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十五年祭-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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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静了一会，他说：“世晔，睡不着，难受。”
　　我说：“悄悄睡”。
　　其实，我也睡不着，时间刚刚是晚上10点多。
　　大约过了30多分钟，我听见他翻了一下身。一看，他坐起来了。
　　我也坐起来，问他：“不睡了？”
　　“睡不着，让我抽一支烟。”
　　“不敢抽，抽了烟怕更睡不着。”
　　

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0）
“哎呀，不行，我心里明格朗朗的。”
　　无可奈何，我便给他拿去了烟，拉亮了房间的灯，让他抽了一支烟。
　　香烟还没抽完，他又对我说：“我饿了。”
　　“你想吃甚？”
　　“洋芋馇馇。”
　　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我在什么地方给你弄这洋芋馇馇。
　　我此时想到曹谷溪，便给他打电话，没人接。于是，我对他说：“你躺着，我去曹谷溪那儿给你蒸一碗。”
　　“好。”他说。
　　我去了文联，曹谷溪不在。
　　于是，我急忙折转身，让宾馆住着的延安报社的那位回去蒸一碗拿来。
　　然而，他睡了，我把他从睡梦中叫醒，给他说：“你快回去蒸一碗洋芋馇馇送到我房间，路遥饿了，非吃不可。”
　　他一口答应马上就去。
　　夜里12点37分，他就把洋芋馇馇提来了。
　　但是，路遥仅仅吃了不到二两就不吃了。
　　我看着他，说：“这下可要睡哩。”
　　他答应说：“睡。”真的上床钻进被窝。
　　我又一次关了灯，睡在原来的地方。
　　然而，路遥根本睡不着。
　　黑暗的房间里，我见他又爬了起来，把铺盖抱在地板的地毯上，躺下。不一会，又把铺盖抱在床上，折腾了好长时间，仍然没有入睡。
　　这时，他走在我跟前，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没睡？”
　　我说：“你不睡，我咋能睡着。”
　　我站起来，拉亮了房间的灯。
　　他烦躁不安地在房子里来回走动。
　　走了一会，他对我说：“世晔，我不想活了，我难受得要命，我跳楼呀。”
　　说着，他就朝三楼阳台走去，我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我说：“要跳，咱俩一块跳，不然我没办法向任何人交待，我还年轻，你忍心咱就跳……”
　　他听我这么一说，也没说什么，拉住我的手走进房间，再也没说跳楼。只是一个劲不停地呻吟，直到天亮，他仍然没合一眼。
　　晨6时，我们又走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的7号病房。
　　17
　　数日来，路遥对他的病仍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体，看着他日渐加重的病情，我心里非常着急。这天夜里，他很悲观地对我说“世晔，我可能好不了”。
　　“咋会。”我说。
　　“那这么长时间一点效果也没有？”
　　我说：“要见效果，那可要慢慢来，谁的病也不会好得那么快。”
　　然而，尽管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的病明显不能好转。
　　这时，我突然接到作协李秀娥打来的电话，说王观胜、李国平和徐志昕马上来延安看路遥。
　　我把情况告诉路遥，他却说：“这么长的路……唉——看又能顶了个啥。”
　　但是，夜里他好几次催我到大门口看他们是否来了。
　　我好几次走在医院大门口，都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
　　原来，他们路上车辆受阻，在夜里12点以后才赶到延安，没敢贸然闯进医院。
　　天刚亮，他们就探望了路遥。
　　中午刚过，路遥就把一天的的液体全部输完，他坐在床上没事。不一会，便对我说：“我想到杨家岭去一下。”
　　我说：“你身体不行，又病着，去那里干啥？”
　　他说：“我可以。”
　　我看到他很想出去转一下，也再不好强迫他别去，便请示医院同意后，就让他在病房里等我，我让作协小张开的车拉他去杨家岭。
　　然而，当我同王观胜他们来到医院后院时，他就已经站在了院里。
　　我急忙把他扶上车，就驱车前往杨家岭。
　　车上，他兴致很浓地给我们介绍延安大学、延安卷烟厂和杨家岭的有关情况。到达杨家岭，他坐在一块石条上，让我们去参观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曾在这里住过的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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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1）
返回的时候，他很疲倦，躺在车上，一声不吭，仿佛没有一点力气。
　　可是后来……
　　1992年8月28日3时，路遥因7天7夜的失眠　，病情突然恶化。
　　此时，他对我说：“我肚子疼。”
　　我说：“让我给你揉。”
　　揉了一会，他说：“这样好受了一些。”
　　我说：“可能是气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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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正当我使劲给他揉着时，他说：“别揉了，疼得更厉害了。”
