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的岁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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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管”，便叫汤直接到湖北接管。7月29日汤到汉口时，莦指使“拒汤派”横卧在京汉路的轨道上，火车不能开行，汤乃在刘家庙下车，改乘军舰在汉口特区登陆，江岸上又有不少的“迎汤派”被军警横施殴打，受重伤者有四五十人。莦派副官邹海清到军舰上劝汤不要登陆，以免引起骚乱。汤不听劝阻，登陆后亲自渡江到武昌去见莦，莦拒而不见，却在军署内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举行所谓湖北各公团联席会议，当场推举莦兼任省长，而莦也就马上宣布就职。汤把这情况报告黎，但黎也无能为力。

　　关于内阁问题，颜惠庆应允担任到8月1日国会复会的一天为止。此时伍廷芳已死亡，黎打算找南方“名流”唐绍仪组织内阁，以便促进统一。这时曹锟与吴佩孚也表示不干涉。但唐在香山的原籍不肯“出山”7月31日黎派司法总长王宠惠代理内阁总理。在总统与军阀之间的矛盾之下，王乃于8月19日提出书面辞职，并推荐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23日黎邀请各政党人物到总统府讨论内阁问题。政学系、益有社分子一致主张不必顾及吴佩的反对，派张绍曾组织，内阁，但是黎又反过来劝他们不要与实力派为敌，以免引火焚身。这天的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9月19日，黎元洪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内阁，正式派王宠惠为内阁总理。这个内阁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财政总长罗文干、教育总长汤尔和都属英美派，当时被称为无党派的“好人”因此有“好人政府”之称。事实上这些“好人”都是吴佩孚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次内阁的改组，是黎元洪对实力派的全面屈服。

　　王内阁成立后，保派在财政、外交两长中并未取得一席，因此他们策动倒阁运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

　　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三次常会开幕仪式，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告开会，议员彭养光大骂黎元洪高唱统一，可是国会自身首先就不统一。接着，议员凌毅提出质问：“黎元洪凭什么资格出席国会？”黎元洪见会场形势不佳，催促吴景濂快点念完开幕词，自已匆忙地读着颂词。这时台下掀起一阵大吵大闹的声音；王宠惠见闹得这样凶，便不敢致颂词，于是大家走到会场前面等候摄影。正当就坐的时候，郑江灏恶狠狠地跑过来，大骂“私生子内阁”推开王宠惠不许就座。吴景濂连说带劝才把他劝开了。

　　在各派互相争权夺利的情况下，王内阁已无法维持下去，于是在12日提出总辞职。

　　黎元洪利用元首的特权，找了一位“名流”汪大燮组织“过渡内阁”。汪内阁发表就职后，吴景濂、张伯烈首先通电反对，汪内阁在30日上午9时30分通电就职，当晚9时又通电辞职，当时称为不满12小时的短命内阁。

　　12月5日，黎元洪决定由张绍曾组织内阁，6日将张绍曾内阁同意案提交国会通过。1923年1月4日正式任命张绍曾为国务总理。

　　张绍曾的内阁成立后，国内战争不停，各省兵变，“匪”患的警报越来越多，北京各机关和教育界出现了索薪高潮；外交方面，四国银行团屡次抗议到期外债不还，公开建议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同一时期直系军阀两个头目，曹锟醉心于最高问题，吴佩孚忙于布置“援闽”，攻粤的武力统一计划。在这样一团糟的局面下，张绍曾并不感到气馁，他自居为几年来唯一的合法内阁，想在他的手里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他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名流在北京颐和园举行“国事协商会议”协商和平统一问题。1月8日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不愿有一个津派内阁，后来看见张绍曾的所作所为脱离了津派的政治阴谋轨道，主张先统一，后办大选，才感到这个内阁在目前阶段对他是有利的。同时，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才能抵制最高问题的进行。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十分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他打算依照袁世凯的老办法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黎却主张授为兵工督办，这两个意见都受到国民党的议员反对，没有发表。对于奉系军阀，张绍曾找到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礼为上宾，叫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上年（1922年）5月10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东三省巡阅使名义，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而不顾及保洛两方面的反对与否。可是鲍启元打了几个电报给张学良，就象石头投入大海一样，没有接到回答。

