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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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他们经常吵架，而且弗罗“爱上了威士忌”，后来到佩里六岁时，她就离家去了旧金山，把孩子也一块儿带走了。佩里父亲写得很准确：“我没管她，当她开着车离去，留下我孤单一人时，我还对她说再见（当时可是经济大萧条）。孩子们都扯着嗓子哭叫，而她只是一个劲儿地骂孩子，说孩子以后会逃出来找我。”实际上，在以后的三年里，佩里曾数次离家出走，去寻找他那失踪的父亲，他已经失去了母亲，并开始讨厌她；酒精不但玷污了她的面容，也使那位曾经身姿柔软、健康强壮的切诺基姑娘变成了一个胖子，酒精“更使她的灵魂也发酸发臭”，她变得牙尖舌利，恶毒无比。被酒精溶解了自尊的她甚至懒得问诸如搬运工、有轨电车售票员这类人的名字，只要先请她喝酒、和着留声机的音乐跳舞，这些人就可以免费得到她以及她的一切。

　　因此，正如佩里回忆的那样，“我总在想爸爸，希望他能来带我走，我记得很清楚，就像在一秒钟前发生的那样，那次见到爸爸时，他正站在校园里。当时我感觉像戴·马乔洛①狠狠地将球一击。只是爸爸不肯帮助我，他对我说要乖，然后抱抱我，就离开了。不久母亲把我送进了一家天主教孤儿院，那里有些凶狠的母夜叉老是盯住我不放，因为我尿床而打我。这也是我讨厌修女，讨厌上帝和宗教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些人更加邪恶。几个月后，我被撵出了孤儿院，我妈把我送进了一个更糟糕的地方。那是一家救世军开办的儿童庇护所。那儿的人也同样憎恨我。因为我尿床，而且还有一半印第安血统，所以一个女护士经常管我叫‘黑鬼’，还说黑鬼和印第安人没有任何区别。哦，她可真是一个邪恶的浑蛋！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她经常在浴盆里装满冰凉的冷水，把我扔进去，摁着我的头，直到憋得我脸色发紫，几乎断气为止。但是那个婊子后来被人发现了，因为我得了肺炎，差不多昏了过去，我住了将近两个月的医院。在我病重的时候，爸爸回来了。我病好后，他把我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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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章（40）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父子俩住在里诺附近的家中。佩里去上学，他回忆说：“我读完了三年级，这也是最后一年读书，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进过学校，因为那年夏天，爸爸造了一辆颇为原始的拖车，他称之为‘房车’，里面有两个铺位和一个小厨房。炉子非常好，你可以在上面做任何吃的。我们自己烤面包，我常做果酱，腌苹果酱啦、酸苹果酱啦。在后来的六年中，我们俩走遍了乡野，从未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因为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一久，人们就开始以异样的眼光看爸爸，仿佛他是个怪人似的，我讨厌这样，这令人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那个时候我爱爸爸。尽管他有时对我很粗暴，但那时我确实很爱他，所以每次搬家时，我总是很高兴。”他们继续赶路，先到怀俄明州，又到爱达荷州、俄勒冈州，最后到达阿拉斯加州。在阿拉斯加，特克斯教儿子做黄金梦，怎样在雪水溪流的底部淘金；在那里，佩里还学会了打枪、剥熊皮、追踪狼和鹿。

　　“天啊，那儿冷极了，”佩里还记得，“爸爸和我抱在一起睡，在毛毯和熊皮里缩成一团。早晨，在天亮前，我必须做好早餐，饼干、果汁、烤肉，我们就靠这些勉强度日。如果我没有长大，那么一切都好；但我年纪越大，对爸爸的感激之情就越少。在有的事情上，他什么都懂，但在另一些事上，却一无所知。他对自己儿子各方面都缺乏了解，譬如说，我第一次拿起口琴就会吹，吉他也是这样。我有天生的音乐才能。但父亲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从不关心。我还喜欢读书，喜欢提高自己遣词造句的能力，喜欢写歌，而且我还能拉会弹。但是我从未从他或者别人那里得到任何鼓励。许多个夜晚，我彻夜难眠，试图控制自己的幻想，部分原因是我无法停止幻想。每当天气冷得难以呼吸时，我就幻想夏威夷，想我看过的电影，我多么希望跟多萝西·拉莫①一起去夏威夷，那儿，阳光明媚，你身上穿的全部都是绿草和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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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41）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1945年，战争还在继续。一个温和的夜里，佩里穿了不少衣服，来到火奴鲁鲁的一家文身店，叫人在左前臂刺上了一种蛇和短剑的花纹。他去那里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和父亲吵了一架，接着搭便车从安克雷奇来到西雅图，去那里的国家商船办公室找工作。“如果我知道后来要应对怎样的情况，我决不会做这份工作，”佩里曾说，“我从未在乎过这份工作，我喜欢当水手，游遍各地的海港，就是这些。但是船上的那些男同性恋们从不让我安静。我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一个身材矮小的孩子。当然，我自己可以应付得来。但你知道，许多男同性恋者可不是柔弱女子，天啊，他们能把台球桌和钢琴扔出窗外。就是这些假娘儿们使你不得安宁，特别是他们几个一起整你的时候，而我只是一个小孩子，简直能逼得你想自杀。几年后，当我参军入伍，那会儿我在朝鲜，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我在军队表现很好，不比别人差，他们给我颁发了铜星勋章，但我却从未获得提升。四年后，整个该死的朝鲜战争结束了，我本来至少也应是个下士。但是我却没有当上下士。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我们那个军士太霸道，而我又不肯听话。上帝啊，我恨死了他那套做法，我不堪忍受。尽管，我不知道，但有些搞同性恋的男人我倒是挺喜欢的，只要他们不对我搞什么。我有一个知心朋友，真的很敏感，很聪明，结果也成了同性恋。”

