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鬼与人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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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有家电视台播出个“蒲家菜”，推出色彩鲜艳、“清淡可口”的四菜一汤，说是蒲松龄常吃的。这“蒲家菜”很精致，但未必是蒲松龄常吃的菜，菜的原料鸡脯肉、海米、玉兰片，清淡固然清淡，却与“清贫”离得很远。这是吃腻了肥鸡整鹅的阔人换口味，价值在鱼肉之上。穷秀才蒲松龄哪儿有常吃这四菜一汤的经济实力？
　　

苦行僧转世蒲留仙（2）
如果从蒲松龄作品中求证，可以发现，喜欢随手记下所见所闻所吃的蒲秀才，从没记载他常吃鸡脯海米之类的“四菜一汤”。蒲松龄的《日用俗字》写到很多菜蔬。山珍海味不多，农村老百姓的菜不少，“春半灰苔生旧圃，夏初扁豆上高棚”，“金酒刀蚕皆豆种，东西南北有瓜名”。蒲松龄把曲曲菜、婆婆丁、榆钱、杨叶都写进去，而且仔细写如何做这些野菜。但《日用俗字》没写如何发海参鱼翅、如何做山珍海味，看来蒲松龄的饮食习惯跟《红楼梦》的刘姥姥相似，相当于中农水平。
　　灾荒年，蒲家没有干粮吃，煮锅麦粥给孩子们填充饥肠，几个孩子对粥群起而攻之，大儿子拿着饭勺到锅底捞稠的，喝得“呼噜呼噜”，满身都是。二儿子还没有跟哥哥争抢的能力，拿了碗叫着和哥哥抢勺子。小儿子刚会走路，为了抢粥把盆碗都踢倒了。女儿又饿又不敢参加争食，可怜兮兮地看着父亲。蒲松龄心酸地担忧：我怎么养活这帮饿肚子的孩子啊！……《日中饭》记叙了这个有趣而令人心酸的场面：“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这是蒲松龄青年时代生活的写照。
　　蒲松龄的词《金菊对芙蓉（甲寅辞灶作）》写的是中年时的生活：“到手金钱，如火燎毛，烘然一粹完之。”岁末敬神没有好菜，只有瓦炉的袅袅青烟和浊酒三卮。蒲松龄风趣地说：灶神不会因为敬神不丰，就到上天说坏话吧？
　　《青鱼行》是蒲松龄晚年的诗，写蒲松龄看到青鱼很眼馋，可是吃不起，“二月初来价腾贵，妄意馋嚼非所暨”，青鱼是低档次的鱼，晚年的蒲松龄仍吃不起。年过古稀的蒲松龄还经常吃不到肉。71岁时他有这样的诗句：“荒后肉食贵，安分忘馋嚼。”
　　蒲松龄的饮食水平相当低，按阶级划分，大约相当于“下中农”的水平。上世纪80年代我陪一位美国博士去蒲家庄。蒲松龄纪念馆馆长鲁童热情地用“蒲松龄写过的煎饼和蒲松龄常吃的菜”招待。我相信这可能真是蒲松龄在春季、且是他经济比较富裕时吃的菜：韭菜炒豆腐、鸡蛋煎香椿芽、凉拌曲曲菜、蒸榆钱儿。
　　美国博士说：在中国走了那么多地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菜！
　　吃到蒲松龄吃过的食物，被外国朋友看成是来华访学的最大收获。
　　看到煎饼，洋博士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哇！这就是煎饼吗？这就是蒲松龄写的‘圆如望月，大如铜钲’的煎饼吗？我还一直以为煎饼就是我在北京看到的大饼呢，原来不一样。”
　　我一边教洋博士怎么把韭菜炒豆腐卷到煎饼里，一边讲蒲松龄后人给我讲的“三老祖”（蒲松龄排行老三）“唐诗待客”故事：
　　有一次，蒲家来了几位朋友，蒲松龄想招待朋友吃饭，家里却只有六文钱。他的妻子刘氏愁得很，蒲松龄却说好办好办，如此如此……他让刘氏用两文钱买韭菜一把，两文钱买豆腐渣一团，两文钱买冬瓜一个，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嫩叶儿，从鸡窝取出两个鸡蛋，便做起菜来，每上一菜，蒲松龄都说这菜有一个别致的名字：
　　第一道菜是清炒韭菜上铺蛋黄，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第二道菜是焯好的柳叶撒上细盐围一圈儿蛋白，是“一行白鹭上青天”；
　　第三道菜是清炒豆腐渣，是“窗含西岭千秋雪”；
