大家手脚发痒，彼此竟比试起武功来。我个子瘦弱，蛮力小，知道自己不行，便主动靠边站。但弟兄们哼哼哈哈，怎么也不放过我。大家先是比摔跤，一对一，自己找对手。俗话说，柿子拣软的捏。他们都争着点我的名。我说，我不比了，认输不行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行。有人甚至说，平时你扔石头，打水漂漂，次次出风头，多神气，今天就是让你难看的，让你也尝尝大家的厉害。此话很有挑拨性、发泄性，大家听后哈哈大笑，齐声说，对，让你也尝尝大家的厉害！结果，我成了臭豆腐，在摔跤中被人欺负得一塌糊涂，不光被重重地摔倒在地，还被死死地压在地上透不出气。本来，输赢很正常，但我输了，大家感到似乎特别开心、痛快，尖着嗓子又喊又叫，还故意怂恿我的对手，往死里压，并在我身上尽可能多压一些时间。我第一次体验到当弱者的痛苦和悲哀。接着比推步，也是一对一。推步，就是彼此扎着马步，让对方推，谁先移动了步子，谁输。大家依然争着点我的名，我依然成了臭豆腐，被人欺负得一塌糊涂。
最后一个比试武功的项目是敲断。敲断是芙蓉方言，指的是彼此用手臂狠狠敲击，看谁能忍住疼痛，坚持到最后。这是一个很残酷的项目，但谁都不甘示弱。我的对手特别强大，他长得像武松，人高马壮，而他没有读高中，在家打铁，天天抡十三镑重的大铁锤，手臂炼得*，我跟他比敲断，这自然是一场很荒唐的游戏。比赛还未开始，大家见了便哈哈大笑，有人甚至还嘎嘎笑着，摸我的头。我受到了空前的羞辱。我豁出去了，高捋袖管，捏紧拳头，瘦小的手臂陡然硬得像一根铁棒！嘭嘭嘭，嘭嘭嘭，我狠狠地迎击对手挥过来的手臂，痛得五脏六腑分了家，但我憋住气，咬着牙，死撑着，就是不退却。五十个回合、六十个回合、七十个回合直至一百个回合过去了，我依然坚强地顶着，气喘得山响。现场突然静了下去，大家惊呆了。嘭嘭嘭，嘭嘭嘭，手臂的撞击声继续在爆响。终于有人看不下去，站出来说话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比了，算是平手吧。”我吼吼道：“谁说好了，我要比！”对手愣了一下，也高声喊道：“我也要比！”于是，嘭嘭嘭，嘭嘭嘭，手臂的撞击声再一次响起。月亮已升得很高，把四周照得亮堂堂的。我已不记得当时与对手共撞击了多少回合，但最后一个镜头却令我永生难忘——对手突然跌坐在地，他抚着右手臂，低着头，轻轻地说：“我认输。”
我异常激奋，吼道：“我还要比，谁来！”
“你牛什么，我来！”
“我来！”
“我也来！”
弟兄们不信邪，纷纷跳了出来。
我忽然变成了一头猛兽，疯狂不已，咆哮着，出手又狠又凶，右手臂像霹雳，啪啪作响。对手们个个惊怵，有的只三个回合，就痛得叫皇天，立即退下。不消一刻钟，我便干净利落地击溃了五六位对手的猛烈攻击，让他们个个变成龟孙子，缩着身子，摸着手臂喊哎哟。第一个对手甚至哭了，说：“明天我怎么干活呀，回家我要让爸爸骂死了。”我这才注意到，妈妈的，这位对手的右手臂肿得简直像水桶。的确，明天打铁，他是无论如何也抡不动大锤了。
但大家不相信眼泪，哈哈大笑，并拍我的马屁，感慨地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我自然成了大英雄。大家主动问我，接下去玩什么。我很亢奋，想都不想，喊道：“吵街去！”
“好，吵街去！”大家齐声响应。
吵街就是穿着木屐齐步地在街上走。木屐有个特点，吃软不吃硬，穿着它在泥地上行走，它很听话，一声不吭，但若在石头路上行走，它就呱叽呱叽、呱叽呱叽，一路喊叫，吵得厉害。这自然是一种恶作剧。我们说做就做，立即从溪涧回转了街道。我当仁不让，喊着口令，亲自充当指挥。于是，弟兄们沿着石头铺就的、像狗肚肠一样扭来拐去的街道，挺胸凸肚，统一步伐，甩开手臂，大踏步地正步前进。结果，呱叽呱叽，呱叽呱叽，整个芙蓉街被“呱叽”得搅了底，翻了天，而紧随而来的，满城是一片笑骂声，夜空里充满了怪异的快乐气氛。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是什么时候回家的，我只记得自己是一条汉子，一夜之间，真的长大成人了。我的右手臂虽然肿得也像水桶，一个星期都不能动弹，但我一直没有后悔，反而感到很骄傲。的确，人应该有拼命精神，有了拼命精神，世上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可怕的，而人活在世上，才会活得有尊严，有格局，有滋味！这些年来，我之所以一直活得不错，事业上也少有建树，这全是因了我身上有一种拼命精神。
这种拼命精神正是发轫于那次悲壮的“敲断”经历。
正因如此，我怎么也忘不了十八岁那年度过的中秋。
不错，那年中秋，月亮似乎特别圆，特别亮，以至今天我回忆起来，心底依然是乾坤朗朗、清辉万里。
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于乐成马车河
活法
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活法。
