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十五年祭-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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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作家们如何钟情于改革，如何欢呼它、颂扬它，但当它的脚步日渐逼近真正到来之际，灵魂工程师首先感到的还是它对自己的挑战。报纸上见天见日披露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改革、退休养老改革等等，一样一件都在说明社会主义大锅饭是吃不成了，要你自己掏腰包。而这一切对所有人则一律平等，它不因为你是作家，你曾为它讲过一大箩筐的好话，你就可以少给一个铜板。作为刚刚步入中年的路遥，上有高堂健在，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他可能比谁都更加敏锐地意识到生存的挑战和未来的负担。那天他带着明显的焦虑又不失他惯常的幽默对我说：“把他的，咱们从小就知道喊依靠组织依靠党，党好像灵醒了，眼看着依靠不成哩！”
　　我笑道：“党早该灵醒了，这么沉重的包袱谁能背下去？再背下去更不得了！”
　　不知是因为我的附和，还是他思路的跳跃，他一下从沙发上坐起，不安地说：“不行，咱们得赚点钱，要不，哪一天就像独联体那些文化人一样，全都成了最穷的人！”
　　“你怎么谈虎色变？还不至于一下没饭吃。不管怎么变化，你总可以拿出积蓄先抵挡一阵子吧？”我说。
　　“积蓄？哪来的积蓄？就那么几个稿费，早都花完了……”
　　我当时的惊讶和疑惑绝不亚于前边提到的那位青年。谁都知道他刚刚出版了洋洋百万字的长篇《平凡的世界》，即便稿酬再低，怎么就花得一个不剩？
　　他唯恐我不信他的话，掰起指头一一算给我听。哪笔钱添置了什么东西，哪笔钱寄给了乡下，哪笔钱又还了朋友的债……不等他数落完，我已了然于心：不是他有意装穷，有意隐瞒经济情报，实在是收入有限，支出无穷。钱需要一把把地花，文章却得一个个字地写。他仿佛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远在陕北山村的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的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何况故乡那个平凡世界里的农民们，早就像神话一样谣传他，一笔稿费就买了一辆高级小卧车，每日里屁股后边冒烟地出入大宾馆。既然如此，远亲近邻，七姑八舅，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他伸手？在城里他还有他的小家，他又极不善精打细算、计划经济。每每心血来潮，跑到服装市场，买一件冒名牌的牛仔服，花掉一百多，一条普通的水洗布裤，被人索去七八十。他让我看他的新衣服，怎么样？贵不贵？我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应该砍价一半。他总恨恨道：“他妈的，又上了一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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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芳：财富——献给路遥（2）
一日他从街上回来，背了一背包食品饮料之类，迈着噗噗沓沓的脚步，一路走到编辑部晓雷的办公室，说他的女儿远远要去春游，他刚才给孩子买吃的东西，什么都好买，只有她要的三明治买不到，跑了好些路，回来时总算在我们附近的阿房宫宾馆找到了。他边说边从背包里拿出那块三明治，指着那精致的塑料盒问我们：“猜猜，这两块三明治花了我多少钱？60块！”
　　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的耳朵，大宾馆的东西即便再贵，两块肥皂大小、夹着几片黄瓜、西红柿和薄薄一层肉片的三明治，就值那么多？它该不是金子做的吧？