　　孙中山并不反对北京政府的和平计划。1月25日他通电发表先裁兵，后统一的兵工计划，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纷纷表示赞成。

　　2月28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徐谦4人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但是曹吴认为孙中山回到广州称起大元帅来，就是破坏约法，破坏和平，主张加以“###”。曹锟派项致中、吴佩孚派李倬章到北京催促发表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3月8日，国务会议决定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并且用总辞职的手段回答两大军阀的压力。

　　张绍曾提出辞职后，时刻期待着各方面的挽留电报，并吩咐国务院随时将这些电报发表。

　　果然卢永祥、何丰林、王永泉都有电报挽留他。这些皖系军阀对他并非有好感，而是借题打击曹锟和吴佩孚。

　　3月16日张绍曾派程克乘专车到天津迎接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敏麟回京复职，果然17日这两位保派阁员都服贴地回来。于是张绍曾表示，“意见一致”，定于19日全体复职。

　　4月2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率领军官85人，分乘汽车35辆驰至退思堂，向张绍曾、刘恩源请愿立即发饷一百万元以安定军心。刘恩源说了一句“我就辞职不干”的话，冯玉祥即大声地说：“你辞职不干不关我们的事，就是死在此地，我们也还是要钱”。张绍曾答应尽力设法。讲来讲去，内阁答应从五月上旬分作三批发付一个月的军饷一百四十万，由军官代表到财政部领到支票三张，才分途散去。

　　27日，刘恩源向汇丰银行希烈提议，拟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五万万元，先付垫款三千万元以解目前燃眉之急。

　　1923年5月5日举行国务会议时，保派三阁员都用不出席国务会议的手段来拆内阁的台。5月8日，阁员出席国务会议的只有李根源一人。同一天，刘恩源因为10日到期的支票无法兑现，害怕军警前来包围，化装乘坐三等客车逃往天津。9日，张绍曾想躲到西山大悲寺念经，祷求仙佛保佑，扫荡人间的妖魔鬼怪，不料走出西直门就被军警拦阻，只好折回本宅。

　　这个时候，张内阁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绝境了，可是他和黎元洪一样抱有不下台的决心。

　　6月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高凌霨首先发言：“总统不信任我们，我们应当告退；如果总理不辞职，我们也可以联名辞职”。张绍曾无可奈何地说，要辞职还是大家辞职好。

　　内阁总辞职的一天，北京军警代表在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大家认为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穷得无饭吃，非和他们当面算帐不可。7日，北京驻军第9、第11、第13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500余人身穿###，腰佩军刀，到总统府要求总统发给欠饷。黎元洪在居仁堂接见时扫了他们一眼，问道：“你们来此，意欲何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军官们回答说：“不敢，但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求总统作主”。黎应允在端阳节前两天筹发一笔欠饷，他们才退了出来。

　　黎元洪除派王芝祥于7日到保定“请示”内阁问题外，并在颜惠庆、顾维钧二人中推举一人为内阁总理。他们互相推让，最后顾承担下来，并决定以接近保方的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为财政部长，冯玉祥为陆军总长。黎派人到国务院去找空白命令纸，却寻不着，原来张绍曾已将命令纸带走，以免继任有人，复职无望。同时，王克敏、冯玉祥都拒绝入阁，顾内阁因而不能成立。黎只得又派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

　　13日上午张坏芝到总统府报告，冯玉祥对他说，总统不应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已达11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的一条生路。总统空言挽留是无济于事的，请于12小时内发给三百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张怀芝认为实力派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丝毫没有磋商之余地。张怀芝退后，黎叫秘书刘远驹将以上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元洪在命令上签名。同时，致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本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自本日起，政府迁往天津。向国会提出咨文，撤回去年总统辞职一案。又通电全国，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竟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以上手续办理完毕，已经是下午一点二十分钟了，黎又害怕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本人也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金永炎及侍从武官唐仲寅上车出京。送行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三人。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的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拦阻火车加以搜查。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北京复职，以便摄行总统职权，但是上车时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车。下午四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几天以来装聋作哑的曹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嘱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以北京城的新主人自居。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同警务处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到杨村拦阻黎的专车。车子开到了，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到黎的坐位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答以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忿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好”。黎赌气不再回答。此时火车仍在开动，下午四时半走到天津新站，黎要开到老站下车，王却指挥卸下车头，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省公署休息。黎象木头人一样不理不睬。王自己先下车回到省长公署。车站布满了全副武装军警，如捕江洋大盗，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车。黎叫辛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知全国，本人已失去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忿不过，曾开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不久英美两国领事一同来到车站，也被阻不得上车。

