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钱学森-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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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世界上罕见的“马拉松会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5年，直至1970年2月20日，共进行了136次会谈。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未能在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中美大使级会谈起着保持接触的渠道的作用，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
　　周恩来总理曾感叹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头等舱的故事
经过五年的久久企盼，经过五年的艰辛斗争，钱学森终于迎来欢欣的日子，可以回国了。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他的导师冯·卡门感慨道：
　　“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
　　当钱学森向他告别时，冯·卡门博士深情地说：
　　“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1955年9月7日，陈叔通先生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来自北京的关怀：“您6月15日的信件收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通知：禁止你离开美国的命令已经取消。你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电告归期，告知我任何困阻。”
　　钱学森一家急于离开美国，生怕晚了一步有变。钱学森先是去订购飞机票，但是近期的机票早已售完。于是，只能订轮船票，最近一班轮船是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不过头等舱的船票已经售完，只剩下三等舱的票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当即买好三等舱的船票。
　　钱学森在登船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他仍然必须去那里办理一月一次的登记手续。这是他最后一次办理登记手续。此后，他再也用不着受美国移民局的监视了。
　　钱学森离开洛杉矶的时候，很多朋友送来花篮。钱学森上船之后，由于三等舱的房间太狭小，连花篮都放不下，不得不把一部分花篮放到过道上。
　　没想到，“新闻人物”钱学森引起一位住头等舱的美国老太太的注意。在船过夏威夷之后，这位美国老太太忽然请钱学森夫妇到自己的头等舱房间里喝咖啡。钱学森夫妇来到那里，方知老太太是美国的女权主义领袖，在美国相当有名气。寒暄几句之后，老太太派人把船长叫来。船长不敢怠慢，来到了头等舱。老太太指着钱学森夫妇问船长：“你认识他们吗？”船长推说不知道。老太太对船长说：“钱先生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你怎么可以让他和太太住三等舱？”船长连忙说：“让我去查一查，还有没有空余的头等舱。”船长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说是正巧有多余的头等舱，请钱学森一家立即搬进头等舱。
　　从洛杉矶到夏威夷，克利夫兰总统号已经航行了七天。船上有空着的头等舱，船长当然早就知道。当时，美方故意对钱学森说，只有三等舱的船票了，以为钱学森也就不会马上就走。谁知钱学森去意那么坚决，就是坐三等舱也要走。得道多助。钱学森夫妇终于在那位爱打抱不平的素昧平生的美国老太太的帮助下，带着儿子和女儿住进了头等舱。
　　漫长的21天海上航行是很累的，他们一家在到达夏威夷檀香山的时候，下船散步，双脚踏上久违的陆地。然而，在日本和菲律宾，钱学森被告知不能下船，因为那里不是美国的领土，美方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跨过深圳罗湖桥，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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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的信与合众社的评论（1）
关于钱学森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还有一个故事：
　　2005年7月，*总理去医院看望钱学森。这一消息见报之后，钱学森收到一封来自菲律宾的用英文写成的信。
　　那是当时已经75岁的菲律宾老华侨林孙美玉写来的信，回忆起当年克利夫兰总统号停靠在马尼拉码头时，她巧遇钱学森。
　　林孙美*士在信中回忆了50年前的情景，钱学森谦称自己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信的中译文大意是这样的：
　　敬爱的钱学森先生：