　　“我也不信我的耳朵，”路遥解释说，“可我问了服务员两遍，没错，一块30元，两块60元。我愣住了，可是面对那么漂亮的服务员小姐，既已叫人家拿出来了，怎么好意思转身逃走？硬着头皮也得买下，妈的，算咱们倒霉！”
　　听他对自己心态和窘状真实毕露的叙说，我和晓雷再也忍俊不禁地失声大笑起来。他急忙朝我摆摆手：　“不敢笑，千万别叫老刘听见了……”
　　老刘是编辑部的老编辑，就坐在一墙之隔的办公室。他一生克勤克俭，兢兢业业，用年轻人的话说，满脸的“旧社会”，一身的“苦大仇深”。路遥的意思是，要让老刘知道他花60元给孩子买三明治，一定气得不堪忍受，不批他个忘本才怪呢。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不止一次调侃着这句流行语。关于如何赚钱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他脑子里的设想像小说构思一样，一串一串的。时而是开家大餐馆，时而是搞个运输队，时而又想在黄土高原办个牧场……务虚少说也务了两三年，但无论他还是我，还是我们大院的其他人，总不见有谁迈出去一步。一次我对他说：　“也不记得是中国是外国，反正某位大人物说过，你若想要干成什么事，假如在72小时之内不见行动的话，那注定不会成功。”他嘿嘿地一笑，叹口气说：“看来，咱们还得吃写作这碗饭。”
　　其时，他正在忙于总结他的创作谈，取名《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一位诗人朋友，曾在一次聚会中，快言快语地对他说：“这题目不好，怪不吉利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那不是离太阳落山的时间就短了……”他的话不幸言中了后来的事，言中得叫人惊心。但当时路遥一定未加在意，他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信心，这部6万多字的写作心得，注入他的激情和心血，写得严肃、顺手和得意。早有一家编辑部向他约好稿，并答应付以高稿酬争先发表。他不无欣慰地说，要再得到大宗稿费的话，一定不敢随便乱花，先给孩子存笔钱，给她日后上大学用。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布后，他从京城载誉归来，读者和朋友频频向他道贺，省上和单位也为他开庆功会。在外界一片纷纷扬扬的赞誉声中，我们都知道路遥认真干的一件事，则是把北京和省里给他的奖金，以孩子的名义存进银行。两笔奖金不多不少，恰是一万元整。这一万元，也成了他身后唯一留下的一张存单。
　　今年盛夏，西安刮来一阵股票热，市民为之躁动不安。我对股票知识，还是春天在深圳创作之家时，两位外省青年作家启蒙的。他们讲得头头是道，我则像个插班生那样听得吃力而糊涂，发了好些幼稚简单的提问。事隔数月，内地人的股票知识普遍进步了，进步到足以懂得原始股可以赚钱。正在这时，我们大家的朋友省电台的郭匡燮急急地捎话说，他们单位已买到某某公司的法人股，分在他名下的那部分他买不完，哪位朋友愿要赶快来买。自然路遥也拿了家里仅有的现款，第二天随大家高高兴兴地去了。中途他还去出版社找了老同学，替朋友代买一份。
　　他平日对排队拥挤的场面最受不了，最不耐烦，那天竟老老实实地坐下等待，只是一根根地抽着烟，缴款的手续办得缓慢而复杂。收银员怕收了假钞，凡大面值者均一一登记编号，这样足足折腾了一上午。中午他听说后边的事还多着哩，什么认购证、身份证，什么领表填表，少说也得跑儿次，一下就望而生畏，再也忍耐不住了，急忙求我替他代办下边的事。哪知这股票拿到手，已是三四个月后，其时路遥已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了。
　　

李天芳：财富——献给路遥（3）
在他病倒的日子里，我恰在国外访问，先是马来西亚，后又去了美国。归来时，他海外的熟人和朋友都说：“回去后赶快去医院先看看路遥，告诉他，一定要站起来！”
　　回到机关，同事们都说他已熬过最可怕的日子，精神较前好转了，也能吃几两饭了，我的一颗紧缩的心才稍稍舒展，感到无比欣慰。但是当我站在病榻旁时，他的消瘦和气色着实叫我大吃一惊，尽管我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有料到，短短几个月病魔的折磨，躺在那里的他早已不是我熟悉的那个路遥了！他从被单下伸出一只枯黄的手，苦苦一笑：“你看我瘦成什么了，真正是皮包骨头。你是不知道，差一点见不上你哩。”