我懂得怎么活，严格地说，是从中学调进县委办公室之后。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被安排在县委办公室政策调研科干活。科长是位军转干部，叫郑章成，他写文章出手飞快，每回写好文章，他总是让我誊写一遍。他的文章中常常出现“电Ｏ”的字样，我不明白那“Ｏ”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敢问，照抄不误。后来，郑科长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说我为人老实，忠诚可靠。从这一天开始，我懂得，人活在世上，有时候可以不用动脑筋。
但我自找苦吃，不久，竟糊里糊涂搞起文学创作来。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劳动，不动脑筋不行。于是，我活得很累。我总是将自己的名片对半撕开，看人头分发。我的名片一半单单印着姓名，另一半则印着姓名与自嘲文字：倪蓉棣，人格分裂，爱憎分明。——你是搞文学的，我就把后半张递给你，而你不是搞文学的，不好意思，我就把前半张递给你。奇怪的是，我分发这种“人格分裂”式的名片，从来没有人问我，什么叫“爱憎分明”。其实，我爱的是“不用动脑筋”，憎的是“动脑筋”。
*年，北京闹风潮，我去北京大学作家研究生班读书的美梦破灭。于是，我搁了笔。我的名片不再“人格分裂，爱憎分明”，它变为完整的一张，跟常人的没有两样。对此，有人戏谑道：“乐清少了一位作家，多了一位官僚。”
从此，我活得比较自在、轻松。
一九九三年，乐清撤县设市，我忽然心血来潮，向书记叶建新进言道：“我们请几个人，创作一首市歌吧。”想不到，叶书记竟同意了，而且，他还亲自挂帅，不时地把许宗斌和我等几个酸溜溜的人关进他的房间，在那些豪气冲天的歌词中间徘徊、踟蹰。哎呀，那些日子才叫作日子，做文人的多体面啊！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叶书记却因“书生气太浓”，从乐清被调回了省城。于是，市歌昙花一现，很快让人给遗忘了。不过，我却因此懂得：一个人，在不该动脑筋的地方动脑筋，是不明智的，至少是幼稚的。
我忽然爱上了下象棋，成了一位十足的棋迷。这可害苦了我的妻子，她被我彻底地冷落在一旁，成了家中多余的人。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在街上某个角落，把我从一堆混乱而陌生的人头中捉回家。她先是埋怨，接着是生气、愤怒，最后是无可奈何。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下棋很伤脑筋，你不如重新去写小说。”
其实，妻子不理解我。我把下棋看作一种高级的休息方式，根本不在乎其输赢，怎么舍得动脑筋呢？况且，我的脑子日渐僵化，偶尔动点脑筋，也是有益的呀！
我没有听从妻子的话，依然我行我素，当我的棋迷。
二○○○年七月，我的胃与我过不去，让我不得不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不久，我给自己留下了这么几句歪诗：“我在上海一口偌大的白色棺材里，身上掉了一块肉，我不知道这块肉，最后落进了哪只狗的口……”
这诗自然没有写完。不过，从上海回到乐清，我把自己看成是从阴间回到阳间。我没有像所有的伟人、名人、奇人一样，死过一回之后，对生命的真谛大彻大悟，无不采取与从前截然不同的活法。我还是从前的我，依然重复过去的活法。
直至今天，我依然蜗居在市政府那座深深的院子里。近些年，尽管有人劝我重返文坛，有人劝我下海经商，但我始终坚守自我。我想，上苍既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继续享受生活，而我在市政府大院里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学伟人、名人、奇人的样，改变自己的活法呢？
只是，有时我想起那几句歪诗，心里涩涩的。的确，我的脑子已经僵化，这辈子恐怕再也写不出那样的诗句了。
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乐成马车河
真诚的过错
说一件乏味的事。
这件事，索性让我从中间说起吧。
那天，我赶到黄岩并找到他们，已是下午一点钟，从这个时候算起，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夜半天，因为他们明天一早就要离开黄岩，去杭州的车票都买好了。
我不认识他们。是真诚让我相信他们当中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我的舅妈，一个是我的表哥。他们从台湾过来。他们在台湾活得也许很自在，很有风度，很有滋味，但他们的影子却跟蛇一样，四十多年来，一直可怕地缠在我家的屋檐下，以致我家永远留着一个太阳照不到而阴暗发霉的角落。因了这个阴暗发霉的角落，我家的大门索性昼夜敞开着——红卫兵、红小兵们，各路造反派们，贫下中农们，他们随时都会冲杀过来，他们来时，撬地板，扒灰堆，拆烟囱，翻箱倒柜，搜身，审问，几乎每次都掘地三尺，我因此成了黑五类，并明白无误地被剥夺了上高中、当兵、读大学的资格。我有一百零一个理由，可以不让我的妈妈拎着墨鱼干、虾皮、紫菜，也可以不让我自己带着雁荡山风光的录像片，起个大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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