　　距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50年了，那时您正在归国途中，船停泊在马尼拉。与您见面的那一刻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一直铭记在心。那时，我们当地的日报有对您的报道，说您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放弃了在美国的舒适生活毅然回归中国。这让我对您产生深深的崇敬之情，因为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生活，不惜做任何事情也要到美国去。但是，您却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坚决要回到中国，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我已经记不起具体是哪一天见到您，但我知道是1955年，那一天我弟弟正好乘您坐的船去加拿大。我们全家登上船送弟弟，我们都盼望能有机会在船上见到您。我们找到了您的舱位，问保安人员是否可以与您谈话。非常幸运，当您走出船舱见我们时保安同意了。我们介绍了自己并说我们是中国人，您看起来与众不同，表情生动灵活，人显得高、瘦，当然不用说非常英俊潇洒。
　　我们进行了如下谈话：
　　“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我问。
　　“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您回答。
　　“您离开美国困难吗？”我又问。
　　“是的，美国政府设置了太多的条件。他们不允许我带走我的书和笔记，但是，我将尽最大努力恢复它们。”您接着回答。
　　“菲律宾怎么样，这里的中国人被歧视吗？”您轻声询问。
　　“是的，非常受歧视，他们瞧不起中国人，很多人被错误地怀疑是共产党。”我回答。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您又问。
　　“我姐姐是初中老师，我是高中老师。”我回答。
　　您说：“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
　　我说：“但是，我只能教低层次的东西。不像您，是杰出伟大的科学家，能够创造伟大的事业。”
　　您又说：“不，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
　　啊，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样谦逊，这样理解人的话语，在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
　　过了一会，保安过来做了一个手势。我们的谈话结束了。您抱歉地说：“我得回去了。”
　　再次见到您是十年后，在北京的国庆招待会上。我和丈夫被邀请参加国庆庆典。那时您已是中国著名的官员，领导着导弹、航天等方面的工作，并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知道您得到了极高的荣誉。
　　现在，我已经75岁了，而您已是95岁高龄。我听说您生病住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但同时我也非常高兴地知道您还在人世，并且仍然用您那永不枯竭的灵感热爱着中国。

菲律宾华侨的信与合众社的评论（2）
我在菲律宾向主祈祷，保佑您幸福，并且在您不适的时候让您得到安慰。我感谢主，她把您这个最好的礼物给了中国，您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我们为您而骄傲。
　　与您对中国负有的重大责任和开创性的贡献相比，我实在很渺小。我真的感谢曾经有机会与您会面，哪怕只有那么一会。请人捎去的包裹里有几样菲律宾的小纪念品，是为了回忆与您在马尼拉的会面，尽管我们的会面被限制在一个船舱里。虽然您的足迹从没有踏上菲律宾的土地，但您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与一名优秀的民族英雄的会面令我回味不已，这对我已经足够了，甚至比我想要的还要多。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殷切的祝愿。
　　林孙美玉
　　2005年8月4日
　　关于钱学森回国之后，对于新中国所作的巨大贡献，可以从1980年5月20日合众国际社记者罗伯特·克莱伯的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中，略见一斑。那是在两天前，中国成功地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罗伯特·克莱伯为此写道：
　　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囊人物是这样一个人：在许多年以前，他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由于害怕他回到中国，美国政府竟把他扣留了五年之久。
　　他的名字叫钱学森，今年68岁。在这个名字的背后，有一段任何科学幻想小说或侦探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我宁可把这家伙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50年代的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　引者注：即金贝尔　）说。“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值五个师。”
　　金布尔对钱学森博士才能的高度评价，已经被1955年钱获准离开美国回国以来的事实所证明。
　　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本星期四，是钱终生事业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天，中国宣布，她将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周围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火箭。
　　①即威因鲍姆。
　　②即帕萨迪纳。
　　③应为1950年6月6日。
　　④即安全认可证。
　　①冯·卡门著，曹开成译，《中国的钱学森博士》，《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6年2期。
　　①　《美国无理拘捕钱学森等　郭沫若致电居里博士　吁请谴责美帝无耻暴行》，《人民日报》，1950年9月27日。
