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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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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父亲求助于中医。一位中医给钱学森开了一个偏方，即每日吃三顿豆腐乳卤加稀饭。钱学森遵医嘱连吃了三个月，居然伤寒病也就痊愈了①！
这可能是由于“豆腐乳卤加稀饭”使饮食清淡而干净，止住腹泻，消除了高烧。
不过，这“豆腐乳卤加稀饭”并非万应灵丹。几年后，钱学森的母亲也得了伤寒，如此这般治理，却不治身亡。当然，这主要可能还是因为钱学森年轻，体质本来就不错。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②
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就始于这场伤寒症。在钱学森晚年，仍坚持每日练气功。
钱学森虽然康复了，但是这场大病耽误了时间，使一向用功的他不得不暂时休学一年，在杭州养病。
钱学森在父母陪伴下，常去风光旑旎的西子湖畔漫步。绿柳拂面，轻舟荡漾，人在湖畔，宛如画中。父亲钱均夫聘请了一位画家，教钱学森画国画。钱学森是个聪明人，很快就掌握了山水国画的技巧。钱学森对父母说：“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会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后来，在交通大学临近毕业时，他所在的1934年级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的封面，都是他设计的。
除了作画，钱学森在休养中还以音乐为友。
宋朝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传诵一时：“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他的原意是讽刺南宋小朝廷赵构逃到江南，只求苟且偏安，不思收复中原失地。不过诗中这句“西湖歌舞”倒是道出杭州深厚的音乐、舞蹈底蕴。出身杭州豪门的钱学森，也有几许音乐细胞，尤爱吹奏圆号。1932年11月16日《交大三日刊》（第218期）报道，由袁炳南同学筹备组织，本校管弦乐队已正式成立，聘请德国人为指导，每周二、四下午四时在音乐室练习，预定12月公演。11名乐队成员及准备的曲目里，钱学森演奏的是Euphony（圆号）。钱学森还学会演奏多种乐器。据交通大学档案记载，1933年的《军乐队成员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成员名单》、《雅歌诗社成员名单》、《口琴会名单》里，都有钱学森的名字。当时，钱学森每天都要花半小时练习圆号。他因学习成绩优秀而得到一等奖学金，第一反应就是赶到上海南京路去买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会圆舞曲》唱片，足见他对音乐的痴迷。在1935年，24岁的钱学森在第四期《浙江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音乐与音乐的内容》的文章，一个理工科的大学生能够对于音乐发表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表明了他对音乐的喜爱和修养。
后来，他与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为百年之好，对于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1950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他常常吹竹箫，夫人蒋英弹吉他，两人在家一起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乐，以排遣心中的无限郁闷。
钱学森向来就喜欢读书，此时广阅专业之外的“杂书”。
钱学森在书店里买到了鲁迅所译的新书——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被誉为“俄国*主义之父”。鲁迅据外村史郎的日译本译出《艺术论》，1930年7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钱学森也从书店买了另一本新书，即上海江南书店在1929年出版的布哈林的《辩证法底唯物论》。布哈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
钱学森读了这些书之后说：“既然我是学科学的，那么，对于社会和宇宙的看法，就得有一个正确的科学态度。我们科学工作者如果掌握了它，就等于掌握了研究宇宙、人类社会和研究科学的钥匙，就等于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有了正确的方向。”
钱学森在休学期间，还跟堂表弟李元庆有了许多交往。李元庆小钱学森三岁，1930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又称西湖艺专）学习钢琴、大提琴。李元庆后来成为知名的大提琴家。他和夫人李肖在1941年10月前往延安，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教师并担任《民族音乐》杂志编辑。1950年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主任。1954年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
钱学森的堂甥女钱永龄回忆说①：
李元庆早年就读于杭州艺专，家中都说他是共产党，当年国民党要抓他，住到我家，他曾与我父辈各兄弟姐妹相处很好。尤其是与钱学森伯父交往十分频繁。他经常向学森伯父灌输进步思想，讲述民族危亡现状，一心希望早日唤起全中国各民族的伟大觉醒。那时，他经常向学森伯父偷偷传阅《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
