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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流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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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自己的个性，尽管他在夜里仍旧会醒来很多次。我将会想念他。今后我儿子将会有更多更快的变化、发展、成长。但我将不能呆在他的身边。
而凯瑟琳正怀着我们的第二个小利宁杰。她怀孕的大部分日子里，我都不能陪着她。我想到了她将独自去就诊，做超声波时没有我在身边。我不能取笑她见长的腰围和突如其来的好胃口。
我将会错过感受孩子的第一次踢打。
离开地球、离开他们的日子，将会是一段漫长难耐的时期。
隔离与受限对我而言，并非是一次全新的经历。我在美国海军服役已将近20年。在此期间，我曾坐船出海，在城市规模大小的航空母舰上生活。但我也曾乘坐狭长的巡洋舰在地中海里穿梭，跳上平底登陆船，既而进入太平洋中令人生厌的随时备战的美国潜艇，甚至悄悄下水进入康乃狄克海岸的带有核弹道导弹BOOMER的潜艇。我曾是印度洋中一个方圆三英里的马蹄形珊瑚岛迪戈加西亚岛上惟一的内科医生。这个岛上有一个临时机场，一些临时军营和一个小诊所。
礁湖里寄生着大量的印度洋鲨鱼，但那里的水下通气管却相当不错。到处长满了香蕉树和可可树，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一个船只遇难的水手。
我还得研究与长期隔离生活有关的心理问题。在圣地亚哥的海军健康研究中心，我的办公室与一位研究隔离生活的世界顶级专家——宫得森医生相邻。他半退休，看起来有些像教授，一生都在研究在南极过冬的科学家与海军支援部队的精神反应。很多人不能很好地适应与世隔绝的生活。许多人精神崩溃，有的甚至得了精神分裂症。他的启发性工作为预期与尽可能地防止宇航员在长期的宇宙飞行中出现类似的情况，提供了视角。
根据心理测验，并经过在南极多年收集的数据证实，宫得森医生设计了一种预言哪种人能很好地适应隔离环境的方法。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向我谈起，过去在类似的隔离环境中的经历，是将来在其他环境中的行为的最好预言者。当我入选成为一名宇航员时，他告诉我，我的学术背景、过去的生活经历以及性格特征，都使我成为这份工作的合格人选。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想到我将会离开地球超过十天这一标准任务期限。然而，我记住了关于我能承受和平站上隔离生活的评语，并当作某种暗示。
另外，我也关注老一辈探险者的经历，他们在类似环境下隔离的时间比我将离开地球的时间要长得多。面对早期航海的危险以及惟恐从地球边缘掉下去的忧虑，他们仍勇敢地出海去寻找新大陆。既然他们能够做到，我也能够做到。
完成太空使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包括技术和人力。那是些极其昂贵的工程。抵达“和平”号空间站的火箭，连同火箭中的宇航员都必须在非常严峻的条件下，表现得丝毫不差。
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技师们，不停地测量“和平”号空间站上的组成部件的温度、压力与运行状态，以确保在系统全面瘫痪以前，探察出所有设备中的毛病。同样地，一组医学专家——飞行外科医生、精神病专家、心理医生——持续地监视着身处遥远的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尽力避免他们出现人体机能的故障。
当我觉得自己准备好除了两个同伴之外，在完全与他人隔离的情况下生活与工作时，我仍为自己大大低估了在一个远离地球、远离人间的环境中生存的压力而大吃一惊。隔离在任何方面都达到了极至。这是生活在珊瑚岛上或是潜艇中都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不禁疑惑老一辈的水手是如何忍受海上孤单的生活的，我应该用什么策略来想像人们在南极越冬的经历，这些都得不到合理的答案。
我们被隔绝了。所有责任都落到了我们自己身上。科学家们耗费数年时间设计的实验，依靠我去正确地实行它们。对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再没有进一步的帮助，没有建议，也没有快速的答复。必须由我及时作出决定。实验与关键性的修理工作容不得半点分心。
连续几个月，我看着两张同样的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谈话内容变得陈旧。我们发现对早已说过的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补充的了。没有新的消息。家人和朋友都在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却触摸不到的遥远的地方。我们日复一日地吮入脱水食物。
“和平”号空间站的环控与生保系统，即设计来维持居住环境的系统，不定时地运作。无法呼叫修理员，无法运进修理部件；全凭我们的智慧支撑。任何时候，我们三人中都必须有一个人掌握处理任何事务的技能和知识。
