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漂流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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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北纬57度与南纬57度的倾斜度。但是，如果飞船轨道的精确位置没有操作性价值，特别是装载量接近火箭的运行能力，正东发射将是使得火箭进入轨道的惟一方法。
现行的57度限制并非出于火箭引擎的运行限制，而是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美国宇航局规定，从发射到关闭主发动机的关键性时段，飞船不准直接处于美国东海岸城市的上空。避开东海岸，飞船能以相对于赤道57度倾斜度进入轨道。这样的轨道，基本上覆盖了地球上大部分的居住带——南到非洲南部顶端，北到哈得孙湾中部。
“和平”号空间站在一个相对于赤道52度倾斜的轨道上运行。“和平”号空间站的轨道路径提供了覆盖很大地表的视野——往北到哈得孙湾南部顶端，往南到南美顶端火地岛北部。
一旦设定，任何飞行器的倾斜度都不再改变。但是，尽管飞行器围绕地球运行的轨迹在太空中保持相对固定的位置，即在太空中循着同一路线一圈又一圈地运行，下面的地球是时刻在转动的。因此，当飞船运行一周之后（按每小时17500英里的轨道速度，大约需要90分钟），地球已经转过大约经度15度。所以，从佛罗里达起飞后90分钟，飞船大致能到达休斯顿的正上方，接着轨道越过凤凰城，之后是美国西海岸。飞船不断地经过太空中相同的点，但下面的地球不断地向东旋转，因此每一周飞船对于正下方点的相对位置都不断改变。
那意味着不是任何时候，我只要抓起相机，把头伸向窗口拍照就可以拍到澳大利亚伯斯的正上方俯视图。相反地，我必须等到“和平”号空间站的轨道中心处于西澳大利亚的上方。另外，我还须等到伯斯恰好是白天且“和平”号空间站的轨道中心处于该地区上方的时候。就算有了如此周详的计划，我还得祈求该地天气晴朗，否则我尽可能照出上乘照片的希望是不可能的。
尽管装备了足够的胶卷，看到了诱人的美景，开始时我还是约束自己抵制端起相机的诱惑，把时间花在用大脑记忆景色的工作上，使自己熟悉地球的微妙地形，找出地面的标志；简言之，就是要变成一个熟练的摄影师。在自我约束之下，整整一个月，我除了火山爆发等突发事件之外，没有拍一张照片，我只是拿着地图坐在窗边，研究地球。在我充分了解了地球的特征能够使每一张照片有价值之前，我不想浪费宝贵的胶卷。只有当我能确认内陆区域，例如基辅、喜马拉雅K2峰、科拉科时，我才认为自己已经为拍摄好照片作好准备了。
除了掌握地理知识，具备有关地球科学——海洋学、地质学、湖沼学、气象学的原理，做好被委派的地球观察研究还需要合适的工具：相机和胶卷，一个卸下已照胶卷的黑包，各种镜头，刻度尺，双筒望远镜，针对研究者特殊兴趣的各有侧重的地图，和使我在任何时刻都能一眼确定“和平”号空间站处于地球上方什么位置的电脑制作的活动地图。
美国宇航局向我提供“和平”号空间站地球观测计划的地形地图集。地图集有48张地图，其中包括一张世界主要海洋流图。每一页地图上都有用着重线依次标出的地区，突出了地球科学研究者们特别希望我从太空观察并拍照的地方。
地图标号有文字说明相对应，用来阐明这些地方对研究者们之所以具有重要性的原因。这些文字说明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中查到，这台电脑仅限于用在地球观察摄影上。有关透镜选择、观察角度和通常要求的胶卷类型的建议在电脑中也有说明。
