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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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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主张完全一致。首先在对日关系上，两人一致主张中国与日本只应为友，不应为敌。“冤仇宜解不宜结”，力主与日本妥协防止抗战发生；第二在国共关系上，反对停止内战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两个问题，虽然有区别，但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国共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团结御侮，共抗强敌；反对抗战，必然反对国共合作。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继续重弹“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反对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汪精卫曾说：“我当时只能牢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他诬蔑共产党是“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推动中日战争。”120
汪精卫本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于8月15日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而这两个会议是以汪精卫为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也是极力阻止对日抗战。他说：“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121正因为他们的主张一致，周佛海便与汪精卫沆瀣一气，并以汪精卫为领袖，利用其地位，进行阻止和破坏抗战的种种活动。
前述周佛海等人所拟定的须与日本开始外交的步骤及方式等计划，都是通过汪精卫转给蒋介石的。此后，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在方式上，周佛海主张由德国和意大利出面斡旋，如此，“日或可接受也”。122
日本对中国的武装入侵，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战事爆发后，曾有人主张对日本宣战和绝交，国民党当局曾就此进行讨论。时任宣传部长的邵力子曾提出，如果对日宣战，英美等国会借此拒绝给予中国任何援助，对我不利，故不能宣战，但主张绝交，则不能反对。周佛海则诬蔑由中国提出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则我处挑衅地位”。123
10月13日，国防参议会开会讨论对将要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对策问题时，有人提出应与日本绝交。汪精卫听到这种主张后，暴跳如雷，“谓绝交自我，则吾国必变应战而为挑战，国际同情我之形势亦必大变。”并诬蔑“主张绝交者，为破坏国家外交政策，虽谓汉奸，可也。”周佛海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很同意汪的发言。他说：“此语与余意正合。” 124
10月下旬，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接见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锋报》驻上海特派记者谈话时表示，纵令上海与黄河以北均告不可，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继续抗战，如政府仅因华北或上海之不守，即考虑屈服，则政治统一即不可能。
23日，周佛海在阅读了宋的上述谈话后，深表不满，竟称：“宋之谈话幼稚之点颇多，如此妄论，误国不浅也。”125
上海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日本不断增兵上海，终致上海沦陷。
上海失守后，日军继续西侵，南京不保。面对如此形势，15日晚，南京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迁都，以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步移武汉，第二步移衡阳。
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以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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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和”失败（1）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施展其“中日直接谈判”的外交伎俩。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接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德国政府立即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并电令其驻华大使陶德曼转告中国政府，德国政府认为：“就目前来说，（中日）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亦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127
11月2日，狄克逊再访广田弘毅，探询日本对中日“和平”的条件。广田面告了日本初步提出的八项主要条件，请其转告中国政府。并于次日要德国政府“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并且建议让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向蒋介石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
11月3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电令陶德曼，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并称：“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128
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转告了日本所提的“议和”条件。11月9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根豪森，按照陶德曼的要求，也在南京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指出“战局的严重”。他要孔注意：“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129
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行动，即史称的“陶德曼调停。”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此时授意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是破坏将要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这次会议是国联咨询委员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作出的决定，其目的是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对于这次会议，日本不仅拒绝参加，而且妄图以中日直接交涉、阻止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干预。第二，妄图借此诱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以便尽快结束战争，避免陷入长期对华作战的泥淖。
广田在11月2日接见狄克逊时，向其面告了日本所要求的如下八项主要条件，即：
（一）承认满洲国；
（二）内蒙古设立自治政府；
（三）在华北设置非武装地带和解决华北经济利益和权力问题；
（四）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并由国际警察队进行管理；
（五） 关于放弃抗日政策，应实施我方在1935年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要求；
（六）协力防共；
（七）降低关税；
（八）尊重外国人的权利。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日本的八项基本条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陶德曼在与蒋介石会见时，却将其中的第一项，即“承认满洲国”这样一个重要条件遗漏了，直至12月22日，广田再次会见狄克逊时，才对此作了说明。130
当时，蒋介石在听取了陶德曼的陈述后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并且表示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131应当指出，蒋介石是在不知道要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作上述表示的。尽管如此，双方的差距甚远，陶德曼的“调停”也就无法成功。
促“和”失败（2）
