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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流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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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委员会的成员比较复杂，包括老资格的宇航员、国家宇航局高级管理者以及与应征者属于同一领域的一名科学家。那位科学家可能是天体物理学、材料学，或者就我的情况来说，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既然在太空行走或者发射卫星方面没有任何经验，选拔委员会只好通过考查可能遇到的生活问题；或通过考查宇航员潜在的技能，进而得出结论。我是“符合要求”的。由于良好的表现，两个紧急事件中我被提前升职。我完成了一个100万美元的研究计划并且取得了好的效果。而且，我进行的海军特种部队压力骨折研究工作与太空行走有关。对处在失重状态下的宇航员来说，骨头中矿物质含量的降低和骨骼的软化已经被证明是从地球到其他星球的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障碍。我了解骨骼的结构。作为一名在这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并没有减少我被选中的机会。
拥有各种经历，且能较好地适应它们，是一名宇航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在几个不同领域受过较完整的教育。我曾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环境下从事过多种不同的工作。我有过两个极端的经历，曾在高空进行高技能的飞机飞行，曾到深海负重潜水。
同时，我心理健康——证明可以承受重压。我在许多远离人烟的观测站上生活过，在封闭的轮船上也没有感到不适。在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上生活时，我是附近1000英里海域内惟一的一名内科医生。在日本海我曾从盘旋的直升机上跳到失事的渔船上提供救援。我曾接受使命寻找被迫降落的飞机驾驶员。当一架F…14战斗机由于积云飞得太低撞到山上时，我奉命搜索残骸并领导调查飞机失事的原因。已显示的能力、表现的自信及在极恶劣的环境下高效工作能力，给我的申请增加了砝码。我猜想这些品质对于成为一名宇航员来说是必需的。
最后，我是真心想成为一名宇航员。自从在休伦湖岸边的那个晚上，通过餐桌上由发电机提供电力的电视机，看到宇航员们把一面美国国旗插到月球上，我就想成为一名宇航员。选拔委员会可以充分相信，如果我这一生已决心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飞行中去，那么在严酷的高标准的宇航员训练中，我也绝不会退缩。
我的父亲不在了，他无法和我一起庆贺被选为宇航员的事了。但是，在我从约翰逊空间中心接到电话的那天，我想起了他。默默地，我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觉得父亲已经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自豪了，在过去的岁月中他曾击中几百个儿子投来的垒球，也曾为儿子的垒球比赛喝彩并自豪地参加荣誉宴会。
“因此，你想成为宇航员是吗？为什么，当然，儿子……为什么不？”
我成功了，父亲。
3。你好俄罗斯（中）
激光器是我们主要的有效载荷。我们的目的是证明激光能够在黑暗的地球背面用来绘制云图，当“发现号”航天飞机翻转时，我们把在隔离室安装的有效载荷的激光射向地球，我们能够在黑暗中绘制平面地形图。假如我们成功的话，某一天，系列卫星将安装相似的激光器发射上天，利用另外的一半天气图，将来的气象学者能够更准确地预报天气。
我们从有效载荷的隔离室释放了一个名叫Spartan的太阳观测卫星。在我们收回它之前，这颗卫星已离开航天飞机独立飞行了两天。尽管独立飞行，卫星能够准确地指向太阳并记录下太阳日冕以及太阳耀斑的活动信息。
为了考察航天飞机推进器点火装置对飞船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在航天飞机的机器臂的末端安装了压力传感器，接着，我们对“发现号”的操舵推进器进行点火试验，并且通过探测器来记录其扰动。收集到的信息以后被用于设计航天飞机与空间站的接口，空间站是一项自由飞行的和需要技巧的太阳能帆板工程。
同时，我们也对新设计出来的Buch Royuers型喷气包进行了飞行试验。喷气包被连结在太空行走装置有关后部。当宇航员在太空行走时一不留神与航天飞机脱离时，让喷气包中的推进器点火可以让他重新回到飞船。这些喷气包工作良好，在大多数美国人进行太空行走时它们现在常被用作一个额外的安全保护装置。
“发现号”航天飞机的任务是令人敬畏的。难以置信的发射动力，在失重状态下的自由飘浮和飞行，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它下面，最后，伴随着隆隆声通过重返大气层的狂暴的火流星。这一切都是我所期望的，事实上，我渴望的更多。
从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着陆点爱德华空军基地返回到休斯顿之后，海军上校罗伯特“霍特”吉普森——宇航员的首领，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霍特是完成回收太空飞行任务的老兵，后来指挥去“和平”号来回的首次航天飞机飞行。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在宇航员之中非常受尊敬，是一名有素质且没有自我个性的人。他在由所有宇航员组成的Max Q摇滚乐队中是一名主要的吉它手。（Max Q是一个工程学速记符号，意思是指最大的动压力，表示作用在结构上的最大应力。Max Q并不出现在航天飞机的最大速度时，而出现在相当于航天飞机发射时30秒和1分钟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在Max Q时，在仍然稠密的大气层中伴随着空气速度的迅速增加，对航天飞机的结构来说，存在着极大的“破坏力”）。他经常使用一名Eagles的摇滚乐成员给他的扩音器。因此，虽然他有高职位，当快乐的霍特传呼我到他的办公室时，这些并没有引起我的不安。
