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钱学森-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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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个系统总体的运动状态”，把工程控制论定义为“研究控制论这门科学中能够直接用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那些部分”。
　　花费了三年时间，钱学森把他对于工程控制论的见解，用英文写成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1954年，署名“Tsien，　”的《Engineering　Cybernetics》（即《工程控制论》），由美国McGraw　Hill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奠基性的著作，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关注。1956年苏联出俄文版《ТЕХНИЧЕСКАЯ　　КИБЕРНЕТИКА》，1957年*德国出德文版《Technische　Kybernetik》，1958年中国出中文版。这部著作获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57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第一届理事会推举钱学森为首届理事长。1980年，钱学森又与宋健等人共同完成了中文修订版。
　　钱学森崭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不仅是一流的导弹专家，而且一旦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他依然是一流的科学家。
　　《工程控制论》是钱学森在被监控之下完成的学术专著。欲归不能，钱学森处于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钱学森不知道这样等待的日子，何年何月方能结束。
　　

中美在日内瓦的较量
就在钱学森埋头于工程控制论研究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博弈在激烈地进行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打着联合国的招牌进军朝鲜，中国则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军朝鲜。虽然中美双方是在“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交战，实际上中美两国成了敌对的交战国，中美关系紧张到了极点。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美国逮捕了钱学森。
　　1953年7月27日，随着《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标志着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这时，中美关系虽然还是那样的僵冷，毕竟交战已经中止。
　　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和平问题。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出席会议，象征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的地位和身份出现在世界上。在会场，中美两国代表相遇时，冷漠而又尴尬，没有握手，没有寒暄，甚至连点一下头都没有，彼此都把对方视为陌路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英国有外交关系。曾任英国驻新中国的第一任代办的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出面居中斡旋。美国通过杜维廉向中方表示，希望解决在华被拘留的美方人员返回美国的问题。这批在华被拘留的美方人员之中，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飞行员等军事人员，还有一批在中国被捕的美国间谍，仅1954年11月23日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法作出判决的美国间谍就有13人。当时中国也有一批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以及留学生被扣在美国，无法回国。中美双方都希望解决彼此的被扣押人员。
　　周恩来认为应利用时机，开辟同美国直接接触的渠道。于是，6月5日中美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进行了首次直接接触。中方代表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美国代表团秘书长、副国务卿、美国驻捷克大使尤·阿·约翰逊，虽然第一次会谈只有15分钟，但毕竟是中美这两个互不承认、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举行的大使级会谈，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创举。
　　王炳南有着不凡的经历，他曾经留学日本、德国。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协助周恩来做了诸多*工作。此后，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由于王炳南在国统区人头极熟，所以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特地请他担任秘书。新中国诞生后，王炳南担任政务院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外交助手。
　　有一就有二。从6月5日起，至6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代表就侨民和留学生问题进行了四次接触。
　　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这种接触改为双方驻日内瓦领事会谈，从1954年7月29日至1955年7月15日，双方领事共举行了11次会谈。
　　1955年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双方派出的代表是老对手，王炳南和约翰逊。
　　1955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会谈一开始，王炳南就宣布：“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在朝鲜战争期间俘获的美国飞行人员。他们已经在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在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到有利的影响。”
　　约翰逊当即向王炳南表示谢意。接着双方先商谈了会谈议程，一是双方侨民遣返问题，二是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2日，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举行。
　　这一回，约翰逊首先发言：“美国人民关心中国继续拘留的美国人，其中大部分关在监狱里，有的得不到出境许可。现在还有36位美国平民被拘，此事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约翰逊随即把36人名单交给王炳南。
　　王炳南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他们不能自由回返他们的祖国，无法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向极为关切的问题。
　　约翰逊当场否认。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这时，王炳南大使当场揭穿约翰逊的谎言：“请问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今年4月间就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15日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依然遭受美方的种种阻拦。据回国同学报告，钱学森被禁止离开他所在市界。”
　　王炳南大使同时还出示了钱学森的一封亲笔信。
　　约翰逊看了钱学森的亲笔信，无言以对，表示马上向美国政府转达。
　　8月8日，中美大使举行第四次会谈。
　　约翰逊告诉王炳南说，8月4日，在他们举行第三次会谈的时候，美国移民归化局就已签署同意钱学森离开美国并于8月5日通知到了钱学森本人。也就是说，在8月2日王炳南向约翰逊亮出钱学森的亲笔信两天后，美国政府就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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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1）