　　我的鼻腔一阵发酸，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幸亏在旁边的晓雷赶快拿别的事岔开他，并频频示意我将泪水收回去，才没有让他那十分脆弱和伤感的句子说下去。
　　我趁机把国外朋友的关切和问候带给他，我说你克服过许多困难，渡过许多难关，这次一定会不负众望快快站起来的。
　　他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又默不作声。停了半晌又问我，那边的世界怎么样？我简短答道，又精采又不精采。他长出一口气说，哪里也不是天堂，还是在自己家里好。
　　那是个星期天，探视他的人特别多，我不敢让他多说话，待旁人一个个都走后，赶快把带来的股票交给他，并将各种事宜一一交待清楚。他坐着一张张看过，面露喜色。我趁机给他打劲说：“你快点好起来，好了可以去炒股。当年马克思也炒过股，赚了一笔英镑呢！”我原是要将股票如数交到他手里，他看了看，却执意要我再拿回来替他保存。
　　离开医院时，我问他想吃什么，好做了给他送来。我知道医院的饭不一定合他胃口，大伙送来的饼干罐头之类，也引不起他的兴趣。果然他想想说：“油腻的一点也吃不下，我只想吃又酸又辣的红萝卜丝菜……”接下去叮咛我萝卜丝要切得细细的，辣椒角要那种顶辣的，醋要放得多多的——这正是他的家乡父老喝小米黑豆钱钱饭时，最喜欢的佐菜。
　　第二天我便依他所求如法泡制了一大瓶又酸又辣的萝卜丝菜，连同他要的几包北方口味的调料一同带给他。
　　几天以后，我听守护他的同志说，我带去的酸辣萝卜丝菜，路遥吃得很香；我还听说，在我离开医院之后，路遥曾几次对探视他的朋友说：“我现在是有股票的人啦，买了某某公司的股票……”他说的就是我帮他买好并替他保存着的那份股票，属于他的那部分总值为2500元。
　　又过了几天，一个阴冷的早晨，他竟然不辞而别，溘然长去。一连多少日子，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又冰又冷的事实。猛然拉开抽屉，一眼看见那硬硬的一叠替他保存的股票，他的认购书，他的身份证的复印件，他写给别人的一张借条……
　　不管日后人们将怎样评说路遥，也不管学者和评家将怎样研究他的人生和作品，在我看来，路遥拼力搏击的一生中，潜意识里一直有个支撑点，那就是要完全彻底地摆脱苦难和贫穷的童年带给他的诸多屈辱和阴影，但最终他也未能完全如愿。这也许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
　　我的心感到揪扯般的疼痛，再也忍不住泪水的哗哗流淌。
　　丧事过后，我特意请来他的合股朋友，他的妻子和女儿，将他留下的股票作为一份遗产郑重地如数移交给他们。办完一切，走出办公室房门，夜色已经笼罩了编辑部小院，朦胧中依稀可见玉兰银灰的树干和腊梅花散漫的枝条。通常这个时候，路遥最爱在树下独自散步或坐在藤椅上闭目养神。现在，他的灵魂和肉体都远远地离我们而去，再也不会在这个小院里蹒跚走动了……
　　我在院中伫立良久，默默对他说：
　　路遥，我知道你最放心不下的是你的爱女，你没有为孩子留下足够的遗产，仓促间甚至连一句必要的遗言也没有，但你短短的一生无疑是一份足够丰厚的财富，它将永远伴随孩子的健康成长并会给她带来好运！
　　

李天芳：财富——献给路遥（4）
写于199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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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扶路遥上山（1）
1、？我的手一提起笔来就颤抖，心也汪得难受，几次动笔，都半途而止。我明白我不能很有条理地将这篇悼亡文章写出来的了，于是，就涂些阿拉伯字母，断开来写。