李元庆1979年12月2日去世，钱学森伯父参加了李元庆的追悼会。
钱学森经过一年的休养，在1931年暑假结束之后，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
请求老师扣分的故事
一个小故事。故事虽小，却折射出钱学森严格自律的可贵精神。
那是1980年，钱学森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金悫（念“确”）教授拿出一份珍藏了47年的“文物”，说起1933年的一段回忆。后来，金教授把这件“文物”捐给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永久收藏，而金教授讲述的故事在上海交通大学也传为佳话……
1933年，22岁的钱学森在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读三年级，金悫教授讲授水力学。6月23日，进行水力学考试。按照当时交通大学的规矩，考试之后，老师在试卷上用红笔打上“√”或者“×”，然后在下一堂课发给学生，让学生校看，知道什么题答对、什么题答错。这试卷再还给老师，老师在试卷右上角的分数栏里用红笔写上分数。
钱学森一看金悫教授发下的试卷上，全部都打“√”，意味着这次稳拿100分。可是，钱学森细细一看，发现一个小小的错误： 在一道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把“Ns ”写成了“N ”。于是钱学森立即举手，说明自己的错误，主动请求老师扣分。金悫教授一看，果真如此，于是给了钱学森96分。
钱学森主动要求扣分，使金悫教授深为感动。金悫的“悫”的含义，就是“诚实谨慎”。金悫从小受到的家教就是“诚实谨慎”。正因为这样，他非常赞赏这位诚实的学生，保留了钱学森的这份试卷。即便在抗日战争中那流离颠沛的日子里，这份试卷仍存放在金悫教授的箱子里跟随他到了大西南。47年之后，听说钱学森回到母校，金悫教授拿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在交通大学档案馆，还保存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那是钱学森有一次做热工实验的实验报告。整个报告竟长达100多页，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的细节。报告的字迹工整。当时，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给了他满分100分。
交通大学的校规是相当严格的。学校规定，考试科目有30％以上不及格者，不准补考，令其留级；超过50％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有的班级到二年级时尚有2／3的学生，到毕业时只剩下l／3的学生了。各科成绩平均达80分以上的学生很少。
钱学森曾回忆说：“当时交通大学的求知空气并不很浓，但却十分重视考分，学期终了，平均成绩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字。我对此很不习惯，但也不甘落后，每门功课必考90分以上，获得了免交学费的鼓励。”
当时，大多数同学的分数在70 ~80分之间，而钱学森每年的平均成绩都超过了90分。例如，现在保存于交通大学档案馆1932年的成绩单，其中注册号（即学号）为469的、总分在班上22名学生中位居第一的便是钱学森：热力工程89分；机械实验90分；电机工程96；电机实验94分；工程材料；机械计划97分；机械计划原理90分；金工实习86分；工程经济分，最后平均成绩为分。当时的第二名是丁履德，平均成绩为分，后来他也考取公费留学生，去意大利攻读纺织机械工程学。
1934年6月，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先生发给钱学森的奖状：“兹有机械工程学院四年级学生钱学森于本学年内潜心研攻学有专长，本校长深为嘉许，特给此奖状以资鼓励。”
顺便提一句，金悫教授也是一位人格高尚的师表。1983年，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把私房一幢赠给交通大学作职工宿舍，把2万元人民币积蓄捐赠给学校作学生奖学金。
钱学森在回忆交通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要感谢那时的老师们。他们教学严，要求高，使我确实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不浅的知识。”
从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1）
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四年制。钱学森从1929年入学，中间因病休学一年，到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照理，他可以顺顺当当去做铁道工程师。然而，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期间，却把专业志向从关注地上跑的火车，转移到天上飞的飞机。
促使钱学森在专业方向上的大转变，那是上海的上空出现了机翼上漆了红色“膏药”的轰炸机。倾泻而下的炸弹，震惊了正在埋头读书的钱学森。
钱学森刚入上海交通大学的时候，时局还算平静。1931年爆发的“9·18事变”之后，短短四个月中，日军吞噬了中国东北三省。交通大学的校园不再平静，刚刚从伤寒病中康复的钱学森，也参加了上街*，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在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之后，觊觎的目光投向上海。
上海虹口一带的公共租界里，有一个日本区（又称日租界）。日军开始在那里秘密集结。
1932年1月28日午夜，上海闸北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日军调集海军陆战队1 800余人、武装日侨4 0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从上海的公共租界进袭上海。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反抗，震惊中外的“1·28淞沪抗战”打响了。