王炳南大使手中的钱学森亲笔信，成为钱学森能够回国的关键性文件。
　　远在美国，处于软禁之中的钱学森，是怎么寄出那封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信呢？
　　1955年5月，钱学森无意中在送来的菜篮底垫着的一张中文画报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突然，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
　　陈叔通先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为什么特别注意陈叔通的名字呢？
　　原来，陈叔通先生是钱学森的杭州同乡。陈叔通在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这位清末翰林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均夫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先生，乃陈叔通之兄。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与钱均夫友情甚笃。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国结婚时，曾经看望过父执陈叔通先生。
　　接着，钱学森又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报纸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于是钱学森决定给陈叔通先生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细节决定成败。作为导弹专家的钱学森，尤其懂得在发射的时候，每一根导线、每一个焊点、每一个元件，都必须绝对可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任何细节都不允许疏忽。为了把这封极其重要的信能够准确“发射”到陈叔通手中，钱学森经过了精心的考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草稿，然后用一手繁体汉字，端端正正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Prof。　Yong…huai　Kuo，　Cornell　University，　lthaca，　），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在信中，钱学森还附了一份豆腐干大小的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剪报，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
　　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火箭专家，3月5日在洛杉矶被驱逐回中国。但同时又不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
　　这个自相矛盾的消息是由美国移民局地区副局长阿尔伯特今天披露的，此时钱学森博士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　想看书来

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2）
钱学森博士是8月（引者注：应为1950年9月）份被逮捕的，他试图将1　800磅的技术资料运往“红色中国”。他被驱逐回他的祖国，但由于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国，驱逐令并没有起作用。
　　检查这些打印材料的联邦机构人员没有发现任何秘密资料。
　　钱学森写好信之后，怎么把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寄到陈叔通先生手中呢？他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先生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请父亲代转。倘若从美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非常注意拆检钱学森写给父亲的信，万一落到他们手中就麻烦了。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夫人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要安全些。蒋英的妹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起关注。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钱学森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中，如何避开特工的眼睛把信投进邮筒，也是“发射”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钱学森记起，在一家大商场里，有咖啡馆，也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夫人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夫人蒋英进入商场。男人不进商场，这在美国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后面跟踪，紧盯的当然是钱学森。钱学森站在商场门口，特工也就等在商场之外。蒋英走进商场，看看周围无人注意她，也就悄悄而又敏捷地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
　　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查局无处不在的监视的眼睛，安全到达比利时。
　　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学森父亲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先生。陈叔通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这一系列的转寄，都安全无误。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2日，王炳南大使当着美国代表约翰逊的面，念了钱学森的信，指出美方“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这下子，约翰逊哑口无言。
　　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钱学森的“导弹”，准确地射中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就在钱学森已经获准离开美国而又尚未离开美国之际，195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留美学生有什么回国自由》，首次透露了钱学森致陈叔通信的部分内容，并以此批驳美国政府：
　　所谓中国留美学生已可“自由”离美回国的说法，是同事实完全不符的。事实上，自美国的所谓限制回国的禁令“取消”以后，中国学生不但是继续被限制离开美国，而且是被变相地扣留在美国。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的遭遇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自1950年8月起即准备回国，但他竟然遭到美国当局的非法逮捕，被无故拘禁达15天之久。自此之后，他就处在一种极其不合理的状态中。纽约时报1953年3月6日报道说：“钱学森博士正受到驱逐出境的命令，离开美国到中国去；但他同时也接到不许离开美国的命令。”他不但不能离开美国，而且不能离开他所住的县的边界。这种情况是并没有因为美国“取消”了所谓限制离境的禁令而有所改变的。正因为如此，在今年6月15日，即美国“取消”了限制禁令之后两个月，钱学森还不得不写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请求援助他回返祖国。在信里，钱学森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面对着这些事实，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的限制实际并未取消；中国留学生被限制返国的情况并无根本改变。如果说，目前的情况与过去相比有所变化，那么变化仅仅是：美国当局采取了更隐蔽的办法。它以为这种办法既能达到阻挠我国留学生回国的目的，又能把美国当局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但，这是办不到的。中国有句老话：一只手不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美国政府应该拿行动来证明它的言辞。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世界上罕见的“马拉松会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5年，直至1970年2月20日，共进行了136次会谈。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未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