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霍特跳到地上，发出孩子气般的笑声，伸出手与我握手。
“杰瑞，伟大的飞行员，欢迎你来到这里，祝贺你，宇航员利宁杰，干得漂亮。”
我们都尊敬他，对于他来说，宇航员的称谓听起来很动听。
“谢谢你，霍特，你知道能在太空飞行是件多么奇妙的事。”
在简单的交谈之后，霍特切入正题，“在开始你的航天飞行任务之前，你考虑到有关我们谈话的更多的内容了吗？”
“你是指“和平”号空间站上的飞行吗？”
我告诉他，我和凯瑟琳现在仍在打赌。我的妻子有强烈的冒险精神，希望在世界各地旅行和居住。我理解她的不满足感。在我的平淡的海军生活方式以前，我常常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告诉霍特，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我想现在能与俄罗斯人一起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并且我相信这也值得试验。
“很好！”霍特说，“因为你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你最好赶快完成你的飞行后的假期，因为你需要不久去开始学习俄语。我的计划是你将成为国家宇航局3号任务或“和平”号22号任务的主要成员。飞行前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你无退路可言，赶快去干吧！”
“听起来很伟大，谢谢你，先生。”
“杰瑞，你在飞行中做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你已为我们的海军和国家做了很多事情，祝你好运。”
从急速旅行回来之后，我奔向俄罗斯。
在当时，1994年9月，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和宇航员对俄罗斯的空间计划了解得很少。我们只知道由于政治原因，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将达成一项新的合作任务。计划称之为航天飞机…“和平”号或者“和平”号…航天飞机，这取决于两国的力量。
我能够拼凑出一些有关飞行计划和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的一些零散的资料。在1995年3月，一名叫做诺姆·撒加德的美国宇航员和两名俄罗斯宇航员一起被联盟号飞船发射到“和平”号空间站上。他们三人将在115天以后返回，但是，这次是由航天飞机登上空间站。紧接着，从1996年3月开始，一系列的航天飞机飞行将把四名美国宇航员，一个接一个地送到“和平”号空间站。在那时，计划先让一名叫做香农·露西德的宇航员先去，紧接着我将替代她，约翰·布莱哈替换我，约翰的替换人选还没有确定。
我们每个人乘我们的航天飞机去空间站和回来，然而我们的俄罗斯宇航员将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去和回来。一旦到了“和平”号空间站上，全体宇航员将由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组成。我们飞行任务的时间是3到5个月。然后，我和约翰将变换一下位置，因为我要在太空中行走。这之后，还要增加两个额外的长期任务。
“和平”号空间站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空间站。第一个太空舱称作基础舱，是在1986年2月被送入轨道的，另外三个太空舱在以后的几年中逐渐被对接到一块。最后的两个太空舱，由美国资助的Spektr（光谱）舱和Priroda（自然）舱仍在增加过程之中。超过生命期后“和平”号空间站的运行过程中有时是无人操纵的，但是由于操纵空间站的复杂性增加了，无人操纵将不再可能。联盟号飞船有三个座位，用于从太空中接送俄罗斯宇航员。
尽管对宇航员来说，一般在“和平”号空间站的停留时间是3到6个月，但有两个宇航员在空间站上持续生活了一年多，创造了一项最长耐久力的记录。超过六个月后，由于他们太疲劳了，不能再多做一些有目的的工作了。俄罗斯主管当局把所有往返的新宇航员的所有任务延期了。由于他们在空间站中后半段做得很少，因此他们没有必要证明人能够在空间站上生活一年的时间。
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几乎迫使它在90年代初放弃“和平”号空间站，靠着和美国结成的伙伴关系，俄罗斯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才使得“和平”号空间站在太空中正常运行，合作是急需的和被迫的，而不是渴望的。
并不是每名宇航员，或者甚至说大多数宇航员，能够希望到俄罗斯去。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是新制定的，飞行是否能按计划实施还无法预料。俄罗斯技术被认为是低级粗糙的。直到美国宇航员参与飞行时，对危险程度才有一些了解。大多数宇航员觉得“和平”号空间站是过时的，甚至是不可靠和不可信的，与航天飞机相比它在技术方面无疑是落后的。已经被指派或那些在不久将被指派的宇航员们，认为致力于这项计划将粉碎他们快速进入太空的梦想。