日军是经过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女间谍川岛芳子的精心策划，唆使日僧天崎启升等五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制造事端，于是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发动了对上海的突袭。
在“1·28淞沪抗战”爆发不久，钱学森和所有住在执信西斋的学生全部迁出，暂住到西宿舍及上院。上海交通大学让出了最新最漂亮的执信西斋，作为“国民伤兵医院”的临时病房。交通大学虽然前门开在法租界，但是后门则在华界虹桥路，大批十九路军伤兵从华界虹桥路送入上海交通大学执信西斋。
“国民伤兵医院”的发起人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友，鼎力相助。宋庆龄与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一起，不断来到执信西斋。两位夫人穿上白色护士服，为伤兵服务，感动了伤兵，也感动了交通大学师生。
面对上海军民的激烈抵抗，日军从1932年2月27日增兵上海，调集总兵力达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国民党军队不敌日军。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这一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
日本军国主义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交通大学的莘莘学子无不义愤填膺。尤其是日本空军凭借空中优势，掌握了制空权，狂轰滥炸，使中国军民惨受杀戮。面对日本飞机的呼啸声，面对被炸伤的中国军民的呻吟声，钱学森痛感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航空工业。
在中国，最早提出“航空救国”响亮口号的是孙中山先生，而最早为“航空救国”付出心血的是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
1903年1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来自美国俄亥俄州代顿的自行车制造商莱特兄弟首次成功地把一架双翼飞机——“飞行者一号”飞上天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动力的持续飞行。那天，“飞行者一号”留空时间为12秒，飞行距离为米。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2）
六年之后，1909年9月21日的傍晚，在奥克兰，一架双翼飞机环绕一个小山丘飞行，飞行了大约800米。这一奇迹是中国一个25岁的小伙子创造的。他叫冯如，原名冯九如，1884年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从小喜欢制作风筝，爱听飞天故事，做着飞天梦。冯如说：“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他又说：“中国之强，必空中全用飞机，如水路全用轮船。”
1909年10月28日，冯如与黄梓材、刘一枝、朱竹泉等合作，把奥克兰的广东制造机器厂扩充为广东制造机器公司，冯如担任总工程师。
1910年6月，冯如在奥克兰制成了更加先进“冯如2号”飞机。那时候，孙中山先生正在旧金山进行革命活动，得到消息之后，赶到奥克兰观看冯如的飞行试验。孙中山非常高兴地对冯如说：“吾国大有人才矣！”孙中山提出了“航空救国”的口号。
为了响应孙中山的“航空救国”的号召，1911年2月22日，冯如率助手朱竹泉、司徒壁如、朱兆槐等一起携飞机及设备乘轮船回国。就在冯如回国不久，爆发了辛亥革命。冯如加入了革命的洪流。11月9日，当广东革命政府成立的时候，冯如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飞机长。他在广州燕塘建立广东飞行器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冯如在广州制成了一架新的飞机。
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进行飞行表演，飞行高度约36米，飞行了八千米。就在冯如打算提高飞机的飞行高度时，不幸发生事故，飞机坠地，冯如受了重伤，送医不治，年仅29岁。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面对日本的“空中优势”，人们又记起了孙中山的“航空救国”的号召。1933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券。
1933年2月5日，《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发表了《航空救国三愿》，署名何家干。
何家干是谁呢？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鲁迅！
鲁迅在《航空救国三愿》中写道：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像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罢了。
所以银行家说储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就是吸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在“航空救国”的热潮中，钱学森决意为“航空救国”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得知交通大学外籍教师*an开设了航空工程课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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