　　第四道菜是清汤上飘着冬瓜刻的小船，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美国博士听到这样的“蒲家菜”，哈哈大笑。
　　“唐诗待客”可能是传说，但我认为，比较合乎蒲松龄实际的生活水平，还带点儿“苦中取乐”的意味，跟他春节祭神写的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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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可悲举人情结（1）
蒲松龄自称苦行僧转世，他的“苦行僧”生活除了生活贫苦之外，最主要的是科举考试考得苦。这位天才大作家执着而可笑的举人情结尤其令现代的研究者和读者觉得不可思议。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著名语言学家殷孟伦教授一起到蒲松龄故居访学，我们在蒲松龄墓地一棵树干上看到一首歪歪斜斜的打油诗：
　　失却青云道，
　　留仙发牢骚。
　　倘若中状元，
　　哪有此宇庙？
　　“乱弹琴！”殷孟伦教授气呼呼地绕树转了一圈儿，停下脚步又把打油诗念了一遍，然后，长叹一声，“它倒有几分道理！人哪，就是生于忧患，隳于安乐，艰难困苦，玉汝以成！”
　　假如蒲松龄当年科举顺利，封建社会数以万计的“知县大老爷”可能增加一员，而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蒲松龄的才气肯定超过很多状元，但他总考不上举人。过去人们试图对蒲松龄考不上举人作出解释，有个说法是：蒲松龄写鬼狐讽刺人，他参加乡试时，鬼狐就“入闱”干扰他……这个说法跟蒲松龄摆茶摊收集写作素材一样，是无稽之谈。
　　说来有趣，蒲松龄一生科举不得志，恰好从他少年得志开始。
　　顺治十五年（1658年），19岁的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在县、府、道三试中名列榜首成了秀才。录取蒲松龄的是山东学政、大诗人施闰章。清初诗坛号称“南施北宋”，指的就是安徽的施闰章和山东的宋琬。施闰章给童生道试出的第一道题是《蚤起》。“蚤起”题目出自《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形式上有严格要求，写多少字，分几段，都有具体要求，更重要的是，内容要揣摩圣贤语气，代圣贤立言。既然题目是“蚤起”，顾名思义，就该模仿孟子的语气，阐发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蒲松龄却写成了既像小品，又像小说的文章。文章开头写：“我曾经观察那些追求富贵的人，君子追求金榜题名的功名，小人追求发财致富，有些人自己并不富贵却迫不及待地伺候在富贵者门前，唯恐见晚了，至于那些悠然自在睡懒觉、无所事事的人，不是放达的高人，就是深闺的女子”（原文为文言）。这哪儿像八股文？这是描写人情世态的小品文，接下来，蒲松龄干脆虚构起来，写齐人之妇，夜里辗转反侧，琢磨追踪丈夫。文中有人物心理描写，有人物独白和对话，很像小说，这样的文章怎能符合八股文要求？但蒲松龄遇到的是大文学家施闰章，爱才如命的施闰章。施闰章欣赏蒲松龄对人情世态栩栩如生的描写，他认为，蒲松龄把人们追求富贵的丑态，通过“蚤起”两个字，写活了，写绝了，他写了八个字的批语：“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大笔一挥，蒲松龄，山东秀才第一名。
　　蒲松龄三试第一，名气很大，踌躇满志地走上了求官之路。但接连四次乡试（举人考试）都名落孙山。追根究底，蒲松龄用小品笔法写八股，虽然得到施闰章的赞赏，其他考官却不会认可。他们都是用刻板的八股文做敲门砖取得功名的，他们只会写这样的文章，也只欣赏这样的文章。蒲松龄的才子之笔怎么能入这些平庸考官的青目？
　　因为施闰章的赏识，也可以说是误导，蒲松龄最初参加科举考试就偏离了跑道。