许多宇航员，认为十天的任务令人感到兴奋，而不愿连续在太空生活几个月。大多数情况下，当航天飞机的飞行员们往返空间站时，由于他们不能领航，因此对此就没有兴趣了。因为这些任务将由航天飞机机组人员完成，而不是由长期生活在“和平”号上的美国宇航员完成。而且，由于在俄罗斯训练时，那里没有为飞行员准备试飞的飞机，所以他们的飞行技能较差。
有小孩的宇航员也离队了。人们是否真的期望年轻人能够在几乎两年时间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快乐生活并且只讲俄语一门语言？最后，坦白地说，有些军队宇航员军官们没有兴趣与先前冷战时期的对手进行合作。
3。你好俄罗斯（下）
对于我来说，有机会成为生活在俄罗斯空间站的第一批美国人听起来像是从事一种冒险的事业，这驱使我成为一名宇航员。我能够参与早期的开拓工作，我能够不理会我们先前的军事对手的敌意，代之为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工作。作为一名医生，我对人类身体的适应能力很感兴趣，我感到很兴奋，因为能够观察我自己的身心。如何适应长期的太空旅行。如何在与地球完全隔离的情况下生活？而且，在太空如何运行自己的实验室也很具有吸引力。
从全世界看来，我有责任完成最高的学术研究的工作。
作为一名职业宇航员，几个月中的同一时间每次都观察和研究地球的机会，学习新的航天器系统的机会，在急速地来来去去时在联盟号飞船中飞行的机会，太空行走的机会，这些都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因此没有顾及，是否俄罗斯仍使用的太空舱没有美国的Gemini飞船先进？是否“和平”号空间站没有美国的70年代的最好的skylab（天空实验室）空间站好？
这将是一次光荣的冒险。
我总是喜欢与约翰·杨攀谈，他是美国的英雄，曾完成两次Gemini任务（1965、1966），两次阿波罗任务（包括在1972年乘坐月球车），以及两次航天飞机任务（在1981年指挥第一次航天飞机飞行）。在美国宇航局，作为一名资深宇航员仍为我们的国家服役，所有宇航员都很尊敬他。每逢杨队长告诉我有关在狭窄的太空舱中生活的时光和当时的心态时，他都几乎有些害羞，眼睛盯着地，此时，我会突然有后悔的感觉，为自己没能有那样的机会而感到可惜。到俄罗斯看起来是我的一次人生机会，使我有机会首次实现太空飞行。
对我个人来说，时间的安排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小孩，对于我和凯瑟琳来说，迁居到俄罗斯相对容易些。凯瑟琳很喜欢这样的一次冒险——事实上，她对我们到俄罗斯这次充满冒险的旅行，比我更兴奋。有实际的经历原因也是其中的一方面。我开始在运转带上模拟进行航天飞机的飞行，能这么快被指定进行飞行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证明我能适应到“和平”号空间站上工作。
约翰逊空间中心的副主任乔治·阿比决定，在被派往接受条件苛刻的“和平”号飞行任务前，对派往俄罗斯的宇航员必须进行飞行试验和全部的航天飞机系统训练，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我从能首次去太空这件事知道，我是身体适合飞行的大约10％左右的幸运者，乔治·阿比确信，我是一名值得信赖的人，并且能把所交给的任务完成。
我在我们那批宇航员中正在等待下一次去完成航天飞机任务，我在做最后的等待。
等待是漫长的，至少需要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和平”号的任务是一项具体的飞行机会，是确保我下一次进入太空的机会。我对如此快被指定下一次任务的前景感到兴奋。然而，坦率地说，我对那次具体的任务知之甚少。
与霍特谈话后不到一个月，我离开了约翰逊空间中心到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的国防语言学院（DLI），开始进行五周的俄语冲刺学习。
纵观我受过的正规教育，除了居住在菲律宾群岛的两年时间里学习了一些塔加拉族语短语外（其中的那些短语平时没有被重复过），我还没有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在全部任务期间，我在“和平”号上只能说俄语，与任务控制有关的事宜只能与莫斯科而不是休斯顿进行联系。
因此学习俄语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没能掌握一门外国语言，我经常有一种内疚感和惰性，我不是一名利己主义的美国人。我的姐姐凯琳，在她上中学毕业时代表毕业生致告别辞，在密歇根大学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时都是A等生，在中学教授法语和西班牙语。当我告诉她我将要承担的任务时，她告诉我，对于她来说，学习语言看起来很自然。“杰瑞，我们的遗传基因中有学语言的天赋，你会做好的”，她向我保证。她告诉我俄语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当我到达由军队管制的国防语言学院时，在雾气中，蒙特雷半岛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学院靠近半岛基地，并且座落于半山腰，从这里可俯瞰Steinbecks Cannery Row，学院的建筑物色彩很杂乱。一些红砖屋顶的宏伟的西班牙类型的建筑物座落于半山腰。随后的一排新式建筑物是灰色的，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是非常常见的。最下面的一排是淡黄色的教室，是50年代标准式的兵营，井然有序地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着。
在冷战的全盛时期，在国防语言学院俄语系是最大的系。冷战结束后，它的规模逐步缩小，现在还不到原来规模的一半，留下的教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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