　　夜晚10时，王承斌再上车来索取印信，黎只得实说，已派瞿秘书带到法国医院。王走后，黎又派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一个通电，声明被迫交印，以后如有北京发布的总统命令，皆是矫造，本人概不负责。14日清早，王接到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在法国医院取得印信，他又上车来，拿出代拟的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三个文件，要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黎没有抵抗签了名。他获得自由回到住宅后，马上又把被迫签名的情形通告全国。

　　黎离开北京后，各省直系军阀发出了一片赞成内阁摄政和催促选举总统的呼声。

　　1923年6月直系驱逐黎元洪后，原拟定即进行总统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京，不但总统选举无法召集，就是宪###议也因人数不足而经常流会。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1922年6月再任总统，但又在1923年6月直系军阀的胁迫下狼狈出京，算起来不多不少，刚刚一年整。

　　二度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下野后，在天津建了一个网球场，经常在下午打一小时网球。冬天到来时，网球场改为滑冰场。黎元洪一向爱好书法，各方前来请他题写诗文者不绝。退出政坛后的黎元洪自由自在地出入、看戏，借此机会和百姓接近。

　　1926年，黎元洪突患脑溢血，次年好转。1928年初夏，偕夫人到英租界看马赛，旧病复发，不能言语，6月3日去世，终年64岁。6月2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全国各地下半旗致哀，鸣礼炮17响。黎元洪成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第一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投袁发迹
1917年8月——1918年10月任###代总统。

　　一、投袁发迹

　　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7日出生在直隶河间县诗经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在这个年代里，农民的儿子，要光宗耀祖，唯一就是科场功名。冯国璋开始也是走这条道路，进入书院读书，但由于家境贫寒，无法继续供读，勉强支持几年，终于停止了学业。

　　为了维持家庭，冯国璋经一个淮军的族叔介绍，到天津大沽投了淮军。淮军是李鸿章建立的一支军队，随着李鸿章的地位上升，淮军的势力不断扩大。为了训练新式军官，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挑选淮军兵弁入学。冯国璋念过书，有些底子，得到统领刘洪的推荐，考上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

　　冯国璋在军队几年，但他又想走科举之路，容易出人头地。1885年他回到原籍顺天府乡试中却名落孙山，为此他又回到武备学堂学习。因成绩不错，1890年（光绪十六年）在武备学堂毕业后，被留任教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聂士成、左宝贵、马玉崐等率部在辽东与日军作战；这时冯国璋跟随了聂士成，由于精明能干，受到聂士成的重视，被派往管理军械局。

　　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声望大跌。聂士成却升任直隶总督。当时驻日公使裕庚需一名军事随员，聂士成便推荐了冯国璋。许多中国人在探讨日本强盛的原因，并提出效日本进行改革。冯国璋随裕庚出使日本，乘机结识了一批日本军界人士，其中后来担任日本士官学校校长的福岛安正和后来做了袁世凯军事顾问的青木宣纯。冯国璋还考察了日本的军事情况，编成了兵书数册，希望回国后得到晋升。

　　1896年冯国璋从日本回国，即带上这几册兵书去见老长官聂士成。聂士成此时驻守天津芦台，参考德国军制编练新军。可是，聂士成对这些兵书不感兴趣，但又不使这个老部下的意图失望，便将兵书推荐给了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

　　袁世凯在淮军任过职，并跟吴长庆去朝鲜，后又升任指挥三个营的指挥官；李鸿章对他又十分器重，认为他“胆略兼优，知大体，有军事才能”，而后得接替胡燏棻主持小站练兵。袁世凯也是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