　　在离开国家商船队和入伍之间的那段时间，佩里和他父亲又和好了。他父亲在佩里走后曾流落到内华达州，后来又返回了阿拉斯加。1952年，在佩里服完兵役后，老头儿决定永远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父亲那时头脑发热，”佩里回忆说，“说他打算在安克雷奇的高速公路边买一块地，建一座打猎小屋，提供给游客，名字就叫‘猎人之家’。他让我赶快回来，帮他建房子。他确信我们会因此而发财。嗯，当时我还在部队上，驻扎在华盛顿州的李维斯堡，我买了一辆摩托车（他们应该称之为‘死得快’摩托车），刚一退役，我就出发去阿拉斯加，结果开到贝灵汉的时候，也就是州界的边上，天下雨，我的摩托车打了个滑。”

　　这一滑就使父子俩的团聚推迟了一年。做手术、住院整整花去了半年，其余的时间他都是在贝灵汉附近一对住在森林里、靠伐木和打鱼为生的年轻印第安夫妇的家中度过的。“乔·詹姆斯和他妻子把我当朋友，虽然我们之间只差两三岁，但他们却收留了我，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没什么，因为，他们喜欢孩子，精心照料他们。当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后来这一数字增加到七个。乔和他的家人对我非常好，我那时还拄着拐杖，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坐着。所以为了能让我有点事做，也为了使自己有点用，我开办了一间所谓的学校，学生就是乔的孩子，还有他朋友的孩子。我们就在客厅里上课。我教他们吹口琴，弹吉他，还教他们书法，大家都称赞我的书法很漂亮，我的确写得不错，那是因为我买过一本有关书法的书，我练啊练，直到写得和书上印的一样好。而且，我们还常常读故事，孩子们轮流读，我同时纠正他们读错的地方。那真有趣。我喜欢孩子，小孩子。那段时光太美好了。但是春天来了，虽然走路还很疼，但我能走了。爸爸还在等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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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42）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没错，父亲是在等待他，但没有无所事事。当佩里到达所谓的“猎人之家”时，他父亲已经独自一人完成了最繁重的工作，清理了地面，砍伐了必需的木材，砸碎并运来了铺路用的石块。“不过我到的时候，他还没开始盖房子。所有该死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偶尔会有一个印第安人来帮忙。爸爸那时简直像个疯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暴风雪也好，暴风雨也罢，即使风大得能卷起大树，我们也得干活儿。等到屋子封顶的那天，爸爸绕着屋子手舞足蹈，大叫大笑，跳起了快步舞。哦，那座房子真的非同一般，能容纳二十人住宿，在餐厅里有一个大壁炉，此外还有一间可以开鸡尾酒会的小厅，名字叫‘图腾柱鸡尾酒宴会厅’，我就在这个厅里接待游客，1953年底，在歌声中，我们开业了。”