任何错误都是不堪设想的。在空间站类似压力锅的环境中，在这个机械系统整日频频瘫痪的地方，处于压力之下并承受着远大责任的沉重负担的人，也很容易瘫痪。
一开始我就明白，如果想使自己的身体在任务结束时还完好无损并能有效运作，调整自己就十分重要。我常记起约翰分别？时的忠告：“杰瑞，你惨了。你越早接受这个事实越好。记住，一切终将结束。”
事情总会到头的，有一天我能再次和家人在一起休息，变得无忧无虑，正是这种想法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地忍受远离地球的生活。我发现，因为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即便这个结束有数月之遥，我还是能产生智力上与情感上的毅力去将工作干好。
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明白心理上应作何种预期。南极科学考察与北极探险，在任务进行到一半时，动机都发生了一种自然偏向。然而，根据这些事例，在任务接近末尾的时候，动机与动力反而会复活。
凭借这一知识，我力图避免中期的萎靡。我知道我必须抵制这些天然倾向，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孜孜不倦地工作，以避免工作中的任何疏漏与无效。不管自己乐不乐意，每天我都要锻炼两次来维持体力与保持情绪稳定。每次跑步时，双脚踩在踏板上，我常常会闭上眼睛，暂时忘掉“和平”号空间站，想像着地球上的美景。只要可能，我都会尽量准时上床。
我知道，在这个每天日出日落15次的地方，如果希望自己到第五个月时仍像一开始那样状态良好，就得尽力维持自己的生物钟与自然生理节奏。我绝不能患上失眠症，乱了生活规律——我的工作需要我白天保持高度的警觉。我对保持自己的健康状况——体力上的、智力上的、精神上的，意志坚决。我无法承受身体的一次抛锚，一次停滞。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必须在个人挫败感刚一出现就努力转变。如果有觉得不对的地方，我就会大胆地说出来。
出于自我服务，或许听起来有些矛盾，出于胜利完成任务和使我们的机组变成乐观的队伍，我必须照顾好自己。我必须站稳了。
完成工作以及来自工作的成就感激励着我前进。在“和平”号空间站那个百废待兴的时刻，在一切设备都似乎同时停止运行的时候，莫斯科控制中心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停止所有美国科学研究项目的工作，用全部的时间来帮助修理。我知道，我的回答必然会加深他们对机组成员关系不佳，我独自干自己的工作的怀疑——但这是个正确的答复。我告诉在莫斯科的美国宇航局的部队，这个计划不能接受。我已经为达到目标努力工作了那么久，绝不能因为接下去的困难时期而轻言放弃。我告诉他们继续安排科研工作，我会尽可能多地参与修理工作。
其实，我早已参与修理工作与空间站的维持工作。我们挤在一起，互相帮助。我早上5点钟起床，在闹钟响叫醒同伴以前，我能往熔铁炉中加一些金属样本——它们的加工需要三至六小时。然后，我能与同伴一起工作，直到取出这批样本，加工下一批样本。瓦西里早就知道，我不是仅在必要时才会施以援手，所以他很愿意让我帮忙。地球控制中心不明白的是，为了工作的效率，任务是必须各自完成的——空间站上每个成员都完成自己最在行的工作。
我早就自愿干了许多粗活——清洁滤过器，将垃圾装包，踩扁金属食物罐头，以便在送入前进号垃圾车之前，减小它们的体积。这样，瓦西里与萨沙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干其他的工作。
既然萨沙已经与例如氧气发生器这样的特殊零件打了三个月的交道，现在已经是飞船上的专家，那么我开始做这个工作就没什么意义。另外，一次有一个人挤入控制面板后头去处理这庞大的设备就足够了——这本不是两人干的工作。
莫斯科的主管人员也不太明白，所有的空间站成员获得成就感，是从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花时间求生，而是在进行有意义的、建设性的工作当中。不管日子有多么艰苦，我都能使瓦西里轻松起来，我告诉他——带着模仿的口吻，似乎我在向海军上将汇报——“齐巴列耶夫将军，我们还活着，我又加工了三种有价值的金属样本。”他在祝我晚安之前，经常这么回答：“太空中又一个好日子。”
16。彻底的孤立（下）
四月，拖延许久的装着慰问包裹的前进号补给船的到达——尽管原定计划中有两艘，而在我前三个月的旅程中以及以后整段时期里我只看见这惟一一艘补给船——像一支士气增高剂。
家人被应允给我们每个人寄来鞋盒大小的一包食物。前进号补给船一抵达，我们就迅速地卸下设备与修理部件，找寻那些包裹。一旦找到，我们就大声咀嚼着由前进号运来的新鲜苹果，各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地点，溜进空间站一个隐秘的地方，迫不及待地翻阅盒子里的东西。
凯瑟琳与美国宇航局的心理学家一起挑选物品。她知道我想看看约翰长大了多少，变化了多少，因此装进了很多照片。他看上去大了许多，还像从前一样快乐顽皮。我想，没有什么能像骨肉亲情，让人一会儿觉得高兴，一会儿又觉得悲伤。一阵突如其来的孤独感与愧疚感——因为我没有在他的身边——淹没了我。
已经是四月份，但是情人节的心形糖果仍散得到处都是。我爱你。你是我的。生日卡也送来了，大多写着：“42岁生日快乐，老伙计。”1月16日的时候我已经庆贺过生日，当时航天飞机仍然对接着坞。全部成员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并吹起了考虑周到的玛莎·伊温斯带来的可充气的塑料生日蛋糕。