周佛海是在11月13日从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主任陈布雷那里获知“调解无望”的消息的，并得知蒋介石已决心迁都。11月16日，陶希圣从汪精卫那里获悉陶德曼调停的详细情况，并立即转告周佛海。他在听了德国的调解方案后，认为“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并对陶德曼所表示的“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之言”，认为“其言甚诚恳”。但是，“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132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对于蒋介石拒绝日本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何等的不满。
国民政府作出迁都的决定之后，南京国民党及政府的各机构便纷纷离开南京。周佛海是在20日下午同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吴鼎昌、何键、熊式辉、高宗武等人同船，由下关乘船离南京往武汉的。
中日战争是弱国抵抗强国入侵的自卫战争，因此，军事上的顿挫，战事的一时失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部分国土暂时的沦丧和城市的陷入敌手，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应由于此类情况的发生而悲观失望。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有了国共两方的团结合作，和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敌热情，以及最终必将赢得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对抗战，必将以中国取得最后胜利而结束。但是，充满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周佛海，却把军事的失利、首都的迁移，当成“亡国之初兆耶”，以至对于前途“悲观之至”，甚至认为“中国从今以后已无历史”。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有：“（夜）12时返家。家耶？将离家而去矣！狂风大作，如鬼哭狼嚎。记李自成犯京时孝陵夜哭者，此狂风恐亦亡国之兆也。悲痛曷极！”133
11月19日，其妻杨淑慧因将先行离南京，在整理行装时，引起周佛海的绝望与悲鸣。他把此情此景与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相比，谓：“大有八国联军入京，满朝文武逃奔之惨象；风悲雾惨，重增凄凉。”20日，他在离家上船赴汉口之际，“盘桓各室，苦不忍离”。认为此去“不知重来何日”，也许“后会无期也”。他在上船之后，满见文武官员离京西去，心中万感交集，悲观万分。笑骂他们是“一群官，今后真不知死所也”的悲鸣。134
周佛海作为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拟定与实施，却对抗战抱如此悲观的情绪，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按照汪精卫、周佛海之流的主张，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抗战的前途和结局如何，中国的前途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也就是说，中国必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将永远成为亡国之奴隶。
11月23日，周佛海一行抵达汉口。25日，即偕其妻离汉赴长沙。正当周佛海在长沙为其妻子儿女的安置问题，忙碌不止之时，12月3日，却意外地接到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联名打来的，让他立即前往汉口的电报。周佛海虽不知因何事让他赴汉的，但猜想一定与时局有关。因此，心中万分喜悦。他在日记中写到：“殆时局有转机欤？极度烦闷之时，忽得此电，似炎热中饮凉剂，为之大慰。”135于是立即起程，赶赴武汉。
周佛海的猜测是有一定根据的。11月5日，陶德曼的第一次调停，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失败。但是，此后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已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华中地区的日军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向南京方向推进，南京的沦陷已是为时不远之事。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在11月15日结束的布鲁塞尔会议，仅仅通过了一项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的政策的决议，对中国无任何实际的补益。因此，日本认为，利用其军事上及外交上的这种胜利形势，是迫使中国接受其要求的大好时机。德国由于自己在中国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因为日本在反对苏联方面，对德国来说也有很大作用，因此，也不愿日本削弱或被困陷在中日战事里。由于这种原因，德国便又乘机开始其“调停”活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促“和”失败（3）
11月26日晚，陶德曼在汉口面告孔祥熙，称德国政府愿负“调停”中日战争之责。28日、29日，他又先后访晤孔祥熙及外交部长王宠惠。谓奉本国政府之命，特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方面的“议和条件”，并希望直接向蒋介石面达。孔祥熙经向仍在南京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请示报告，并得蒋的同意后，遂派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陶德曼前往南京谒蒋。
在陶德曼前往南京的途中，即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也在柏林召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要他转告本国政府：“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本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136
陶德曼于12月2日抵达南京，是日下午5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在问明日本的条件是否还是与上次所传达者一样，并在得到陶德曼的肯定答复还是一样之后，仍然表示：“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他并且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如下意见，即：
（一）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
（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137
从蒋介石的上述谈话中，我们可以明确两点：第一，蒋介石所谓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在陶德曼明确表示日本的条件没有变更的情况下作出的，并且其中并没有“承认满洲国”的条件，而这一点，直至12月22日，才由广田向狄克逊作了说明：“关于承认满洲国的问题遗漏了”。138 第二，蒋介石并没有因军事的失利，而改变原来的立场，仍然坚持华北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不得侵犯。
但是，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对陶德曼的第二次“调停”活动，却大为兴奋。高宗武等人电告周佛海立即回汉口，就是在得知蒋介石已经与陶德曼谈话之后，他们以为蒋已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中日和平已经有了可能的情况下作出的。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34次会议，听取了徐谟关于陶德曼调停经过的报告，意在促使蒋介石接受陶德曼的调停。1939年3月21日，汪精卫在其发表的《举一个例》一文中，还公布了这次国防最高会议的记录。目的在于表白与日本谈判和平，已是当局一致的决定。这也确实反映了汪精卫当时急于与日本求和的心态。
实际情况却与汪精卫等人的估计相反，日本绝不会同意蒋介石的要求，而蒋介石也不可能接受超出陶德曼所传达的日本方面七项条件以外的任何要求。“调停”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至12月11日，召开国防参议会时，便宣布拒绝日本的要求。周佛海得知此消息后说：“闻德国调解失败，焦灼万端。命运已定，无法挽回矣，未知吾辈死在何处也。”会议尚未结束，他便提前退出，139 随即向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等人报告经过，密谋对策，但都想不出打破时局的办法。
12月12日，中国守军退出南京，13日南京失陷。
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认为南京的陷落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战已经失败。14日，日本首相竟公然声明，国民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了。华北日军亦于是日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临时政府”的傀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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