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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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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栏上。他在文章引语中，明确提出：“我们研究新俄国的建设的人，主要须注意的，就是俄国土地问题，因为：第一，俄国是个农业国，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要研究劳农制度的基础稳固与否，及它的前途怎样，须先研究它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怎样；第二，中国也是个农业国，将来于社会革命后，主要遇着的难问题，也有就是土地问题。所以现在把它研究一下，也可以作我们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镜。”
介绍“社会主义”（6）
他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所有制的形式、农业的社会化、国有土地的经营、集体化的生产、农业的改良、农业社会化的手段等方面的情况。
1921年2月10日，周佛海撰写了《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1921年5月1日出版）。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虽然有高度的发展，但物质却反而匮乏，物价昂贵，生活困难，失业者增多。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由于近代文明，由于机器生产本身而造成的罪恶呢？“不然不然，机器生产他本身，一点都没有坏处，大规模工业化本身也一点没有错处。就他们的本身说，只有使社会一般生活安全、向上的，断没有反使生活不安全、困难的。在内里作怪，使生出这种怪现象的，乃是资本制度这个怪物”。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要铲除近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就要先铲除生出这种怪现象的资本制度！”
1921年6月，周佛海撰写了《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进化与革命》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他以*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指出旧制度不会自己崩溃，新制度不会自然产生，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发达到绝顶，他内里的弊害，矛盾，也就要达到绝顶，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拿着自己的刀来杀自己，自然而然地要归于崩溃，消灭，这个时候代资本主义而兴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论你喜欢他或憎恶他，他都是要老气横秋地跑起来的。”
他说：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的思想奔腾澎湃从西方流入中国的时候，既有反对者，也有维护者。但反对者则闭起眼睛顽固地反对，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顽固的反对，就可以不出现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则张开嘴巴笼统地主张，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的笼统地主张就可以实现的。他指出，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主义，新思想刚刚传入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分为两极端的阶级——最富的资本阶级，和最穷的无产阶级——而对立。”阶级对立的结果，必然爆发革命。“而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归人口最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实现。”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不会自然发生，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他举例说：“社会主义不先实现于美，而先实现于俄，人家都以为是他（指*主义——笔者）的预言不中，其实由他学说的全体看起来，乃是当然的结果。俄国于资本制度发达到某一定的程度，就起来行积极的、全部的革命，所以社会主义就因之实现。美国虽然资本制度发达到十分，然而革命的行动还未发生；虽然也有不少同盟*，不过都是部分的、消极的，若照这样下去，我恐怕美国的资本制度，就是再经几百年，还是依然存在，还想什么社会主义实现。”
周佛海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出版）上，发表了：《难道这也是听天由命的教义吗？》、《狄克推多与农民》、《革命定要大多数人来干吗？》三篇《随感录》，指出社会主义是经革命得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革命的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先发，多数人附和，绝没有由大多数人先发，少数人附和的。
1922年1月，周佛海撰写了《自由和强制——平等和*》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发刊）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自由与平等，*与专政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有产阶级的强制，假若放轻一点，他们的反革命运动，就要得起势力来”，“他们的反革命一成功，那就要不客气的来肆行残忍暴虐的举动，以窘迫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有产阶级的专政，而不能空谈什么自由和平等。
在此之前，周佛海还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山川均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并在《向导》周刊第2卷第57、58期上，发表了《英国劳动党成功之经济的说明及其社会主义之关系》等文章。
纵观周佛海在这个时期撰写和翻译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起人和组织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出席中共“一大”（1）
1920年夏天，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心利用暑假回沅陵探望母亲。周佛海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决定，是与他翻译与写作而得到的稿酬分不开的。据他讲，由于他翻译《社会问题概况》一书，就得稿酬大洋120元。他投给《解放与改造》半月刊的文稿刊出后，稿费也非常丰厚。他说，当时所得的稿费大部分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同时也留一部分准备暑假回乡省亲的路费。暑假来临，他将存款打一打算盘，除去往来路费外，所余无几。他想做一套西装，算来算去没有钱做，于是只好穿着学生装回国。
当时，统治湖南的是安福系走狗、皖系军阀张敬尧。他以督军兼省长的名义，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无恶不作，被人民称作“张毒”，并在五四运动中，对学生反日爱国运动，进行*，因而激起湖南人民的强烈不满，群起反对，掀起了“驱张运动”。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当他到达上海时，谭延辏А⒄院闾璧南婢胝啪匆⒌耐罹徽剑绞陆粽牛缆饭Ｈ薹ɑ叵纭Ｔ谖蘅赡魏沃校愕胶贾萦瓮妗！暗轿骱≡谥枪拢咳粘胧椤⒖词橥猓愫图父雠笥鸦⒌巧剑惺本固胶杏斡尽Ｎ骱浇拿ぃ挥胁坏焦摹５俏骱奶烊燃恕Ｏρ粑飨潞螅讶绕瓷涑隼矗绕渚醯谜羧取Ｗ×巳龆嘈瞧冢蛭炔豢赡停怨榛氐缴虾！！�11
五四运动后，*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等到了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当时有相当名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本是北京大学教授，因为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遭到北京军阀政府的*，被迫弃职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也因此迁到上海出版。