与这些信息相配套的软件名为“世界地图”。该软件能在电脑屏幕上显示一张墨卡托（地图学家）投影地图。地图上有“和平”号空间站当前的轨迹图，并通过一个亮点来显示当前我们在地球上方的位置。随着“和平”号空间站移动到地球不同区域的上空，亮点也会在投影的轨道上移动。这张地图还能显示地球亮面与暗面的大致轮廓，使我很容易就判断自己感兴趣的地区是白天还是黑夜。通过定位“和平”号空间站在电脑屏幕上的影象以及理论推测接下去的轨迹，我能判断我们在以后的90分钟里是否会经过什么重要的地方。如果真有什么重要地区且时机允许的话，我会设定手表上的闹铃，提醒我端着相机到窗口去。
“世界地图”没有传感输入装置来监视并确定我们的任何给定时刻位置。相反地，它依靠我向它提供关于我们在某个特定时刻的某一位置的原始信息，然后，利用其规则系统，将某一位置的信息传递到当前位置，并激发亮点显示当前位置。随着时间推移，亮点会因为信息误差的累积而变得越来越不精确。当误差变得太大时——每隔三天——我就必须输入新的数据来更新地图。
我连续运行“世界地图”。这样，任何时候我只要抬头一看——甚至在我进行大部分实验的没有窗户的太空舱里——我也能知道是否将要飞越重要地区。如果电脑程序运行正常，并且下方的地区具有研究价值，我就会抓起相机和地图册到窗口去。
地球科学家们将从我的照片中搜集到何种信息呢？
比如说，我能为海洋学家和湖沼学家引证非洲西海岸的罕见的浮游生物群体。在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海道与大西洋的交汇口附近，我拍摄了几百张两三英里直径的冰块漂入海湾的照片。
冰块标明了洋流，为海洋水域的不被人注意的运动打上了记号。潮汐与湍流，特别是处于洋流边缘地带的那些，变得非常明显。旋转的白色冰块在澎湃的深蓝色大西洋上绵延几百英里。这一景象对我而言是一个奇观，这些照片对任何一个研究洋流动力的海洋学家来说更是无价之宝。
我在轨道上运行时，美国中西部正遭受伊利诺河所发生的洪水。从空中，我能拍摄到洪水淹没堤岸的情景——没有将它作为瞬间发生的事件，而是追踪洪水的进程。我能追踪洪流沿着伊利诺河进入密西西比河，沿着它头天经过圣路易斯，第二天经过孟菲斯，第三天经过新奥尔良的破坏路线——从我这个独一无二的处于太空的位置记录了整个事件。
拍好洪水推进时的照片并非易事。洪水是由上游的阴雨天气造成的。上游的天气产生了大块云层。我必须再三调整相机的位置并不断地在云层中寻找缝隙，才能记录下偶尔瞥见的景象。移动相机、透过云层偶尔的缝隙观察目标地区的景象，这些都是全自动相机所不能做到的。
地理学家对从太空研究地球尤其感兴趣。从地球日落的切线位置，我能够观察到火山喷发，气流射入环着地球大气层的微妙的情景，那些充满火山灰的羽状物甚至飞得比大块的气象云还高。
从太空中，我可以看见由地震产生的整个断层。我还能观察到地理构造板块运动的产物，在过去的几百万年中，巨大的陆地板块在地表漂移，相互撞击，形成了我们今天看见的山脉和地势。
望着喜马拉雅山，我几乎可以想像，当印度洋板块潜入亚洲板块的边缘使其抬升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形成的。甚至今天，从太空遥望，喜马拉雅看上去仍是那么的宏大与显眼，比洛基山脉和阿尔俾斯山脉更加崎岖。然而，洛基山脉与备受风雨、郁郁葱葱、增长相对缓慢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相比，则显得突兀一些。
我还能为地球上的气象学家引证全球的云层运动和太平洋台风的威力。这些研究都反复强调和突出了地球上不断变化的天气条件的动力。尽管我不能表达这些动力系统中所包含的事物原理，我却能说我得到了某种印象，即这些天气系统中确实存在规律，就是地球某一地区发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影响另一个地区。