　　我急忙跑到护士办，给值班的冯继江护士说：“路遥肚子疼得厉害。”
　　冯继江给我递来一支体温计说：“你先给他查一下体温。”
　　我急忙拿着体温计插进他的胳膊窝，还没过三分钟，心急的我就抽出来一看，温度将近40度。
　　那时，我根本不相信他的体温会这么高，那时，他肚上还按着一个热水袋，于是，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把体温计放在暖水袋上了？”
　　“不晓得。”他呻吟着说，“难活死我了。”
　　“重查一下。”我说着把降下的体温计又插到他胳膊窝，走出病房，对冯继江说：“路遥体温将近40度。”
　　冯继江和其他护士看着我，笑了，以为我和她们开玩笑。
　　“真的。”我说。此时，我一定是一脸急躁的模样。
　　冯继江看到我这个样子，就随我走进他的病房，将体温计拿出来一看，也惊讶地说：“哎呀，真的是度！”
　　她马上走出病房，把情况告诉给了值班医生屈大夫。
　　屈大夫走过来，看着路遥在床上翻来翻去，痛不欲生的样子，便询问他哪儿疼。
　　他只说肚子疼，疼得厉害。
　　他病得很重，说话的力气也快没有了，在床上打着滚，口里一声又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抱着他，使劲地抱着。但是，他因疼痛难忍，仍然在悲惨地喊叫着。
　　“快给他处理。“我对站在身边的屈大夫说。
　　“不行。”屈大夫说，“现在不能处理，过早地处理会掩盖他病情的真相。”
　　此时，他什么也不顾，紧紧抓着我的手，一会坐起，一会躺下。但是任凭他怎样折腾，都不能减轻他的疼痛。
　　时间过去很长一段，他的疼痛一点没减。
　　这时，他松开我的手，让我赶快把他的衣服铺在地上，他要往地上坐。
　　我死死地按着他，哀求他说：“不敢这样，你病太重了。”
　　但是，他不听，非往地下滚不可。
　　站在我一旁的延安报社总编李必达看到路遥悲痛欲绝的样子，含着泪对我说：“小张，就让他坐在地上。”
　　他在地上坐了没一分钟，还是疼得不行，便让我把他扶在床上。他呻吟得触目惊心，无比悲惨。
　　大约到了5时30分左右，省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从西安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护士让我赶紧去接。
　　我正急着没法把路遥此时的危重病情告知作协，忽然秀娥这么及时地打来电话，我强迫拨开他紧紧抓着我的手，跑到电话机前，告诉秀娥“路遥病得很重，跟前再没其他人”。还没等我告诉她路遥究竟病到什么程度，就听见路遥拼命地在房里一声又一声地喊我。
　　于是，我一把挂断了电话，跑到他跟前，紧紧抓住他的手。
　　此时，已近6时。正在我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时，主治大夫马安柱从传染科后门里走进来接班。
　　“马大夫，快，路遥病得不行了。”
　　老马一听，没顾上穿工作衣就跑到病房，一看此状，他也感到很严重，立即给医疗办总值班室挂了电话。
　　不一会，医疗办的负责人赶来了。
　　手术室的主刀也通知来了。
　　内科主治大夫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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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们以为路遥另外患了什么病，怕要立即进手术室。但是经手术室的大夫一检查，排除了动手术。然而，一下又很难检查出他的病因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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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2）
于是，医疗办的负责人又立即通知Ｂ超室，让他们立即做好为路遥做Ｂ超的准备工作。
　　就在我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延安地区文联的高其国正好赶来，马大夫一路小跑亲自前去挂号，让我马上抬路遥到Ｂ超室做Ｂ超检查。
　　我取来担架，把路遥抱在担架上，就和高其国抬上往Ｂ超室跑。
　　Ｂ超室设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门诊大楼的三楼。
　　也许是我当时心情太紧张，上了一层楼，腿软得就走不动了。
　　我说：“赶紧放下歇一会。”
　　高其国说：“稍缓一下。”
　　于是，我们把他放在二楼的楼梯上，伸了一下腰，又抬上走。
　　抬上三楼Ｂ超室门口放下，我给高其国说：“你快到文联把曹谷溪叫来，再叫上两个人。”
　　高其国跑着下了楼。
　　走进Ｂ超室，很快就进入了检查。经查，腹内有水，再无异常，只是肠子上有豌豆大的一块疤痕。
　　大夫问路遥：“你以前是否患过阑尾炎？”
　　“没有。”他说。
　　检查完Ｂ超，马大夫决定给他拍片。
　　于是，我搀扶着他，再次放在担架上，由高其国和文联其他三名同志抬着走到一楼拍片室。
　　然而，刚刚走下三楼，路遥说：“我的一只凉鞋不见了。”
　　“不管它，快走。”我说。
　　他也再没吭声。
　　抬进拍片室，文联的几位同志便去外边给他找那只凉鞋。可是，怎找也找不到，拍完片扶他往担架上躺的时候，我发现他枕头底下有一只凉鞋。
　　“凉鞋在这。”我说。
　　“给我。”他说，“让我拿在后里。”
　　我说：“压在底下。”说着就把凉鞋又放在了他枕头底下，抬回他的病房。
　　此时，已是夜里９时，路遥的病略有好转，疼痛渐渐减轻。
　　10时；医院对路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会诊期间，他们把我叫到医疗办，对我说：“初步诊断，路遥是腹水感染而引起肝区疼，再无发现异常病症。根据路遥目前病情发展状况，建议让他尽快转院治疗。”