周佛海由于在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办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当然为陈独秀熟知。维经斯基到了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问题，得到陈的同意。既然要建立共产党，就必须约请赞成*主义的人士，共同商讨。于是，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
周佛海曾回忆说，当他从杭州回到上海时，“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维经斯基在座。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 党’。”12
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谈建立共产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有关此事的具体经过，如维经斯基的讲话内容，参加谈话的人员等等，因为没有原始的记录，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周佛海讲，当天讨论时，没有结果。由于张东荪不赞成此事，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但周佛海和沈雁冰是赞成的。他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出席中共“一大”（2）
经过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这个时候，只是筹备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的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我在计划拟定，分头派人工作的时候，恰当学校要开学，所以就回到鹿儿岛的学校去了。”13
周佛海的回忆，不论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只是由于学校开学返日，而未正式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活动。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继上海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之后，北京、汉口、广州、济南、长沙等地，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进行了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等活动。这表明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中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周佛海回忆说：“1921年夏，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当时，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他说：陈独秀由于受陈炯明之聘，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没有出席会议。“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存统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14
周佛海所说的这次代表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出席会议的代表，周佛海的回忆是不完全的，据各方面的材料证实，除原在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外，还有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的代表陈公博，以及周佛海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会议。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也于会前赶到。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记载的：“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5出席会议的除上述13人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洛斯基。由张国焘主持会议。
在会议进行中，也即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之时，突然遭到法国警察的搜查，最后不得不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中进行，并结束了会议。关于这段情节，有关出席会议各人回忆，不尽一致。据周佛海说：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究竟是马令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换个地方。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16因此，第二天照常在李汉俊家开会。
出席中共“一大”（3）
但周佛海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原因是这天下午，他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据他说，大约12时，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进来，经毛泽东的说明，才知道是出了事。
1943年2月，周佛海在他撰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中，作了如下记述：
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面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返回。究竟是马令机警。他说“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不到一刻钟，法国探目，安南巡捕，中国包打听，把房子围住，一拥上楼。探捕问他们为什么开会，他们说大家都是北大学生，因为要出一种杂志和丛书，所以开会商议。探捕又问为什么有两个外国人，他们说是北大教授，请他们指导。一个中国探捕指着（陈）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吗？”原来公博虽然自信他的北京话，说得和北京人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好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经过好久的说明，才证明他是广东人。巡捕看见汉俊书架上，全是社会主义的书，于是大教训一顿，说不应看这些书。问了一刻，也就去了。侥幸巡捕没有搜身。他们两人口袋内，都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搜出，还有不进巡捕房的道理！
这次会议结束后，陈公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在他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关于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报，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10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4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为防止再出现这种中断，大会在警察管辖之外的一个著名的湖中央的船上举行，在这条被宁静动人的景色所环绕的优美船上，作出了许多激愤和激进的决议，欢快恬静的湖水和美丽的月色都没有缓和代表们激烈的感情17。
与周佛海的回忆相比，陈公博所描述的情节比较简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法国巡捕的搜查，会议只好另改地点。关于这点，周佛海说，他听了上述情况后，立即想到如果不最后通过全部议案，结束会议，将功亏一篑。于是想到要继续开会，但恐怕上海租界内不行了。他说：
我忽然想起李鹤呜（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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