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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十五年祭-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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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
靠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无法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的。我以为，文学艺术上很难说某人是某人的老师。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事情。一个人先天的智慧，后天的经历、阅历和美学训练等许多方面的因素，无一不对一个人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
认识路遥的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有一篇文章说我和路遥为一首诗的修改在半夜里争吵，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情。应该说那时候是我指导路遥读书，指导路遥写作。
路遥的灵性令人惊奇。在文学创作方面，你说什么问题，他就能够心领神会，甚至可以由此及彼地对许多问题生发自己的感悟。
无须讳言，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在那个时代他的文学水平，艺术素养，还是很低的。他最早的诗作还只是一些顺口溜。
记得他给我一首诗歌，题目是：“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明明感冒发高烧，
干活尽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干，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这首诗，我推荐发表在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以后，《延安通讯》上也发表过他的这首诗作。我们从路遥的这个作品可以看出他当时还处于文学创作的“学步”阶段。
我想，一个获得金牌的田径运动员，他学步的步伐依然是稚嫩的，歪扭的，甚至还要摔跤。
我祖籍清涧。清涧是产红枣的地方，那里有一句农谚：“栽枣树，不如砍枣树。”砍倒一棵老枣树，在那棵老枣树倒下的地方会茂腾腾地长出一片枣树林。
这大概就是我乐于指导路遥、支持路遥的原因所在，乐于做许多业余作者“铺路石”原因所在。
我寄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一块黄土地，能够涌现出更多的路遥！
路遥在延安住院时，得到了您的多方关照；转院到西安后，您又去医院看望。我们想知道，您如何看病中的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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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3）
路遥是一位英雄；患病后的路遥仍然是一位英雄！路遥是1992年8月6日，因肝硬化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其实，他在几年前就患了乙肝。他在病痛中坚持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任务，还完成了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肝硬化，那不是一下就硬化了的，他一直顽强地与疾病斗争，并坚持在病痛中创作，在病痛中去完成《路遥文集》的编辑与出版的工作。
当然，患病后的路遥对自己的生命更为珍惜。他曾在柳青墓前有一张留影，他一直担心自己也像柳青一样，长篇没有写完就病逝。长篇写完 ，可是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与陈泽顺商议将《延河》扩版为大型文学期刊；要我在延安为他准备一孔窑洞。七月份，他在那儿住一个月，运筹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实在不愿意去见马克思，他实在不愿意告别属于自己的这一个平凡的世界。
路遥刚住进医院，我就去看他。他又一次当着我的面委屈地哭了。他说：谷溪，我完蛋了。我说，怎么会呢？你的病没有那么严重。路遥原来以为自己患了“肝癌”，通过反复地检查，化验证实是“肝硬化腹水”。住院二十多天了但病况仍不见好转。我对路遥说，延安医疗条件差，要不我们转到北京或者上海去。路遥说：“我对延安的医院作过考察，这里的药物、医术，以及医疗设施，就可以治好我的病。如果延安治不好，别说送到北京、上海，就是送到联合国也治不好！我这是传染病，如果送到西安传染病医院，那里离三兆火葬场最近，我一死，人家就把我拉去火化了……如果死在延安，你和高其国一定会钉一口棺材，把我埋在黄土山上（高其国是路遥在延安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路遥病逝之后，我为路遥所做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与路遥的这一席谈话有很大的关系。
路遥在他生命里程的最后几年里，时不时地把“死亡”这两字挂在嘴上。像一棵大树戛然倒下，或者一个人躲在某一个山圪崂崂里悄悄地死去……其实，他最惧怕的就是死神的来临。
当他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竟像孩子般地幻想着另一种奇迹的发生，甚至幼稚到一种自我欺骗的地步。就在他病逝之前，远村领我到西京医院去看他。路遥见我来了，非常高兴。他说：“谷溪，我现在能吃饭了，睡眠也好了。”我说：“是的，我看你的气色也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这是安慰的话，应酬的话，也可以说是相互蒙哄的话。我心中明白，他的病就从来没有好转过：在延安住院时，每天下午还可以到院子里散步，离开延安的时候，不能到院子里散步了，但是还可以自己到卫生间里去，现在，连卫生间也上不了啦，九娃知道，他的病就没见过好转。
每想起这些，就叫人痛心。
您是路遥的老乡、兄长和文友，您能否就您了解的路遥，作进一步的“解剖”和探讨呢？