　　蒲松龄做了半个世纪秀才。秀才是最低的功名，却最辛苦，总得考试。各省学政任期三年，学政到任，先举行秀才考试，叫“岁考”。岁考决定秀才的等级，考得不好，要降级，考到一等，就有了做廪生的资格。所谓“廪生”，就是享受朝廷津贴的秀才。廪生有名额限制，即使岁考一等，也得有了空额才能“补廪”。岁考第二年举行科考，成绩分六等，考前几等，可以参加乡试，考五六等，要降级。蒲松龄做秀才做了20年才“补廪”。按规定，乡试三年一次，纳税多的省可以录取百名左右举人。蒲松龄一生大约参加过十次左右乡试。也就是说，大作家蒲松龄为区区“举人”功名，用了不少于30年时间反复参加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的诗词记录了这些尴尬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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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可悲举人情结（2）
康熙二十六年，48岁的蒲松龄参加乡试。他拿到考题，觉得很有把握，写得很快，回头一看，天塌地陷！原来他“闱中越幅”了，违犯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有严格的书写规范，每一页写12行，每一行写25个字，还必须按照页码1、2、3连续写。蒲松龄下笔如有神，写完第一页，飞快一翻，连第二页一起翻过去，直接写到第三页上了，隔了一幅，这就叫“越幅”。而越幅不仅要取消资格，还要张榜公布，就好像现在考试作弊被公开点名，是很丢脸的事。蒲松龄写了首词《大圣乐》描写闱中越幅的感受：“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他痛心疾首，无颜见江东父老。
　　蒲松龄被折磨得如痴如狂，却不肯放弃对举人的追求。三年后，康熙二十九年，蒲松龄又参加乡试，头场考完，被内定第一名，偏偏第二场考试他因病没能考完。又名落孙山！他的《醉太平》词写“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将孩儿倒绷”，像有育儿经验的妇人把婴儿襁褓包倒了。
　　年过半百的蒲松龄仍不肯罢休，他的妻子刘氏劝他：不要再考了，如果你命里有官运，早就出将入相了。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一定要听打着板子向老百姓催税的声音呢？蒲松龄虽然觉得妻子说得不错，却仍不甘心，他63岁时在《寄紫庭》中写“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说明蒲松龄再次在乡试中失利。此时离他“三试第一”已过去44年。
　　蒲松龄升官梦破灭后，又寄希望于儿孙。耐人寻味的是，不仅他的子孙不能飞黄腾达，他教的学生也同样没官运。他40岁后任教的毕府，过去出过尚书、刺史，蒲松龄在毕府30年教出的学生，居然无一人通过乡试。这一切都说明，蒲松龄治学跟科举考试背道而驰。
　　蒲松龄在八股文上用这么多精力，未免可惜。如果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写小说上，《聊斋志异》的篇幅肯定可以翻一番。那是多美妙的事？
　　我们现在旁观者清，当年蒲松龄却当局者迷。因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是下层知识分子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出路。蒲松龄虽然喜欢写小说，却数十年如一日，花费大量精力钻研八股文，痴痴盯着“举人”这个头衔。直到晚年，蒲松龄因为《聊斋志异》很有名气时，他仍然认为，自己一生一事无成。