　　我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我请求你们告诉路遥，说的时候尽可能对他说并不是他们不治他了，而是这儿医疗条件太差。”
　　“可以。”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
　　走出医疗办，我走进路遥的病房。看到他再不像刚才那样疼痛难忍。但是，完全可以看出他被病魔折磨得面目全非，整个身体全垮了下来。
　　他见我进来，仍关心着我说：“快歇一会，把你害死了。”
　　我乘机说：“咱赶紧转院。”
　　他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过了一会，他对我说：“你看呢。”
　　我说：“还是转院。”
　　“可以。”他说。
　　路遥答应了转院之后，我立即将情况告知给延安地委宣传部白崇贵部长，让他尽快同省委办公厅和省作协取得联系，就说路遥同意转院，让他们尽快联系好医院，等医院联系好，我们就动身回西安。
　　延安地委立即用传真将情况报告省委。
　　这时，我又走到医疗办，见马大夫正认真地做路遥病情汇报。我高兴地给他说：“路遥同意转院了。”
　　他说：“很好，路作家的病很重，不敢再拖延时间了。”
　　我回到路遥病房。他见我进来，便对我说：“世晔，我想上宝塔山看一看。”
　　我说：“不行，你再经受不起一点折腾了。”
　　我很悔，我没能满足他这小小的要求。能原谅我吗？路遥。
　　过了两天，省作协就给我打电话，说医院已经落实好，问我什么时候动身，以便他们到火车站接。
　　在没有得到西安方面联系好医院的消息之前，绝对不敢冒险让地委或行署帮助购买火车票。因为路遥一转院就必须住院治疗，中间不能有任何偏差和时间的失误。
　　为此，当我得知西安已经落实好了医院，立即去了延安地区行署，找到办公室副主任樊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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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3）
当地政府十分关注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作家路遥，对任何要求毫不推辞，并一口答应用最快速度购买4张软卧火车票。
　　于是，樊主任问我：“火车票买到什么时间？”
　　我说：“最好5号。”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人去买。”
　　我说：“最好包箱。”
　　他说：“可以。”
　　火车票已经落实好，再就是赶紧告知路遥的同学朋友。这些事情全部做妥，接着就是办理转院手续。
　　9月4日下午4时，我把一切手续办妥回到医院时，路遥最小的弟弟王天笑从门里闪了进来，一同来的还有经常给他送饭的妹妹。
　　他看见他弟来了，高兴地叫了一声：“九娃！”
　　这时，他让我和他妹妹到外边去一下，他有话想对天笑说。
　　我害怕他过分悲伤使他明天难以转院，便走出第一道门站住，听房子里的动静。
　　然而，不出我料，我刚刚把门闭上，就听见兄弟俩嚎啕大哭。
　　我一把推开门，见路遥抱着他弟天笑，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我一下把天笑从路遥怀里拉起，责备着天笑说：“你不敢这样，你哥一点刺激也承受不了。”
　　但是，悲伤的泪水仍然没有因此而消失。路遥一把又一把地抹着泪对天笑说：
　　“哥不行了，哥照顾不了你们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又哭得不能自制。
　　天笑站在他哥跟前，死死地抓着他的手说：“哥，你别说了，你会好的。”
　　我和泪相劝，满屋一片悲声。
　　就在护士进来拔液体时，这场悲伤的场面才算结束。
　　那夜，天笑陪着他。
　　18
　　9月5日，路遥由延安转往西安治疗。
　　早晨7时，我去他的病房，看见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脸和胡子都已打扫干静。
　　我说：“让我给你买碗小米稀饭，吃了好动身。”
　　他说：“可以。”
　　于是，我给他打来了一碗小米稀饭，让他趁热快吃。
　　他没说什么，就挣扎着吃完了。
　　时针已指向8点。
　　这是我和延安地区行署办公室樊高林主任商量好从医院到火车站出发的时间。此时，医院大院里早已聚集了许多送行的人。有地区政协的冯文德，地委宣传部的白崇贵，报社的李必达、李志强，文联的曹谷溪、高其国、杨明春，地区艺术馆的王克文，行署办的樊高林以及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近百名干部群众，都云集在这里。
　　他们都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这位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作家。
　　为了不使这场面更加悲壮，我建议尽量压缩送行的车辆，减少送行的人员。
　　然而，尽管如此，仍然有13辆送行的车流，50余位送行的人群。
　　汽车开到了延安火车站，站台上早已站满了认识路遥和不认识路遥的人群。他们都知道从这块土地上并为讴歌这块土地而病倒的自己的作家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他是累倒的。
　　他还年轻，才42岁。
　　他就要离开延安，他还会回来吗？
　　路遥被朋友们扶着朝站台上走去，几位执勤的铁路警察飞快跑向路口，为我们的作家拨开了一条通道。
　　路遥上了火车后，坐在紧挨窗口的床铺上。尽管他疼痛难忍，仍然用低沉的声调对我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