我在前面说过：路遥是“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但是，严格地解剖路遥，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自卑心极强的人。自尊与自卑在他心灵的深处，同潜共存。在路遥的精神世界，还有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路遥是一个参与意识极强的人，而自己的文学创作又迫使他别无选择地躲在甘泉县招待所，躲在铜川市王石洼煤矿的一间房子里，与“孙少平”、“田晓霞”们一起生活，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梦幻……
文学创作，是孤独的个人劳动。这种无法改变的孤独与他强烈的参与意识，使他陷身于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
我想，这些问题将会是研究路遥和路遥作品的学者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这么强悍的一条陕北汉子，怎么又会自卑呢？我想，这与他的家庭出身，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
由于家庭太穷，他不能像那些干部子弟那样吃喝玩乐。延川中学那时候的学生灶上有甲、乙、丙三种菜，路遥大概是连丙菜也吃不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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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4）
他的自尊与他的自卑，铸造了他孤傲内向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奋发精神。
路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高加林、刘巧珍、孙少平等许多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形象。如果我们能够真切地走进路遥的精神世界，你会惊奇地发现，路遥比他所塑造的所有的艺术形象更生动、更精彩！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友情、亲情的温馨。您能否从这个角度向我们展现一个更真实，更人性化的路遥呢？
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会使你们失望。
路遥是一个“事业型”的人物。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他对这个目标的挚诚追求，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中的许多事情。
路遥常常要朋友为他办许多事情，可是，自己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记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乐写了一首诗歌请他看。他说，谷溪看得好。
给业余作者看稿子，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在这件事上就耗费了许多精力。这是路遥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他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追求，执著到懒于与人谈文学的地步。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几年里，他几乎脱离了家庭，脱离了社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养父病危，想见他一面，但路遥脱不开身；养父病逝了，他不能去料理后事，委托王天乐全权代表他去办理丧事……
路遥七岁时父亲把他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没有生养，他们把路遥视为亲生的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路遥饿着；宁愿自己受冷，也要路遥有穿有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难，也要供路遥进城上学……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伯父用老镢头在土地里刨出来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时候，路遥未能给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黄土坟前，路遥未能焚烧一张纸钱……
作为儿子，应该说路遥没有行孝！
有一次路遥来延安，他的父亲领了好几个亲戚叫他办事。路遥的父亲对路遥说，在困难时期，某某给过咱家五升高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现在他儿子有个什么事，你得给办了；某某是咱的什么亲戚，亲情关系可近哩，他们家有个什么问题，也要解决了……有要求调动工作的，有要解决户口的，还有打官司的，人们对路遥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许多要求。
所有的当事者对上述问题的提出和结果，始料未及：
路遥想不到给自己出难题的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路遥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连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满怀希望找路遥办事的人，更想不到：名声如此大的路遥，竟六亲不认，甚事也不办！
路遥对这一切突然“遭遇”，束手无策。他跑到市场沟山上我住的窑洞里，漫无目标地发了一通牢骚。
有谁理解路遥的苦衷呢？
如果，路遥把该办的、不该办的事情都办了，路遥还是路遥么？
路遥在免职、失恋的痛苦中与您相识，路遥又在疾病的痛苦中与您告别。回顾这四十年的交往，您如何看待您与路遥的友谊？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非常珍贵，比方金子，比方宝石。我的父辈不曾见过，我自己也从未拥有，但生活依然。倘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没有友谊，他恐怕就难以生存，即便得以生存，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大了。由此看来，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子，不是宝石，是朋友和友谊。
