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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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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回国所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邮船，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同时兼营邮政业务，所以被称为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是来往于中美之间的邮轮之一，由于许多中国名人乘坐过这艘邮轮，诸如胡适、张爱玲、李小龙以及科学家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等等，使这艘邮轮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钱学森所乘坐的是第60个航次。
身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住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市（Pasadena）校区。帕萨迪纳市位于洛杉矶市东北方约十英里处。通常，洛杉矶有着洛杉矶市与大洛杉矶之别：所谓洛杉矶市，即City of Los Angeles，简称，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拥有近400万人口。所谓大洛杉矶，是指大洛杉矶地区，包括洛杉矶县、奥兰治县、河滨县等5个郡131个城市，帕萨迪纳市就是其中一个城市。帕萨迪纳市闻名于世，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坐落在这座小城。小城居民中的很多人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21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使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日虽然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火箭翘楚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谈话之后，于1955年3月16日，在电视讲话中宣称，“难道原子弹不能像其他常规武器一样使用吗？”“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2）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问周恩来：“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同在一起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一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这清楚地表明，在钱学森归来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著名的导弹专家。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宽不过50米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双方的军、警把守，严格地检查着过往旅客的证件。桥的这头，飘扬着英国的米字旗，桥的那头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
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专程从北京赶来在桥头迎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钱学森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从此，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象征。
钱学森是火箭专家、导弹专家。“两弹一星”与钱学森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弹”中的导弹，海外称为“飞弹”，其实准确地说，应当是“导向性飞弹”：在弹头上安装了炸药，火箭发射之后依靠制导系统来控制飞行轨迹，以求准确命中目标，达到毁伤的效果。
“两弹”中的另一“弹”，尽管钱学森并不参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但是参与研制了核导弹。就导弹而言，弹头装普通炸药的，为常规导弹；弹头装核弹的，为核导弹。核导弹的核弹头属于核技术，而用来运载核弹头的导弹则是由钱学森负责研制的。
至于一“星”，那“星”——各种各样的人造地球卫星，是依靠火箭送上太空的。研制火箭，乃是钱学森的“看家本事”。
正因为这样，国外评论家指出，“由于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20年。”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1）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竟然被美国“驱逐（deport）出境”，这令人愤忿的一幕虽然发生在1955年，但是起因在1950年。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来到美国，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在美国工作一辈子。诚如钱学森自己所说：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不过，那时候钱学森在美国还有诸多未了的工作，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回国。在跟朋友谈起的时候，他也只是说，打算回国一趟，把父亲接到香港，再回到美国——钱学森明白，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他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回中国之后就不再来美国了。
恰恰就在钱学森想走而未走的当口，一件意想不到的突然事件降临了。那是1950年6月6日，钱学森正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两个陌生人进来了。对方一脸严肃，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他们对钱学森进行盘问。尤其是盘问他与他的朋友马林纳、威因鲍姆的关系。尽管钱学森坚决否认自己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仍不以为然。
当时，正处于冷战的严峻岁月。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辞，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墨，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2）
黑名单不断扩大，联邦调查局把目光投向了钱学森。钱学森在美国参与研制导弹、制定美军尖端武器发展规划等，均属美国国防，而钱学森的好友之中，马林纳、威因鲍姆等都是美*员。马林纳是钱学森多年的老朋友，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执行主任，而威因鲍姆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研究员。钱学森曾经参加过威因鲍姆领导的学习小组，一起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尽管那个学习小组并非美共组织，钱学森却被认定是美*员。
就在联邦调查局派员盘问钱学森的当天，加州理工学院校方接到美国第六军团本部的秘密信件，要求校方从此严禁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研究工作，吊销了钱学森的安全认可证。钱学森是在1942年经他的导师冯·卡门的推荐、经过美国宪兵总司令部人事安全主管巴陀上校的安全审核，于该年12月1日获得安全认可证。这样，钱学森从事美国军事机密研究工作已经长达八年。到了1950年，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大部分与美国军事有关，没有安全认可证，意味着钱学森再也无法做他已经从事多年、驾轻就熟、成绩斐然的工作。
冯·卡门在晚年所写的*中，曾经专门写了一章《中国的钱学森博士》①，他清楚地说出了钱学森遭到*的起因：
麦卡锡*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底里狂热症。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是1936 ~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40年代中的不可靠分子。后来，很多好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窘而可恶的审查程序证明自己的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尼·温朋①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沙迪纳②受审。钱和温朋本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这事是1950年7月③，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④。
别以为只有在中国“*”时期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在美国也有冤假错案。作为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平白蒙冤，钱学森深感人格遭到莫大的侮辱，自尊心蒙受极大伤害。这促使钱学森下定决心，马上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16日，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而马林纳由于已经在1947年远赴法国巴黎工作，联邦调查局鞭长莫及。由于威因鲍姆进入喷气推进实验室是钱学森推荐的，于是联邦调查局缠上了钱学森。6月19日，当联邦调查局干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再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钱学森告诉来人，这份声明已经同时交给加州理工学院工学院院长林德菲以及教务长华森，所以这份声明也就是钱学森决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工作的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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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就在钱学森递交那份离开美国的声明之后一周，太平洋彼岸的朝鲜战火顿起，麦卡锡主义借助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国内甚嚣尘上。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出动。钱学森加快了离开美国的步伐。
那时候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有美国驶往香港的轮船，也有不多的美国飞往香港的航班。在8月31日，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经停洛杉矶驶往香港，原本是钱学森的最佳选择，但是船票早已经预订一空，机票也是一票难求。无可奈何，急于离开美国的钱学森，预定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
钱学森进入了“紧急状态”，他在办公室里收拾好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在家中收拾好细软。他委托一家名叫白金斯的打包公司打包。按照当时美国的习惯，准备托运的行李要由托运者先把物品装入一个个防水的纸箱里，然后由打包公司运走，在他们的仓库里装入结实的大木箱，以防在长途运输中损坏。在装好大木箱之后，打包公司把木箱运往码头，交付轮船运至香港，再从香港转运到上海。
对于如此优秀的学者的离去，美国的知识界抱不平者有，惋惜者有，挽留者有。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深为钱学森扼腕叹息。
杜布里奇是一位物理学家，身材瘦削，长着一副娃娃脸，人们用这样的话形容他：“生活俭朴、精力充沛和一味渴望从事重要工作。”杜布里奇从1947年起出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之后，由于工作出色，担任院长长达22年之久。
杜布里奇大力挽留钱学森，原因有三：
一是杜布里奇本人富有正义感，向来公开反对各种政治*；
二是他深知钱学森是难得的优秀科学家。1948年10月，他亲自致函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钱学森，邀请他回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1949年初夏，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学院还授予他以美国火箭先驱戈达德命名的讲座教授荣誉称号。
三是杜布里奇跟白宫关系密切。他兼任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
他一面尽力挽留钱学森，一面运用自己的影响，希望华盛顿相关部门举行一次听证会，以求拂去钱学森头上那“一片怀疑的乌云”，重新发给钱学森安全认可证，让钱学森安心地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先的研究工作。尽管华盛顿方面表示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的“证据不足”，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杜布里奇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政权中施展。”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在8月23日举行听证会。钱学森面对院长杜布里奇的一片善意，却之不恭，何况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够澄清种种不实之词，也是值得的。于是，钱学森在8月21日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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