很明显，有人让宇航员志愿班的新成员署名沙丁鱼，给我写了一封信。他们介绍了自己，并装入了个人的照片，以便我认识他们。朋友、家人以及未来宇航员们的关心，温暖了我的心。
凯瑟琳还放进了胎儿的第一批照片。我喜出望外，急切地将这张超声波底片举到头顶的灯下，仔细寻找男孩的明显特征。我看见了脑袋、脚和手。但没有躯干的照片。凯瑟琳还是不想知道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所以，她一定要求产科医生，只给他的医生丈夫，挑出无法辨别性别的照片。
我继续翻寻包裹，发现20张描绘家乡密歇根州周围地区的明信片。我想像着，从家乡伊斯特波因特到吃火鸡的弗兰肯默斯到堆雪人的马凯特。我发现自己并不仅仅读一月份有关亚特兰蒂斯号发射的新闻剪报，而且还有剪报背后任何值得一读的东西。在极度缺乏地球上的信息的情况下，我阅读着分类广告边的佛罗里达四个月前的天气预报。我几乎想要一份对折价的比萨饼。
在一次空中访问中，我回答某个提问说最想吃的一种食物是椒盐卷饼。也许这是因为在太空中，水分都涌向脑袋，身体相对脱水（相对于地球的标准），所以特别想吃带盐份的食物。
无论如何，我极度地想念着椒盐卷饼；不出所料的是，包裹里塞了满满一包。
不幸的是，椒盐卷饼没能很好地经受住运送到“和平”号空间站的漫漫旅程。虽然卷饼已经碎得面目全非，我还是决心无论变成什么样都全部吃掉。但我一打开包，成百上千的碎饼块、饼屑和盐粒就会撒在船舱里。不过没关系，我将卷饼的袋子放进一个拉链包里。我能小心翼翼地把一些卷饼碎块从里面的包挤到外边的拉链包，然后，靠近电扇的滤过器，微微打开拉链包的口，像鱼一样将卷饼吞下去。极少数侧漏的饼屑与盐粒会被滤过器吸收。吃几块饼需要花费很大工夫，但这些尽管不太新鲜的卷饼物有所值。这些终于是地球食物！
另外，包裹里占多数的是一些我特别要求的物品：补充的世界地图，一本日历，一些记号笔。我用日历和笔明显地标出航天飞机送我回家以前还剩下的天数。
包裹里还有一些名人物品。在得知我是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的狂热球迷后，前教练沃尔弗林在一顶黄蓝相间的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的帽子上亲笔签名，并特地将它寄来给我。尽管美国宇航局通过俄罗斯将一个曲棍球的冰球放在包裹里，某位俄罗斯的曲棍球球迷还是将那个带有底特律红翅膀队队长史蒂夫·伊泽曼签名的冰球拿走了。我尽量使自己不为这个丢失的冰球而难过，我劝解自己，实际上，大部分红翅膀队的成员，原来都是俄罗斯运动员，后来才加入美国球队。
我猜想那个拿走冰球的人，极可能是一个曲棍球的狂热球迷，只想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我回到地球以后，伊泽曼把一顶带签名的红翅膀队的帽子给我，将其作为那个丢失的冰球的补偿。
我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但我想说，在几个月的隔离之后，情感已经变得不加修饰与溢于言表。当我念着朋友与家人在一月份航天飞机发射时在3乘5大小的卡片上写下的几百行话语，自始至终泣不成声。通常的内容是，发射看起来令人敬畏，他们以我为荣，他们都在为我加油，为我祈祷。我确信他们在写这些话的时候，绝对想像不到这些简单的言语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我从中获得了力量。我不会让他们，让美国海军，让我的国家失望。
并排放在约翰的照片与那些3乘5的卡片边上的是凯瑟琳写好并封口的信，那是慰问包裹中我最喜欢的东西。就像一个16岁的初恋的男孩，直到飞行结束，我每天都将那些信读上一遍又一遍。
美国宇航局的心理学家事先计划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消遣。举个例子，他们将十部电影完完整整地与航天飞机一起发射。电影录制在8毫米的录影带上，可以通过装有特殊接头的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来观看。尽管看电影是个好主意，我却从来没有时间看任何一部。每天干完工作，我已经筋疲力尽，眼睛已累得不能在电脑屏幕前坐上两个小时了。
但我着实读了几本书，每晚临睡前在睡觉的墙上翻几页。《忍耐》这本书描写了一群想要穿越南极洲的探险者的经历。冬天刚至，他们的船就撞上了冰块。他们靠吃海豹肉，几个月住在雪洞里，才活了下来。
在太空中读这本书，使我真正体会到谚语“团结不畏苦难”，“一切都是相对的”中的睿智，。永远不变的脱水食物，历时数月的90度的高温，两星期穿同样的衣服，与日复一日地躺在又冷又黑的雪洞里相比，似乎并不那么糟糕。我还能够漂浮。我能向窗外眺望。我确信一定有人至少试图来接我，带我回家。他们的境遇，使我摆正视角，每晚都闭上眼睛默默祈祷。
心理支援小组还装入了各种能在我的电脑上运行的光盘。一个光盘名为“伟大的演讲”，摘录了教育家、政治家和军队领袖的激动人心的演讲。部分原因是能够听到除了阀们、机械和线路之外的人类讲话的声音，使人觉得精神焕发，它成了我最喜欢的一张光盘。演说家提到了人类的伟大、人类的成就与对更高目标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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