　　2、？我和这位亡人在感情上是兄弟。曾经有过一段时问，我们之间的感情像最亲密的兄弟那样心心相息。同样的两个孤独的旅行者遇到了一起，我们进行着关于人生和命运问题的谈话，我们都在那一刻体验到生命的幸福。本该，我们都期待着，又一个推心置腹的时期的到来，但是，这种可能已经没有了。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人类中的一分子消失了，这同时是整个人类的损失，丧钟在为他而鸣的同时，也就是为我而鸣。我在接到噩耗的那一刻，立刻被一种强大的打击力量击倒了，胸膛里填满了悲怆，我用“物失其类，不胜悲戚”这句话作为我的唁文，发往建国路七十一号。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除了生活中必须说的以外，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感到痛苦。他的年龄和他的事业正在如日中天的时辰，他不该就这么撒手长去的。路遥的猝死给我以强烈的震撼。我痛切地意识到命运之神的冷酷和残酷，意识到生命力的如此虚弱和脆弱，意识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们说话的片刻就有理由成为一撮烟灰，意识到墓碑上一个时间概念和一个时间概念之间那一道横杠，是可以随随便便就划上去的。尽管前人早就告诉我们，既然你活着，你就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中，而最终的胜利者是死亡而不是你，这是人类的悲剧中有力反抗但无力解决的悲剧，根本意义上的悲剧。但是，我的朋友路遥，他是不是死得过早了点，过于急促了点。记得我小的时暌，世界上流行脑膜炎，不时有一个街坊邻居的孩子死去，那时，我整日惶惑，羡慕地望着身边那些长寿者和寿终正寝者，我想他们能活到那一把年龄，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业绩，本身就值得令人眼馋。这一段日子，当年的那种对命运的不信任感，感觉到自己像一棵风中小草一样的孤独无靠的心理，又重新控制了我。我常想自杀，以此来反抗死亡，改变和蔑视死亡。
　　3、？六十年代初期，人类对空间的征服史上，发生过一件大事。有个叫加加林的苏联少校乘坐宇庙飞船，飞上了太空。这天晚上，在荒凉而又贫瘠的陕北高原上，在一个县城中学的操场上，站着一个叫王卫国的学生。饥饿的他，卑微的他，泪流满面地望着夜空。他在一瞬间意识到了他和他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的全部悲剧性，他在这一刻产生了走出黄土地、走向大世界的勃勃野心。许多年后，他在他的引起强烈轰动效应的、被日本评论家称为“青春与激情的悲剧”（路遥认为这是对《人生》最中肯的评价）的中篇小说《人生》中，将他的理想人物命名为“高加林”。他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已的梦想，和对这块土地的祝福。
　　4、？他的童年是贫困的，而且这贫困和屈辱联系在一起。平日过往中，他不大提起他的童年，炼历使他把自己包装起来了，以免受伤，以便完成生活摊派给他的这个角色。但是，当他放松自已的时候，当他突然陷入一种善良的感情的时候，他会突然回忆起童年。他曾经给我谈起父亲将他送给伯父那一件事。他们是要着饭从清涧来到延川的。将他交给伯父后，父亲说，让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然后他再来接他，这位苦难的农家孩子含着眼泪将父亲送到村口，看着父亲佝偻的影子走向山路，然后被一段土崖挡住。只有这时含着的泪滴才掉下来。继而，他号啕大哭起来。因为他已经明白，父亲把他过继给伯父了，只是，他强使自己在送行时，没有将这一点捅破。
　　5、？在这种善良的感情下，路遥时常陷入回忆的，是他的初恋。我想那大约是个扎着两根羊角小辫、穿着一件红卫服、跳跳蹦蹦的爱演个文艺节目之类的北京插队知青。《人生》完成后，他从甘泉回到了延安。我不知从哪里为他弄来了两盒中华烟，接着又弄来了两条。他贪婪地抽起来。那天晚上，延安城铺满了月光。我们两个像梦游者一样，在大街上翻来覆去地走到半夜。“中国文学界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他说，他指的是那一包《人生》手稿。突然，他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