　　然而，企盼中的游客并没有出现，虽然普通游客；一些沿着公路旅行的游客，偶尔会停下来，把“猎人之家”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乡野风情拍摄下来，但却极少留下过夜。“有一段时间，我们自欺欺人，一直在想‘猎人之家’肯定会引来游客。爸爸努力装饰这里，他修了个‘怀旧花园’，里面还有一个‘许愿井’，还在公路旁竖起了指示牌，但是所有这一切连一个子儿也没赚回来。当爸爸意识到这么做毫无用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浪费精力和金钱时，他开始怪我，指使我干这干那，总是恶狠狠的，说我没尽到责任，没有做好属于我的那份工作。这一切不能怪他，但也不是我的错。手里没钱，吃的东西越来越少，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忍不住互相责怪起来。问题是我们实在饿坏了。这正是我们闹翻的原因。表面上看，是为了一块饼干，爸爸从我手里抢走了那块饼干，说我吃得太多了，是个贪婪自私的浑蛋。他问我为什么不从这里滚出去，他再也不想见到我。他咆哮不止，最后我忍无可忍，我的手掐住了他的脖子，我的手，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是我的手想掐死爸爸。不过，爸爸很狡猾，是个聪明的摔跤手，他挣脱了，跑去拿枪，然后回来用枪指着我，说，‘看着我，佩里，我是你活在世上最后看到的人。’我站着不动。后来他意识到枪里没子弹，于是开始放声痛哭，他坐到地上，像个孩子似的打滚。我想那时我不再生他的气了，我为他，也为我们俩感到难过。但是那毫无用处，我无话可说。我走到外面去散散步，当时是四月，但森林里仍是寒冬。我走啊走啊，直到天都快黑了，当我回来时，小木屋里黑灯瞎火的，所有的门都被锁上了。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扔在雪地里，是爸爸扔的，书、衣服、所有的一切。除了吉他，我什么都没带，我拣起吉他，开始沿着公路走，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大概半夜的时候，我搭上了一辆卡车，司机问我想去哪儿，我对他说，‘随便，你往哪儿开，我就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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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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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星期后，当又一次在詹姆斯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佩里想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他的一个战友住在那里，他认为战友也许会帮他找一份“赚钱多的工作”。常常绕道而行增加了向东的旅程；其间，他曾在奥马哈的一家餐馆洗盘子，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帮人打过气，还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座农场干了一个月。1955年7月，在去往伍斯特的路上，他经过一座名为菲利浦堡的堪萨斯州小镇，在那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他遇见了一个“坏伙伴”。“他姓史密斯，”佩里说，“和我的姓一样，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他就是那种我在路上结识的人，他有一辆车，他说可以最远带我到芝加哥。那天，我们路经堪萨斯州，来到菲利浦堡这个小地方，停下来看地图。当时好像是星期天，商店都关门了，街上静悄悄的，我的朋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四下张望了一会儿，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是去附近的一所房子里盗窃，也就是去钱德勒·塞尔斯公司里偷东西。佩里同意了，俩人破门而入，趁里面没人搬走了不少办公设备（打字机、计算器）。如果数天后，两个窃贼在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市没有闯红灯，事情也许就会平安过去。“那天，一些破烂货还在车里，一位警察就让我们停车，他想知道我们是从哪儿弄来这些东西的。他很快核实后说，我们要被‘送回’堪萨斯州的菲利浦堡，又说如果我们喜欢坐牢的话，那儿有座很高级的监狱。”在两天的羁押里，佩里和他的同伴发现了一扇开着的窗户，于是便爬了出去，偷了一辆汽车，向西北方向内布拉斯加州的麦库克开去。“我们俩，我和史密斯先生，很快就闹掰了。他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俩都上了联邦调查局（FBI）的通缉名单。但是据我所知，他们一直没有抓到史密斯。”

　　十一月一个雨天的下午，佩里乘灰狗长途汽车来到伍斯特，这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地势陡峭、道路起伏很大的工业城市，即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里也总显得凄凉可怕。“我找到了我朋友的住所，他是我在朝鲜时的朋友，但是周围人说他在六个月前就走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太糟糕了，巨大的失望，简直是世界末日，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找了一家卖酒的商店，买了半加仑红酒，回到汽车站，坐在那里喝酒，身上渐渐暖和了一点儿。我正喝得爽呢，突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以流浪罪逮捕了我。”这位警察给他登记的名字是“鲍伯·特纳”，这是他瞎编的名字，因为他已上了联邦调查局（FBI）的通缉名单。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四天，被罚了十块钱，在十一月的另一个下雨天，他离开了伍斯特。“我去了纽约，在第八大街的一家旅馆里租了间房子，”佩里说，“那儿靠近第四十二大街。最后，我找了份夜间的工作，在一家一分钱游乐场里干点零活，就在四十二街上，在一家快餐店旁边，如果我要吃饭的话，就在那儿吃。差不多有三个月，我一步也没离开百老汇区，就因为一件事———我没有合适的衣服。但是在四十二街没有人在乎你穿什么，那儿的人穿什么的都有。我这辈子从未遇见过那么多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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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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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闪烁着霓虹灯、充斥着爆米花、煎热狗和橙汁饮料味道的丑陋地方，佩里度过了一个冬天。但是后来，正如他所记得的那样，在早春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两个联邦调查局的浑蛋叫醒我，在旅馆里把我逮捕了。砰！我又被押回了堪萨斯州，回到了菲利浦堡，还是那座高级的监狱。他们给了我一大堆罪名，什么非法侵占他人财产、越狱、偷汽车，结果我被判了五至十年，关押在兰辛。不久我就给父亲写信，告诉他我坐牢的事。我还给我姐姐芭芭拉写了封信。经过这么多年，他俩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吉米自杀了，弗恩跳了楼，我妈去世八年了。除了父亲和芭芭拉，其他亲人都死了。”

　　佩里挑选了一些不愿放在墨西哥城这家旅馆里的东西，其中一件是芭芭拉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字迹清晰，令人愉快，日期是1958年4月28日，当时佩里坐牢已近两年。全文如下：

　　亲爱的弟弟佩里：

　　今天我们收到了你的第二封来信，请原谅我没有早点给你回信。我们这儿的天气和你那里的一样，也是越来越暖和，也许我又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