举例来说，尽管夜晚雷雨的复杂程度超乎想像，我也不能用一个公式化的理论来解释其行为或预言闪电将要波及的地方，但规则必然是存在的。我确信雷雨不是一个区域性现象，其产生也不完全是随机的。某点的激发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放电和波及几千英里的闪电。雷雨使我想起观看窗玻璃碎裂的慢镜头：网状裂纹向外蔓延，虽不是依照完全可知或一成不变的模式，每条裂纹的传递在某种程度上却是由前段裂纹决定的。
同样充满活力与魅力的是北部的万家灯火。那些深紫与艳蓝的灯光，仿佛有流水的声色变幻，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经过加拿大哈得孙湾南部边缘，它们都同样摇曳美丽。这片灯火是如此迷人，所以当北部灯光在眼前起舞时，对自然伟力的潜心敬畏与缺乏心理准备总会使我欢呼雀跃。　
　　　　　　　　　　　　　　　　　　
　15。凝视地球的光芒（下）
　我总指望哈雷…波普彗星象手电筒一样在太空中闪光。在我五个月的太空旅行中彗星一直伴随着我。作为一个太空旅行同伴，或许部分是因为它的忠实可靠，我渐渐将它看作我的一位朋友。
有趣的是，我与哈雷…波普彗星的熟稔来自与一个小镇电台接线员的建议。在“和平”号空间站掠过新大陆时，我与一个加拿大小镇的接线员进行了短短三十秒钟的交谈，他告诉我，处于像我这种太空中的有利位置，如果不向窗外看一看彗星将是一种罪过。我抱歉地解释自己十分忙碌，在“和平”号空间站上一有空闲，我就会拍摄位于日光中的地球。当飞船运行到地球背面的时候，我就忙着做其他指定的科学性工作。他坚持说那不过是借口。我更加觉得抱歉，只得以承诺我将会寻找彗星来结束话题。另外，我告诉他，我能看见一场巨大的暴风雪正从西部袭来，他最好在壁炉里生上火。
我遵守诺言寻找哈雷…波普彗星。从宇宙中，我看到了比我曾经在地球上最好的观测点看到的多得多的星星——整个天空几乎繁星紧簇。坦白地说，要不是知道彗星的赤纬，或者至少是彗星位于天空哪个象限，仅靠向窗外漫无目的地搜索，找到彗星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
我第一次看见哈雷…波普彗星的时候惊喜得张大了嘴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那不可能是它！它太亮了，太醒目了。也许那是被最后一道阳光照亮的一堆宇宙残骸？”
但是那宇宙残骸具有彗星经典的泪形形状。我抓起我的双筒望远镜。我这双习惯了黑夜的眼睛，差点被眼前的强光弄瞎。我心中充满了敬畏，惊诧得再也辨不清方向。
在太空中的五个月使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地理学者。后来航天飞机成员来“和平”号空间站接我，我很快就成了他们从亚特兰蒂斯号的顶窗向外张望时的资料来源。新来的机组同伴会问我：“杰瑞，雅典是在那里，还是在下一个海湾？”一般情况下，我知道答案。
另一方面，我得事先下定决心，不被那些星星与星座的名称所困扰。我只是凝望宇宙，用一个有条不紊的大脑，去品味星星的形状与排列，直到久而久之，与它们变得熟悉为止。结果，我不能向你指出天狼星，却能指出那“南天里出奇明亮的星”。凝望星空，注视并欣赏它的美丽，成了我晚上入睡之前最主要的休闲方式。
宇航员卡尔·萨根曾说星空之外还有“数以十亿计”的星星。在太空里，用肉眼能看到比在地球上最好的观测点多三倍数量的星星。但是如此巨大的星星数量仍没能接近十亿。萨根似乎有点夸张。
萨根去世后两年，宇航员将太空望远镜对准了天空的黑暗部分，并在接下去的100周运行中连续不断地对这一黑暗区域进行观察。他们越是从近处看天空中的这一部分，他们就发现越多的星系。根据这一发现，推测整个天空，宇航员们得出结论，不是有数以十亿计的星星，而是百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有十亿颗星星。看上去萨根还低估了宇宙的大小！