　　人总是很难认识自己，蒲松龄始终认为他做进士绰绰有余，只是缺举人这个环节。《聊斋志异》反映出强烈的“举人”情结。蒲松龄在《王子安》“异史氏曰”中说，秀才考举人有七种相似：刚进考场时，光着脚提着考篮，像乞丐；点名时，考官训斥，隶卒责骂，像囚犯；等回到考试的号房，一个一个号房上边露出脑袋，下边露出脚丫，像秋末快要冻坏的蜜蜂；等出了考场，神情恍惚，觉得天地都变了颜色，像出笼的病鸟；等到盼望发榜，草木皆兵，做梦也总是幻想考中，有时想到得志，顷刻间楼阁亭台都有了；有时想到失意，瞬息间骨头都烂了，这个时候，坐卧难安，好像是被拴住的猴子；忽然，飞马来报考中的消息，报条里却没有我。这时神情突然变了，灰心丧气，像服了毒药的蝇，摆弄它也没感觉；刚刚失败时，心灰意冷，大骂考官没眼睛，笔墨没灵验，势必把案头的书都烧了，烧了还不解气，还要撕碎了，用脚踏，用脚踏还不解气，一定要把这些书丢到脏水里，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人把八股文拿给我，必定要把他轰走，没多久，气渐渐平了，想求功名的想法又起来了，就像是跌了蛋的斑鸠，只好衔木营巢，重新另筑窠。这样的情况，当局者痛哭得要死要活，而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实在是可笑到极点。“七似”对秀才考举人的精彩概括，没有切身体会绝对写不出来。而这些真实的感受是蒲松龄写出大量精彩科场小说的依据。
　　蒲松龄既然连举人都没有做上，那么，现在留存下来的蒲松龄的唯一画像为什么是穿官服的？他穿的是什么“官服”？
　　

执着可悲举人情结（3）
蒲松龄的官服是贡生服。蒲松龄19岁成秀才，72岁成贡生。贡生，是蒲松龄在科举路上苦撑苦熬数十年的最终成果。
　　贡生有几种，蒲松龄是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朝廷给补助的秀才）满十年后排队挨号升贡生。一个县三年可升一人。做了贡生，理论上可以做官，于是蒲松龄有了个官衔：“候选儒学训导”。
　　“儒学训导”是多大的官？儒学训导算不上是官，也没有品，算小吏。封建社会有各级官学，中央有国子监，省里有府学，最低的是县学。县学正教官叫“教谕”，需要举人出身，副教官叫“儒学训导”，可以派贡生做。但是，请注意，蒲松龄的“儒学训导”前边还有两个字“候选”，也就是你有儒学训导资格，能不能做上？还得由巡抚决定：看山东省除淄川县之外，有没有空出位子，如果空出位子，再看有没有排在你前边的人？蒲松龄做廪生27年，才挨上贡生，照此挨下去，这个大约相当于县中学副校长的“儒学训导”何时到手？所以，蒲松龄这个“儒学训导”，这个“岁贡”，颇像现今大学评职称给资格很老的副教授“资格教授”，不兑现工资和岗位，所谓“地方粮票”、“评退教授”、“名片教授”。对年逾古稀的蒲松龄来说，贡生只带来精神安慰和小小的实际利益：四两贡银。县令却迟迟不肯给蒲松龄树旗匾，发贡银。宣称“片纸不入公门”的蒲松龄不得不一再向县官上呈，请求县官来树旗匾，还声明，因为天旱少收，他欠了税，急等这几两贡银交税。县令给他树了旗匾，那几两贡银蒲松龄却始终没拿到。
　　一年后，江南画家朱湘麟来到淄川，蒲松龄之子请他给父亲画像。蒲松龄穿上了贡生官服。他在画像上题辞表示担心：穿这样的衣服，会不会被后代人“怪笑”？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蒲松龄在清冷的书斋依窗危坐而卒，享年75岁。
　　苦行僧入室而出生的蒲松龄，像高僧坐化，离开了人世。
　　蒲松龄去世后，他的儿子替他写传，在题目中郑重地冠以“候选儒学训导”。我每次看到这个题目都震惊。人都死了，还候选什么？蒲松龄之子对父亲盖棺论定“功名”的重视，表明了蒲松龄的态度。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蒲松龄追求一生，最终到手的举人还带个“副”字！实在可怜可悲可笑。
　　但正是这可怜可悲可笑，成就了古代小说史多部精彩的小说，《聊斋志异》是最早集中揭露科举制度弊端和危害的作品。《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等写一个个秀才鬼魂滞留人世，继续参加乡试，构成奇特的“死魂灵”求官书生群像，成为中国小说史的奇观。其实，说穿了，这些有才气没运气的秀才不过是作者本身的“变形金钢”。
　　

聊斋是怎样写出来的？
蒲松龄总考不上举人