这是我对朋友和友谊的理解。
有一回，我到医院看路遥。他问我：谷溪，你说“组织”是个什么东西？我难以回答。他说，组织是“五分钟”。我说，你瞎说甚哩？
路遥解释说：我得了“乙肝”，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省委副书记白益民来医院看过，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来医院看过。于是，比他们小的文化官员或者地方党政领导也就礼节性地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敢和我握手，不敢在我的床边接触，连椅子也不敢坐一下，好容易熬过五分钟，撂一句话给我：路遥，有什么事，你叫小张来找我！
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5）
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现在，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上一回卫生间，都得让别人帮忙。帮助我的人都是朋友！
这是路遥对朋友对友谊的见解。
路遥病逝之后，我老伴非常惋惜地对我说：要是不转院到西安，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走人。
我说，为什么？
她说：西安的吃喝不如延安。
记得有一天上午，路遥就吃过六种饭。曹改萍送的是莲子汤，王克文送的是洋芋馇馇，还有谁送的是“抿夹”，但是路遥尝上一口就不吃了。不吃饭怎么行呢？我老伴又给他煮了一小碗延川的红枣，他吃了六颗。多吃一口饭，就增加一点儿营养，也就增强一点儿抵抗病毒的能量。
在延安，路遥的朋友多，这种饭吃不对，再做另一种，变着花样让他多吃一点饭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老家里这样。我觉得我老伴说得不无道理。
哎呀，我说得是不是脱题了？
（没有脱题。您正在生动、真切地向我们讲述您和路遥的友谊）
是的，朋友和友谊是一种只有开头、永远不会有结尾的主题。
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而且，一来就不走了，一直要住到春节收假，我们相跟着到县城上班。
路遥病逝之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为了让路遥归故里，原省政法委书记、路遥生前好友霍世仁找我说这个事。他说，路遥的骨灰不能一直放西安，这个事儿咱不管谁管？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正在西安，为了路遥的事，他打电话让我到“芷园”见他。我说，霍世仁也对我讲过类似你的想法，他说，把霍世仁接过来一起谈。那次是省政协开会，延安市政协主席冯文德，榆林市政协主席赵兴国，也都是路遥的生前好友。于是，我们五个人在芷园的客房里，召开了一个民间小会。议定：我们这个组织叫“路遥纪念馆筹委会”，我们五个人都是成员，推举延大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
我向申沛昌通报霍世仁、张史杰、冯文德、赵兴国和我在芷园开会的情况后，申沛昌说了两句话：办路遥的事儿，我热心；与这几个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通过文艺处的王兰英同志为我带来口信：要我们就重新安葬路遥之事，打个报告，宣传部解决一点儿经费。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说来容易，做时难”。重新安葬路遥这件事情，尽管一路“绿灯”，其实，做起事也非常麻烦。征求路遥亲属的意见，墓地的选择，设计和施工都非常具体。当时，我还在《延安文学》总编的岗位上。本来就是“超负荷”运转，而这些社会工作，又不能不做。记得有一次要腾出一上午的时间去延大办事，头一天晚上我加班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钟。
我感谢许多朋友对我的信任。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也是愉快的。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说吃亏，不说吃苦，不说委屈……我曾在一首“致老妻和孩子们”的诗中写道：
对于我的死亡，
不要悲伤，不要哭泣；
我无怨无悔地走了，
像一颗成熟的种子，
从上帝的指缝滑落……
曹老师，我们还想请您换一个角度说路遥。您能否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讲一讲，路遥及其作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价值。
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先讲两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陪日本国研究路遥的学者、姬路独协大学教授安本实先生去路遥的墓地，我们首先给路遥送上束鲜花。安本实先生知道路遥爱抽“红塔山”，他颤微微地点燃三支香烟，放在路遥的墓前。他对着墓碑说：请路遥先生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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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6）
我和安本实先生，随意地在路遥的墓前表示了我们对这个亡灵的怀念和哀悼。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两个青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拿着一束他们刚从山上采来的野花，非常恭敬地置放在路遥的墓前，这才引起我的注意。
我原以为他们是延安大学的学生，来山上恋爱或者玩耍。我问他们是延大学生吗？那个男孩子说：不是延安的学生，我们是西安交大的学生。我又问他们，是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吗？又回答说，不是的，我们是路遥作品的读者。
说话间，我才发现路畔上放着两个旅行包。也就是说，这两个青年早晨坐火车从西安到达延安，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就直奔文汇山看望路遥。
看着这两个青年，我心中一热：路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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