这个数字使人脑为之胆怯。我不禁自惭形秽。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个特殊的斑点。只要想到百万亿个星系，就让我比站在大峡谷北部边缘向下眺望万丈深渊还要害怕。关于百万亿个星系的想法是如此地令人无法抵抗，所以上床前我尽量避免想起它，因为我会变得过于激动、兴奋，脑子里存着如此巨大的宇宙而无法入睡。我确信，只看着星星，不去给它们分类或想它们的名字，是种正确的办法。
符合地球观察研究的要求，我提前两天拍完了所有一万张照片。当亚特兰蒂斯号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着陆时，我将整整六箱胶卷拖上航天飞机，让它带回地球。坦白地说，我将这些胶卷视作傲人的财富。
回到地球以后，我焦虑地等待工作的结果。我竭尽全力拍摄了那些照片，并且明白在那一万张照片中，有些是从地球外围第一次拍摄的地区和现象。在空间站上，我不能冲洗胶卷。因此我得不到任何有关照片质量的反馈。我在暗箱里装卸胶卷是否正确，一路上我是否犯了其他什么技术性错误？焦距正确吗？测量正确吗？布局怎么样？最麻烦的，也是超乎我的控制的，经受了五个月的辐射胶卷有没有损坏？当我接到美国宇航局照片冲洗、分类与保管负责专家的电话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通话相当幽默。专家告诉我，他们将照片数了一遍又一遍，发现我带回来的照片比我当初带到“和平”号空间站上的胶卷还多！
我一开始对这位迷惑的美国宇航局专家开玩笑说，有个外星人不断地敲门硬要留下需要的新胶卷。然后我解释说，当我清理“和平”号空间站内控制面板后的过滤器时，偶然发现了一卷未用过的胶卷，极可能是以前空间站的某个居住者留下的。我认为，如果其他因素的干扰，可以分析出胶卷长时间在太空中被损坏的程度。最理想的情况是，我有些曝光还算合适。
疑惑解除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对胶卷质量的评判。
“照片看起来棒极了！射线破坏如果有，也是极少。焦距与曝光都很好。杰瑞，干得棒极了！”
我的努力得到了报偿。考虑到我找到并拍摄的额外的胶卷，任务是超出百分之百地完成。有一天，我能编一本一万张照片的影集。　
　　　　　　　　　　　　　　　　　　
　16。彻底的孤立（上）
　从缺乏生气、夜间活动的一月到冰雪初融的五月，这就是我被限制在一个名为“和平”号的小型空间轨道站的时间。
1996年元旦，就在我去“和平”号空间站的前一年，我没有定什么新年计划，而是决心当我在俄罗斯受训的时候，对相当于在空间站上逗留的宝贵时间要极度敏感。我希望对自己来年要在空间站上呆多长时间心中有个数。
一月。这个月像爬一样慢。一月大多数阴沉的日子里，莫斯科天空的太阳是那么的低，我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就可以目睹日出和日落。二月是同样的昏黄苍白。我身上维生素D的水平降到了一生中的最低点。日子在我整天对“和平”号空间站的技术操作学习与俄语学习中缓缓度过。三月，我已受够了冬天，可是俄罗斯的冬天还是顽固不去。四月，我收好了极度磨损的越野滑雪器材，准备来年再用。直到五月末，我确信，土地解冻后尚有足够的时间给俄国人往邻近的夏天住所的地里种植土豆和甜菜。
从缺乏生气、夜间活动的一月到冰雪初融的五月，这就是我被限制在一个名为“和平”号的小型空间轨道站的时间。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在这段时间里，我看着我的儿子，约翰，从一个无能的，完全依赖大人的，常常尖叫，在夜里不断醒来的婴儿，奇迹般地长成一个会爬、会笑、渴望刺激的孩子。他的喃喃声显示了自己的个性，尽管他在夜里仍旧会醒来很多次。我将会想念他。今后我儿子将会有更多更快的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