　　①　即杜布里奇。

杭州方谷园大宅门（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杭州是人间天堂。用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话来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华贵之城”。
　　杭州美的魅力，来自那碧波万顷、幽静安谧的西子湖。那山与水，塔与船，光与影，云与雾，风与浪，花与叶，草与树，蜂与蝶，莺与雀，组成了一支妙不可言的西湖交响曲。
　　西湖之东，一马平川，那里是杭州的老城区。从湖滨横穿三四条马路，就来到南北走向的马市街，那里有一条细细长长、绿树掩隐的小巷，名曰小营巷。组成北京的“微血管”是胡同，到了上海叫弄堂，在杭州就叫巷。这小营巷，是杭州众多小巷中的一条。在巷口有一石碑，上镌《江南名巷——小营巷》：
　　据《杭州市志·建置篇》记载，小营巷在南宋时曾为朝廷禁卫军金枪班、银枪班的驻地。现巷内犹存“银枪班巷”。因有禁卫军小营部队驻扎，故人称“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小营巷名震全国。那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饭店接见外宾后，正准备离开杭州前往广州。看看时间尚早，毛泽东提出看看杭州市的卫生，因为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毛泽东说，那就去看看……于是，小营巷这名字上了《人民日报》，上了众多的媒体。于是，“1958年1月5日”这个日子，成为小营巷永记不忘的日子，以至在1966年“红卫兵”掀起的改名潮中改成了“一五巷”（1月5日之意），直到1981年才恢复原名。那时候，跟小营巷相交叉的马市街，原本因南宋时此地为马市而得名，1966年更名为向阳巷，同样直到1981年才恢复原名。
　　小营巷乃藏龙卧虎之地。在小营巷里，有一座“听王府”，那是1861年12月31日太平军攻克杭州后，镇守杭州的太平军主将听王陈炳文在此设指挥部，人称听王府。小营巷巷中有巷，里面有一条小巷名为方谷园。方谷园全长不过215米，宽只有2米，然而巷里豪门大宅鳞次栉比，当年是富贾贵族聚居之地。
　　方谷园原本是明仁宗时布政使应朝玉宅邸的后花园。相传应氏欲与富豪石崇的金谷园争比豪华，称后花园为“方谷园”——这“方”字源于布政使又称方伯。
　　方谷园在清顺治十七年（1660）十月二十三日失火，大火吞噬了应朝玉宅邸，延烧七里，从此仅留地名。于是，方谷园在废墟上重建。
　　在方谷园8号门口，立着“杭州市历史建筑”石碑。由于主人名唤胡汉威，人称“胡宅”。胡汉威的祖辈是杭州达人。这是一幢建于清朝末年的传统院落式民居建筑，每幢建筑均为两层，两坡小青瓦屋顶的木结构房屋，内有多个天井。
　　方谷园20号则是傅宅，即傅式说私宅。在20世纪40年代，傅式说曾任汪精卫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部长、建设部部长、浙江省省长。
　　方谷园2号的大门口，如今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
　　杭州市文物保护点
　　钱学森故居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根据杭州市房管局的档案记载，在解放前，这座房子的产权就归钱学森名下。钱学森在20世纪60年代写信给杭州市政府，要求将他的私有房产即“方谷园2号”无偿捐献给杭州市政府。但杭州市政府从未收过钱学森的房产，所以至今“方谷园2号”仍是钱学森先生的私有房产，市房管局仅作代管房产处理。

杭州方谷园大宅门（2）
钱学森故居呈长方形地块。前门在方谷园，后门在小营公园，所以这座大院的另一个门牌就是“小营公园3号”。
　　钱学森故居被五六米高的白色围墙包裹着，大门并不直接面对方谷园，而是朝里推进十几米，所以站在方谷园看过去，只见白墙下石门框里一扇深褐色的大门，并不起眼。推开大门，走过“L”形的过道，来到天井，这才见到高墙内的大院。这是一幢木结构的典型的杭式大宅，横向面阔三间，纵向进深三楹，中间是两层过街楼式的木屋民居。右侧有一长长的走廊。整个大院有十几个房间，总占地面积为8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02平方米。在第三进后面，有一个颇大的后花园。
　　格子长窗，雕花门板，所有的房间以及客厅，都铺着地板，一律漆成深褐色。
　　钱学森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就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12月11日（阴历辛亥年十月廿一日），钱学森降生于上海，不久就来到杭州方谷园2号，直至三岁时随父母迁往北京。当时，钱学森住在第二进房子西侧的小房间里。
　　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何处？
　　有两种可能：
　　一是当时钱均夫正在上海创办“劝学堂”，钱学森出生在上海家中。
　　二是钱学森的母亲怀的是头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格外重视，何况当时家庭经济又宽裕，于是就早早到上海最好的医院待产。至于在上海哪家医院出生，不得而知。在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妇产科医院，当推“红房子医院”。红房子医院即今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由于医院大楼用红砖砌成，上海人称之为红房子医院。红房子医院的前身西门妇孺医院，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主办的教会医院。1884年6月由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Margaret。　Willianson）女士捐款创建，成为上海首家妇孺医院。笔者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